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對美日同盟的“再造”

特朗普重新上臺以來，對待盟友依舊延續其第一任期時的路線，強調“美國優先”與“責任分擔”，具體投射到日本便是促其擴充軍備以分擔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防務成本，此舉與日本右翼推動的擺脫戰后束縛、修改“和平憲法”、成為“正常國家”戰略不謀而合，美日同盟關系因此正在經歷歷史性的“再造”。

同盟再升級

自拜登政府以來，美日安全合作中“美國充當矛、日本扮演盾”的職責分工逐漸發生改變，日本自衛隊致力于加強與駐日美軍協同作戰的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實行收縮，同時推行“西半球優先”，但對“印太”采取“豁免”，不僅維持強勢存在，而且加緊控制盟友，把重點放在扶植日本上。為此，特朗普政府不僅沒有改變拜登政府打造的美日同盟一體化戰略方向，反而更加積極地提升美日安保合作。2025年2月7日，時任日本首相石破茂訪美，與特朗普會晤后發表共同聲明，宣布雙方共同追求美日同盟關系的“新黃金時代”。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沒多久，于10月28日與特朗普實現會晤，大施“奉承外交”，重申推動美日“新黃金時代”同盟關系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推動日本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占國內生產總值（GDP）3.5%的水平。高市在2025年10月24日國會施政演說中宣布，力爭在本財年結束前（也即2026年4月前）將國防開支的GDP占比從1.8%提高到2%。原定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是2027財年結束前，如今高市在日本財政狀況日趨嚴峻的情況下提出要提前實現這一目標。高市還承諾，將在2026年底前修訂三份關鍵的國防和安全政策文件。顯然，日本將在“滿足美國要求”名義下，加速推動軍事能力建設，同時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形成新型作戰體系。

二是推動美日安全合作從“美攻日守”轉向協同作戰。2025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訪日時，宣布駐日美軍已啟動“聯合作戰司令部”設立程序。此舉旨在推動雙方作戰指揮體系加速融合，最終建立“美日聯合司令部”。為配合美方這一調整，實現美日作戰指揮體系融合運作、情報共享及行動協同，日方通過在自衛隊改革進程中設立新機構來實現對海陸空自衛隊的統一指揮。美陸軍部和日防衛省還于2025年9月正式啟動“戰略性推進相互運行時間保障人工智能”計劃，這是一個以運行時間保障（RTA）技術為重點的合作研發架構，旨在為人工智能無人機與下一代戰機的整合提供支持，提高美日作戰的互操作性。

三是推動美日延伸核威懾升級。在《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美國國會同意繼續向駐日美軍升級撥款。從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可以看出，美國仍視日本為威懾中國的最重要國家，預計將會加緊在日實施“美軍海基核巡航導彈計劃”，有日本軍事專家預計美軍海基核巡航導彈將在2030年前后落地日本。不僅如此，美國也在改造駐日美軍，賦予美日同盟聯合行使核常規打擊的能力，日本則計劃在平時也準許美軍搭載核武器潛艇開展海域巡航、港口訪問行動。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為控制維持“印太”同盟體系的成本，鼓勵日本為筑牢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和美日韓、美日澳、美日菲等合作機制“印太”小多邊機制發揮作用，這些機制將結成以美國為中心的遏制中國“印太聯盟網絡”。同時，鑒于美國自己已大幅減少對外援助，特朗普政府協調日本增加對全球南方國家的軍事安全援助，日本也確實正以亞太為重點，向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積極供援，并與澳大利亞等多國頻繁舉行聯合演習。

日本防衛省。在2025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閣僚會議敲定的2026財年預算中，防衛費預算約為9.0353萬億日元，創歷史新高。

“美國優先”的美日經濟合作

在經濟領域，美國盡管一直拒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但在許多問題上與日本保持一致，特朗普政府在包括供應鏈韌性、降低經濟風險及尋求與“印太”相關國家在關鍵技術領域建立伙伴關系方面與日本保持合作。

2025年10月特朗普與高市會晤的一個“成果”是重申在稀土等關鍵礦產供應安全方面的合作。將中國逐出美國及盟友稀土供應鏈已成為美國維護經濟安全的優先任務之一，而日本在“降低對華稀土依賴”方面的“經驗”引起美國關注。美日簽署的雙邊協議特別強調了稀土開采和加工領域的合作，偏重于供給側。但考慮到中國在稀土生產方面的強勁優勢，美日也商定了需求側戰略，包括資源節約、替代技術開發、回收利用等要素，美日“穩健且有韌性的應對方案”還包括加強戰略儲備和建立應急響應機制。

特朗普政府對美日在造船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加強合作的積極推動也值得關注。三菱重工、東芝、日立等日本公司對包括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在內的核能項目以及美國電力基礎設施的投資潛力表現出濃厚興趣。許多日本公司高度重視美國人工智能“大躍進”正在產生的龐大電力需求，表達了在美國參與能源開發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意向。美日雙方還將擴大政府和私營部門聯合投資，通過補貼、貸款、股權投資、擔保等多種形式支持美國關鍵礦產和人工智能項目。

美日也在擴大國防工業合作，包括國防裝備和技術的聯合生產、開發和維護，不僅使日本得以共享資源以加快新型國防裝備開發，還使美國海軍艦艇能夠在日本造船廠獲得短期維護服務。此外，日本對太空領域的大力投資使得太空成為美日同盟的戰略新支柱。

特朗普政府的重商主義特點為高市政府所深諳，所以，美日近期在經濟、科技、礦產等領域的合作導向幾乎完全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進一步凸顯了日本的對美“仆從”角色。

同盟“再造”的結構性瓶頸

然而，特朗普政府通過拉抬日本提升其“印太戰略”效果的如意算盤不可避免地面臨來自日本的結構性瓶頸。

一是日本財政承受力不足。雖然高市承諾大幅增加日本防衛預算，擬通過發行國債等方式籌措資金，但截至日前，日本的政府債務規模已相當于GDP的230%，長期依靠超低利率環境才能維持債務運轉。高市既要刺激國內經濟復蘇，又要大幅增加防衛開支，兌現對美直接投資5500億美元承諾，其財政結構將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日本社會少子化、老齡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防衛預算持續擴張又必然壓縮民生與社會福利領域的公共支出，極易引發民眾不滿，并有可能轉化成倒閣壓力。

二是日本戰略自主與對美依賴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難以化解。特朗普及其政府對現代美日關系的源起缺乏深入了解，一心推動日本助美支撐“印太戰略”目標，實際上是在縱容日本擺脫戰后束縛重走軍國道路。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表面上維護日美同盟，私下里卻懷有脫離美國搞“戰略自主”的想法。日本也確實正在利用美國的“信任”和“委托”加快軍力建設，增加戰略獨立性。然而日本仍無法完全脫離美國的掌控獨立以應對危機和塑造周邊安全環境，且受到鄰國制約，但隨著其軍事能力和戰略外延的逐步擴大，其對美國的逆反心理長遠來看終難藏住。

三是對華政策不協調影響美日互信。拜登時期，美日同盟藉由臺灣問題緊密合作，日本突破“專守防衛”框架、發展所謂“反擊能力”，并主動融入美軍前沿威懾與拒止體系，目的是使中國在東海、臺海方向面臨的是高度一體化的美日聯合軍事體系，從而不得不在對臺軍事準備、態勢感知和戰略預案上投入更多資源。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其亞洲外交的優先是穩住對華關系，為此在臺灣問題上刻意不明確政策。高市的“臺灣有事可能觸發存亡危機事態”言論觸發中日關系危機，特朗普拒絕為高市背書，甚至要求日方克制發表涉臺言論，美日對華政策再次出現步調不一致的情況。但也要看到，特朗普不允許全球任何地區出現挑戰美國的競爭者，他任命的多名官員被認為是對華鷹派，臺灣問題是否會在其對華政策議程中取得戰略優先地位仍需觀察。接下來，臺灣問題既可能充當推動美日同盟合作的粘合劑，也可能成為兩國的爭議焦點，一切取決于美國對華政策預期和臺灣問題本身的發展變化。

總體而言，美日“新黃金時代”同盟是深度嵌入美國遏華戰略的制度性安排，日本正在成為美國全球戰略收縮過程在“印太”地區的“影子武士”，在軍事上發揮同盟體系東海、臺海、南海“三海聯動”的樞紐作用，經貿、科技上服務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產業、技術布局。美日同盟系統性升級對中國的影響不在于短期內改變力量對比，而在于通過軍事一體化和議題泛安全化，持續消耗中國的注意力與戰略資源，增加中國推進自身發展與維護周邊穩定的難度和成本。長此以往，中日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將不可避免地持續惡化，中國長期推動的周邊穩定與合作氛圍也會受到削弱。我國應積極塑造地區安全態勢，堅決遏制任何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行徑，既可穩定我國的周邊安全，也對亞太其他國家起到示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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