1937年，何叔衡的女兒來延安找父親，謝覺哉說：他已經犧牲兩年了

1935年2月24日夜，閩西長汀細雨迷蒙。山谷間槍聲急促，零星火光照出一位花白胡須的中年人。他氣喘吁吁，卻死死護著身旁的公文袋。當敵軍逼近，他忽然停步，朝隊友擺手：“別管我！”下一秒，身影縱入懸崖，擊碎夜色的，是衣袂掠風聲。護送隊長鄧子恢愣在那里，久久不能言。

這道峽谷埋藏了他的名字。信息被戰火切斷，兩年后才翻山越嶺抵達陜北。1937年盛夏，延安楊家嶺窯洞前來了兩位姑娘——何實山、何實嗣。她們一路從湖南走到西安，再搭便車進陜北，只為問一句：“父親在哪？”

遍尋延安無果，謝覺哉接見了姐妹。他抬頭，紅了眼眶，“孩子，你們父親在長汀犧牲，兩年多了。”寥寥數語，如山崩地裂。消息傳到整座寶塔山，窯洞里的人都沉默了。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6周年紀念會上，毛澤東向會上宣布了這一噩耗，低沉的話音讓會場里的煤油燈都似乎暗了半分。

這位在閩西消失的父親，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寧鄉一個貧苦農家。早年扒著牛角學耕作，饑腸轆轆時，他羨慕自家黃牛能“放肆吃草”。父親的一句“長大像牛一樣做事，必能吃飽”成了他畢生信條。

26歲那年，他考中秀才。縣里要他去當管錢糧的小吏，他甩袖拒絕，轉身種田教書，鄉親給他取了個外號——窮秀才。此后他與謝覺哉、姜夢周等結拜，被稱為“寧鄉四髯”，合辦“薄費多徒館”，學費只有別家一半。貧寒學童蜂擁而來，簡陋課堂卻生機盎然。

辛亥炮聲一響，他第一個剪斷辮子。見妻女仍纏足，他干脆把尖頭鞋統統劈了。有人譏他“老來俠客”，他笑答：“國將新生，人亦當新。”

1913年，他以37歲“高齡”考進湖南省立第四師范。校長目瞪口呆，他卻道：“舊學淺，新學盼，一棵老樹也要抽芽。”同年，和正在預科班讀書的毛澤東相識。校園傳言：“毛潤之所謀，何胡子所趨；何胡子所斷，毛潤之所贊。”

隨后驅張敬堯、創辦文化書社、成立湖南俄研會，一連串動作，把這位“遲到的學生”推到歷史前臺。1921年7月，上海南湖紅船上，他是最年長代表。返湘后，他與毛澤東組建中共湖南支部，夜以繼日發展工友、學生，腳底磨出水泡，仍嫌行程太慢。

大革命失敗，他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山丘冬雪厚，夜半室友聽見他嘆息：“衣佩未解，國事難安。”1930年他學成歸國，在上海主持互濟會，暗中營救無數被捕同志。

1931年秋，他抵達瑞金，被毛澤東推薦為工農檢察部部長。三件寶：布袋子、手電筒、記事簿，陪他走遍山坳。瑞金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濫用職權、橫行鄉里，他赴現場查證，當眾宣布槍決。有人寄來子彈恐嚇，他把彈殼敲在桌上，“好！查對了路子！”村民給他起了新稱呼——何青天。

可是在“左”傾路線影響下，他被扣上“右傾”帽子。1934年初，所有職務被撤。毛澤東此時亦受打擊，愛莫能助。10月，中央紅軍長征，他被迫留守。臨別前，毛澤東握住他手臂，兩人默然無語。

敵軍步步緊逼，他鼓勵留守同志：“剩下一個人也要斗爭。”組織決定護送他與瞿秋白北上，途中遭襲，他體力不支，懇求鄧子恢開槍了結，未果。終在懸崖邊躍身，以生命兌現“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

消息遲到，悲痛卻沉重。何實山、何實嗣揣著父親舊照片離開延安時，窯洞口一排送行的戰士脫帽默立。謝覺哉目送她們背影，小聲念叨：“傳，一定要寫。”十年后延河水畔，他寫下“臨危一劍不返顧”句子，兌現誓言。

1964年1月7日，長汀縣委在烈士犧牲處立碑，董必武題字。碑不高，卻日日有人獻花。老人站在碑前常說：“他年紀大，但心最年輕。”

從“窮秀才”到“何青天”，從南湖紅船到長汀絕壁，何叔衡的人生像一根繃緊的弦，直到最后一刻才斷裂。犧牲時59歲，入黨已14年，他始終堅信：個人的終點，正是革命的起點。他沒有等到女兒，卻用另一種方式把未來交給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