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謝覺哉病逝，妻子王定國找到中央：我什么級別，住什么房子

1958年夏末，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石板地被太陽曬得發燙。全國政協禮堂里，一位須發花白的老人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他就是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散會鈴聲剛落，他又立刻站起身，招呼工作人員：“下午去檔案館，還有兩份卷宗沒看。”身旁的秘書悄聲提醒：“謝老，天氣太熱，您歇一會兒吧。”謝覺哉只是擺手。這樣的情景，成了他晚年工作的日常注腳。

把鏡頭拉遠，老人這種近乎固執的勤勉，源自他對治世之法的執念。早在1938年，他在延安就提出“革命亦須法治”——這句話后來寫進了最高人民法院門廳，只有極少數人記得，它是謝覺哉用半宿時間拍桌子寫下的。

1963年春天，79歲的他帶著調查組南下。從長沙到昆明，再折回上海，行程三千多里。一路火車顛簸，謝覺哉常常在人聲嘈雜的車廂里批改報告，夜里燈泡閃爍，他提筆涂改的動作卻從未停過。看見他握筆的手青筋暴起，年輕人暗暗咋舌：老紅軍的韌勁，實在讓人服氣。

可機器終有疲乏的時候。1964年初，謝覺哉在家中吃午飯時突然筷子滑落，半邊身子不聽使喚。醫生診斷為腦血栓。聽到結果，他只輕輕嘆了口氣：“手廢了，嘴還在，腦子還在。”然而，寫字這件事，他再也無法自如完成。

病房里，陪護的王定國寸步不離。她比謝覺哉小29歲，卻是跟著紅軍風里來、雪里去的女戰士。1928年，她才十五歲，腳還纏著三寸金蓮，就被母親送去當童養媳。六年后，川東地下黨湊出四十多塊銀元，把她“贖”出來。解開裹腳布、剪掉長發、扛槍入伍，王定國把自己交給了革命。

1935年長征翻越夾金山，王定國睡夢里腳伸出被子，醒來時腳趾已凍僵裂開。她咬牙把凍傷的指節搓熱，包好，繼續行軍。多年以后，她把那一夜的疼痛寫進日記：“若連自己一雙腳都快保不住，還談什么革命？”那篇日記，謝覺哉后來讀了三遍。他對秘書說：“這孩子是鐵打的。”

抗戰爆發后，謝覺哉奉命去蘭州辦事處，負責統戰與營救。王定國西征途中被馬步芳俘虜，機緣巧合下又被謝覺哉想方設法救回。一個長期操勞公牘，一個剛從戰俘營里逃出，兩個人的命運線在黃河岸邊交織。幾年后，他們在延安的窯洞里舉行了一場簡樸的婚禮——新娘腳上只穿一雙草鞋，新郎的布衣已經打了補丁。唯一的“婚戒”，是毛線纏成的紅圈，被他們視若珍寶。

歲月流逝，政治風暴驟起。1966年底，王定國被關押審查。家里只剩半身不遂的謝覺哉。警衛員勸他搬到條件更好的病房，他搖頭說：“我要守著她的味道。”他用僅剩靈活的左手寫信給周恩來，請求查明真相。周恩來批示釋放王定國。冬夜里，王定國回到家，屋里一片漆黑。她摸到沙發，謝覺哉虛弱卻倔強：“在……在……”僅此一詞，已含萬語。

病體終究未能敵過歲月。1971年6月25日，謝覺哉走完了他83年的風雨人生。按規定，部長級遺屬可繼續住在原高干房。可是喪夫未滿七日，王定國就敲開了有關部門的門：“我是什么級別，就住什么房子，別為難組織。”她退掉配車，撤回專職服務人員，搬進了普通住房。有人勸她“留個方便”，她擺手：“方便得太多，容易忘了自己是誰。”

那幾年，她沒少遭冷眼。外人議論：“謝老已去，她又無子女靠山，何苦自降標準？”然而王定國認準一件事——公私必須分明。后來談起這段往事，她語氣平淡：“不是高風亮節，只是不想給謝老抹黑。”

1976年以后，局勢緩和。王定國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館整理資料。胡耀邦在西山見到她，關切地說：“你別干其他活，把謝老的日記、手稿整理好了，就是貢獻。”王定國點頭。其實，這對她是再熟悉不過的工作——在延安時期，她就負責過《解放日報》文檔。那時每晚挑燈，整理稿件，紙灰落得滿頭都是。

她用了整整六年，翻閱十來萬字手稿，走訪數百位知情人，《謝覺哉年譜》《謝覺哉司法文稿選編》等書相繼出版。有人問她為啥如此較真，她輕描淡寫一句：“謝老生前最怕材料不準。”

2004年，91歲的王定國踏上“重走長征路”的考察車。抵達瀘定橋時，秋風乍起，她執意不用攙扶，踩著鐵索緩緩前行，鋼索輕晃，人群屏息。回到岸邊，她拍拍孫輩肩膀：“你們祖父50多歲還這么過橋，我們又怎能偷懶？”

王定國常說，謝覺哉留下的最大財富，不是頭銜，而是律己與公心。1971年那句“我什么級別，住什么房子”，如今看仍是鏗鏘。它像一把尺子，丈量著革命者的本色，也提醒后來者：職位不等于特權，人生所有榮耀，終要用擔當來支撐。

2016年8月9日，這位從懋功雪嶺走來的女兵在北京安靜辭世，享年102歲。她留下的，不只是幾柜厚重的史料，更是一條清晰的坐標——在亂云飛渡的歲月里，信念和廉潔才是挺立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