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談張發奎：他很為手下出了一批共產黨的高級將領而自得

一九八四年初夏，遠在夏威夷的張學良躺在病榻旁的躺椅上，緩緩掏出一本舊相冊。翻至第四頁，他指著照片半開玩笑地對探望他的友人說：“這位張發奎，當年可常夸自己部下里冒出那么多共產黨將領。”寥寥一句，把近六十年前那段槍林彈雨的記憶拉回眼前，也把兩位張姓梟雄既對立又惺惺相惜的關系勾勒得分外真切。
彼時的大革命正洶涌澎湃。若論左派將領，張發奎是飽受矚目的名字。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初成型，他執掌十二師，指揮著葉挺的第三十四團。當時的四軍軍歌里有一句“鐵軍鐵軍，無堅不摧”，這八字能唱響全國，離不開葉挺獨立團在北伐初期摧枯拉朽的戰績，也離不開張發奎對共產黨員大膽啟用的魄力。不出兩年，葉劍英、廖乾吾、周逸群這些后來聲名赫赫的人物，皆在他麾下擔任要職。

反觀張學良，那時還在奉天兵營里被父親張作霖訓得緊。他真正與南方“鐵軍”短兵相接，得等到一九二七年夏季的豫中戰場。焦莊、上蔡、臨潁，三場惡仗滾滾硝煙，讓他深刻體會到對手的韌勁。尤其臨潁一役，奉軍坦克、飛機俱全，卻被對方在正面硬撼之余還敢側翼突襲。進攻時聽見巨響，蔣先云率七十七團已從背后抄到炮陣地，炮手倉皇散去，勝負隨即傾斜。多年后張學良回憶：“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政治覺悟和戰斗意志融為一體的部隊。”
張發奎此處的“政治覺悟”并非空穴來風。他深知共產黨人在士兵中的號召力，卻并不刻意打壓。四一二政變后，不少左派將領人人自危，他卻只要求黨員“走到一邊去”，自掏腰包發路費，甚至派車送郭沫若等人去南昌。對比同時期唐生智在長沙的血腥清洗，張發奎的做法在軍政圈里顯得格外另類。

南昌起義爆發時，張發奎名義上還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鐵路被義軍一截，他氣得在車上拍桌，卻未下死手。聶榮臻一槍警告逼他后撤，這才保全了起義主體部隊。后來他回憶那天的情景，語氣里既有懊惱，更帶幾分釋然：“要是真打起來，腸子都得悔青。”
時間推到一九三三年，倫敦郊外的病房迎來不速之客。張學良戴著禮帽，在駐英公使郭泰祺陪同下探望久病的張發奎。見面第一句，張發奎先發制人：“不用介紹了，我認得這位少帥。”張學良哈哈一笑，“河南那一仗，你的火炮我至今耳鳴。”三十來字對話，說穿了當年的生死競逐，也道出了惺惺相惜的復雜情感。
如果說豫中鏖戰令二人銘心刻骨，那么隨后的政治洪流則讓他們在不同岸邊兜轉。張發奎因與蔣介石齟齬被逐出軍事核心，卻始終保留“四川王”的威名；張學良則在西安事變后被幽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方才重獲自由。命運軌跡看似平行，卻共同見證了一個時代的風雨飄搖。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槍聲響起，葉挺受命組建新四軍。有人疑惑番號緣由，張發奎對熟人解釋：“舊‘四軍’浴血成‘鐵’，他起名‘新’四軍，是接我那桿大旗。”話音中并無自居功高的傲意，倒像是老將對后輩寄望。在皖南事變后，葉挺被扣，張發奎幾次奔走營救，還托人照看葉挺家眷。這份情誼，為后來的善果埋下伏筆。
一九四九年初夏，廣州的局勢已成強弩之末。吳奇偉夜訪張發奎，欲問去留。張發奎沉吟片刻，遞上一支煙：“識時務者為俊杰。起義之后，記得找劍英，他不會虧待第四軍老弟兄。”短短一席話，讓吳奇偉吃下定心丸，也體現出張發奎對昔日部下的最后護佑。
縱觀張發奎一生，軍事才能毋庸置疑，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對共產黨將領的微妙態度。既非同路人，也非死對頭，更多時候是既欣賞又保留。在香港度過晚年的他，談及舊事常自豪地說：“葉帥、賀龍、聶榮臻……當年都在我隊伍里混過。”旁人聽來似炫耀，其實夾雜著一種置身事外的復雜情緒。

張學良聽到這些評論，語氣平淡卻意味深長：“他為此得意，也證明他識人不俗。”這句評語，沒有夸張，也沒有貶損。兩位張姓梟雄，一個在關外寒風中成長，一個在嶺南潮濕里磨礪，性格南轅北轍，卻共同見證了一個時代從合作到決裂、由內戰到抗戰的巨大轉折。就像照片里那身舊軍裝，釘扣銹跡斑駁，卻承載著數不清的血與火。
歷史未必偏愛英雄，卻常常把精彩段落留給性格張揚的人。張發奎因出過一批共產黨高級將領而自豪，張學良因與“鐵軍”苦戰而感慨，他們在各自陣營里都沒有走到終點，卻用真實行動證明：選錯了政見可以洗牌，識錯了人卻要付出慘痛代價。這一課，槍聲停歇多年后仍耐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