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能成為川南人文重鎮,早在唐宋時期就已埋下伏筆。兩江交匯的地利,讓這里既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流連的煙火之城,酒、鹽、茶撐起經濟命脈,杜甫、蘇軾、黃庭堅等名士踏足于此,留下千古佳話,讓瀘州的歷史既有豪情,更有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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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瀘州,已是西南重鎮,高祖武德三年設瀘州總管府,后改都督府,貞觀元年,開國元勛程咬金曾任瀘州都督,足見朝廷對這片土地的重視。瀘州的風光與底蘊,吸引著文人駐足,代宗永泰元年,杜甫乘船出川,途經瀘州時,船靠長江南岸漏洞子旁的巨石,詩人或許在此遠眺江景,感慨半生漂泊,后人感念詩圣,便將這塊巨石命名為“杜甫石”,如今仍是瀘州的人文地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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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人足跡,唐代瀘州的茶與鹽早已聲名遠播。大歷十年,茶圣陸羽撰寫《茶經》,特意記載了瀘州南部少數民族的采茶、制茶工藝,彼時瀘州的茶葉已走出深山,成為西南茶馬貿易的重要貨品;而東漢時就聞名的富義鹽井,到唐代依舊興盛,鹽業的發達帶動了瀘州的商貿,讓這座江城愈發繁華。更有意思的是隋代道人劉珍隱居合江安樂山,留下道經鐘磬,唐高宗還特意遣使取丹經進京,刻碑紀念,為瀘州添了幾分道家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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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瀘州的繁華更上一層樓,酒、鹽、商貿齊頭并進,成了西南的富庶之地。鹽業上,乾德四年置富義監掌管鹽場,端拱元年臘月,瀘州鹽井出現“吼聲如雷、火焰突出”的奇觀,這是瀘州發現天然氣的最早記錄,古人用天然氣煮鹽,讓瀘州鹽業效率大增,熙寧八年的南井年產鹽41萬斤,撐起了地方經濟半壁江山。
酒業更是瀘州的命脈,熙寧十年,瀘州繳納酒稅6432貫,約占當年商稅的三分之二,足見宋代瀘州釀酒業的鼎盛,也為元代郭懷玉釀造出第一代濃香型大曲酒埋下了伏筆。彼時瀘州城外草市林立,到嘉定末年已有67個,兩江沿岸商船云集,酒肆茶坊遍布,一派煙火興旺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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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與瀘州的羈絆更甚,嘉佑四年秋,蘇軾出川途經瀘州,登安樂山賦詩兩首,質意“張道陵寓此,木葉有符篆”的傳說,盡顯才子的通透;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黃庭堅泛舟安樂溪,暢游安樂山,寫下《游安樂山記》,還在瀘州留下“拙溪”“滴乳巖”等墨跡,為江城添了濃墨重彩的風雅。范成大、陸游途經瀘州時,也登南定樓、謁武侯祠,留下詩篇,讓瀘州的人文底蘊愈發深厚。
唐宋時期的瀘州,既有金戈鐵馬的豪情,也有詩酒花茶的風雅,更有商貿繁榮的煙火,酒鹽茶的產業根基、文人墨客的筆墨滋養,讓這座江城在千年歲月中愈發厚重,成為川南大地不可替代的文化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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