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彭真逝世，愛人接待趕來悼念的養女劉朝蘭：彭爸生前老念叨你

1997年4月的北京，春寒還在，城里的柳樹卻已經抽出新芽。26日傍晚，醫院里傳出消息：年近九旬的彭真，在病榻上走完了自己波瀾起伏的一生。那一刻，已經年過花甲的劉朝蘭，像是被人當胸重重推了一把，整個人愣在原地，手里的電話聽筒發著抖，卻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來。
第二天一大早，她匆匆趕到彭真的住所。靈堂里鋪著白花，哀樂低回，許多熟悉又久違的面孔都沉在一片悲痛之中。劉朝蘭站在靈前，長時間沒有跪下，只是直直地看著遺像里那張熟悉的臉。眼前一陣陣發黑，耳邊卻仿佛響起了當年那句質樸的話：“你就當我的女兒吧，好不好？”
等她回過神時，張潔清已經站在身旁。多年的風霜在這位老人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皺紋，聲音卻仍舊平穩：“朝蘭啊，彭爸生前老念叨你。”短短一句話，像是扯開了幾十年積累的情感閘門。劉朝蘭再也忍不住，撲上去抱住張潔清，幾乎失聲：“張媽媽——”這一聲稱呼，跨越半個世紀的烽火與風雨，又一次清清楚楚地回到了現實。
有意思的是，要真正講清楚這一聲“彭爸”“張媽媽”從何而來，時間得往回拉到整整半個世紀之前。
一、戰火中的小姑娘和“新爸爸”

1941年初，華北的冬天格外冷。晉綏邊區的山路上，一個不足十一歲的女孩子，跟在一隊轉移的同志后面，腳上踩著硬邦邦的冰雪，肩上的小包已經磨破了邊。她叫劉朝蘭，是洪趙特委敵工部長兼宣傳部長劉以純的女兒。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40年12月，被稱為“十二月事變”的那場血雨，讓她失去了父親——劉以純被閻錫山殺害，犧牲時不過三十多歲。
在父親的戰友桑一偉的照料下，劉朝蘭輾轉來到晉綏邊區新縣。到了之后，桑一偉的丈夫龔子榮了解情況，馬上帶著她去見時任晉綏邊區領導的林楓。那天在窯洞里，爐火燒得正旺。林楓看著這個瘦瘦的小姑娘，問了年齡，又沉默了片刻，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你年紀太小，本該好好念書。現在前方正在反掃蕩，這里沒有合適的學習環境，也顧不上照看你。得想辦法送你去延安，那邊學校多一些。”
這句話，說得很實在。劉朝蘭抬頭看了看龔叔叔，勉強露出一點笑容。臨別前，林楓鄭重叮囑：“你爸爸犧牲得很英勇，要向他學。”這些話，她當時未必能全部聽懂，只記得“英勇”兩個字，在幼小的心里刻得很深。
幾天后，她被叫去一起吃飯。窯洞里坐著幾個干部，其中有一個身材魁梧、穿著草綠色軍裝、走路帶著點拖步的男人。林楓指著劉朝蘭，對來客介紹：“這是我們劉以純同志的女兒。去年‘十二月事變’，人犧牲了。孩子準備送去延安上學，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帶。”
那位軍裝男人沒有多說客氣話，只是輕輕一笑：“這好辦，你交給我吧，我帶她去。”說完，轉過頭來，帶著點鄉音地問：“你就當我的女兒吧，好不好？”一句話，卻像一只穩穩伸過來的大手，把那個在戰火中飄搖的小女孩，硬生生從風里雨里拉回到人間。
吃完飯，林楓單獨把劉朝蘭叫到一邊，給她講起這個“新爸爸”的來歷。彭真出身貧苦，十八九歲還在握鋤頭，后來參加革命，被國民黨逮捕，在監獄里戴了多年的重鐐，出來時連話都說不利索。那會兒，他走路時腳步沉重，就是那副鐵鐐留下的后遺癥。這些細節，在一個孩子心里，比抽象的“布爾什維克”三個字更有分量——那是看得見的苦，看得見的堅持。

幾天后，彭真要去延安，便帶上了劉朝蘭。一路上，他們騎一匹馬，劉朝蘭坐在馬屁股上，雙手緊緊摟著彭真的腰。黃河風大，河面灰蒙蒙的。跨過黃河，進入綏德、米脂一帶，黃土高原的溝壑和村莊在眼前展開，小姑娘興奮得不行，隨口就胡謅起詩來，高聲朗讀。彭真聽得哈哈大笑，笑聲在空曠的山谷間傳出去很遠。這種看似輕松的場景，在1941年那樣的歲月里，實在難得。
到了延安沒幾天，劉朝蘭就見識到“彭爸”生活里的另外一面。那時，中央領導多住在楊家嶺窯洞里，條件簡陋，但學習風氣卻格外濃。一天，彭真的警衛員抱回一大摞新書，放在桌子上。劉朝蘭好奇地問：“為啥要這么多書呀？”彭真放下手里的筆，笑著說：“我也要學習呀。你還小，有學校可以上，我還要工作，只能抽空讀書。”
說著，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把小刀：“從今天起，你有空就幫我把這些書頁裁開。”那些書大多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書，封面上印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頭像。一個十來歲的烈士遺孤，在昏黃的油燈下，一頁一頁把思想武器裁開，這種場景，怎么形容都不過分。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楊家嶺，她無意間闖進了另一段后來常被提起的記憶。那天，她在一排窯洞前玩耍，一個小勤務兵端著一壺開水，故作老成地招呼：“小鬼，過來，過來！”他指著一扇門，讓她幫忙把水送進去。劉朝蘭接過壺，掀開門簾才發現，里面坐著的是毛澤東和幾位中央領導。
毛澤東正在和彭真等人談事，見進來的是個小姑娘，隨口問了一句：“小鬼，你是哪里來的？”彭真替她介紹：“主席，這是我從前方帶來的，她父親前不久被閻錫山殺害。”毛澤東又問：“叫什么名字？會寫嗎？”劉朝蘭就把名字一個字一個字寫在他的手心。問到“現在誰照顧你”，她脫口而出：“當然是中央組織部啦！”這句話逗得屋里人一陣笑。毛澤東還幽默地接了一句：“那你應該姓組，不該姓劉了。”對于一個剛失去父親的孩子來說，這種輕松的玩笑，帶著一種特別的人情味，讓她心里暖了很久。
在延安的那些日子，對劉朝蘭來說，吃穿雖然簡單，卻從沒有“叫苦”兩個字。八路軍120師的戰斗籃球隊，用塞棉花的球照樣打得酣暢淋漓；窯洞里的飯菜粗糙，卻充滿笑聲。更重要的是，很快有一個人，會讓她真正體會到“家”的意義。
二、“張媽媽”的堅硬與溫柔

劉朝蘭到延安不久，另一個特殊的身影也踏上了這片土地。那是彭真的愛人張潔清，身上帶著風塵和病痛，也帶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歷經千難萬險，從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路轉移到延安，身上的被褥早已在山路上扔掉了，腰腿疼從此成了落下的病根。
認識她的來龍去脈，需要把時間往前撥幾格。早在1935年，彭真剛從國民黨監獄獲釋，在北平的大義社暫住。當時與他聯系工作的是一位女黨員——張秀巖。她是李大釗的學生，受啟蒙很早，后來成了黨內著名的女干部。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還曾評價她“改造了一個家庭”，說的就是她帶動十幾位親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事。
張潔清，正是這個家庭中最早跟著姑姑參加革命的青年之一。她在北平擔任交通員，往返于張秀巖和“魏先生”之間。那時的彭真，為了安全，使用“魏先生”這個化名。二人接頭時說話不多，任務交接干凈利落。張潔清印象最深的，是這位“魏先生”身上那種樸實得近乎木訥的莊重，與其說像城市知識分子，不如說更像一個吃過很多苦的莊稼漢。
不久，彭真按組織安排離開北平，到陜北，奔赴更廣闊的戰場。張潔清則留在白區，從事十分危險的秘密工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她終于結束白區工作，從艱險重重的城市地下戰線轉向晉察冀根據地。因為長期在敵占區，她主動向組織提出，希望先系統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再上新的崗位。組織便把她送進了晉察冀黨校。
誰都沒想到，正是在這所黨校，她再次遇見了“魏先生”。此時的彭真，已經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晉察冀分局書記，并兼任晉察冀黨校校長。身份完全不同了，人還是那個不善花言巧語的“魏先生”。重逢帶來的是驚訝，也是某種命運感。長期在戰斗中磨礪出來的信任，在這時，很自然地發展成了感情。
兩個人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沒有喜字貼，沒有成套家具，只是把兩床被子并在一處，就算結了婚。可是，簡單不等于冷清。賀龍、呂正操、黃敬、關向應等老戰友都來捧場。大家半是起哄半是關心，要彭真講講戀愛經過。他想了想，只用三句話概括：“在秘密工作中相識，在戰爭年代里戀愛，在艱苦環境下結婚。”聽上去略帶調侃，骨子里卻是一整代革命者共同的寫照。

婚后不久，張潔清懷了第一個孩子。1940年冬天，日軍又一次對晉察冀根據地展開“大掃蕩”，炮火密集，局勢極其危急。那時彭真已經離開，前往延安開會。晉察冀分局組織了一批傷員和女同志準備轉移，臨近生產的張潔清也在其中。隊伍行至山西盂縣附近時，她突然陣痛，孩子急著要出生。剛生下孩子不久，日軍的追兵就逼近，情況萬分緊急。當地民兵和鄉親們抬著她往山上跑，為了減輕重量，她把身上的棉被扔在路上，硬是咬牙挺過了那段驚險的路程。也就在那次轉移中，她落下了終身難以痊愈的腰腿疾病。
后來，她帶著孩子輾轉來到延安，與彭真團聚。等劉朝蘭見到她時，這位“張媽媽”已經經歷了太多的炮火和長途跋涉。彭真把劉朝蘭的身世從頭講給妻子聽，張潔清聽完，眼眶紅了，伸手摸了摸小姑娘的頭：“可憐的小人兒，以后就跟著我吧，我就是你的張媽媽。”這一句，既是憐惜，也是莊嚴的承諾。
日子稍稍安定下來之后，張潔清開始操心劉朝蘭的學業。她問彭真：“朝蘭上學的事，怎么樣了？”彭真只是笑笑，說已經在想辦法。不久，有那么一個夜晚，他通宵工作后沒有立刻休息，而是在油燈下用毛筆伏案寫字。劉朝蘭好奇地湊過去問：“你寫啥呢？”彭真把兩張寫滿小楷的信紙遞給她：“這是給你寫的介紹信。”
信的抬頭寫著“徐老”，署名鄭重。見她不解，彭真耐心解釋：“徐老，就是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現在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又兼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你要去上的，是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也歸他管。”他又指著信里的兩個字：“栽培。意思是說，你像一棵小樹苗，要靠老師們栽培，將來才能長成大樹，為黨和人民做事。大家這么費心，你可不能辜負。”
不得不說，對一個流離失所的孤女來說，這些話比任何豪言都管用。很快，緊張而充實的學習生活開始。劉朝蘭住校，但時常會抽空回到彭真家里，和彭爸、張媽媽一起吃飯，聊聊近況。一次飯后，她忍不住問張潔清：“你和彭爸，是怎么在一起的？”張潔清就把大義社、晉察冀黨校、那場簡單婚禮和炮火中的產子，細細講了一遍。講到最后，彭真在旁邊插了一句：“你張媽媽，她人很堅強。”劉朝蘭沒多說，只是用力點了點頭。在她心里，這對夫妻，不僅僅是養父母，更是那種在極端環境里仍能彼此扶持的革命伴侶。
三、整風、讀書和“下基層”的信

時間到了1942年，延安的整風運動正式展開。各機關、學校都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倡導實事求是的作風。那個時候的劉朝蘭，雖然年紀不大，卻有點“軸勁”。她給整風提出了洋洋灑灑的“100問”，問題不少，還問得挺尖銳。結果，這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一下子在整風初期成了小有名氣的“異類”，一度搞得自己惴惴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做錯了。
就在她最不踏實的時候，彭真派人把她接回家。那天，彭真看到她，一如既往地笑著，伸手摸了摸她的頭：“女兒回來了。”語氣還是輕松的。隨后，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毛邊紙裝訂的小冊子，遞給她：“你們小孩子，就像一張白紙。染上紅的，就是紅的；染上黑的，就是黑的。關鍵看往上面寫什么、誰來帶你。自己也得用功。”
那本小冊子，是解放社印行的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單行本。彭真翻開第一頁，用手指著第一章：“這里講中國社會，第一節就是中華民族。你們得先懂中國歷史、國情，再學社會怎么演變。這就離不開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這些話，對當時的延安來說，不算生僻，但能這樣耐心講給一個孩子聽，還是很不多見。
從第二天起，劉朝蘭就按照彭真的要求，在家里一節一節地讀毛澤東著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彭真有空就給她講。講著講著，會突然穿插一個問題：“你知道劉華烈士嗎？”她回答說是“五卅”運動的工人領袖。他又問：“林祥謙呢？”答案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彭真接著追問：“他們的共同點是什么？”聽到劉朝蘭回答“工人階級出身，革命堅決，犧牲英勇”之后，他才慢慢點頭：“對。比如你父親，他出身不是無產階級，但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同樣能赴湯蹈火，舍身取義。”話說得不重，卻有股力量。劉朝蘭聽了，只覺得心里挺直了一截。
在家學習那一陣，她還注意到一個細節：彭真幾乎天天練毛筆字。桌上攤著紙，筆鋒起落，字勢剛勁。練到興致來了，他會把張潔清的字拿出來給劉朝蘭看：“你看張媽媽的字，多好。這是從小練下來的。小時候沒條件，我十八九歲還在地里干活呢。寫字、做學問都一樣，要多看、多練，別光圖個熱鬧。”這些樸素的話，比什么空泛的“做人要努力”要實際得多，也更容易被記在心里。
在日常相處中，他還反復提醒劉朝蘭：不要有“干部子弟”“烈士子弟”的特殊感。吃飯排隊、分工勞動、和普通孩子一起下地干活，都怕她有一點“與眾不同”的架子。劉朝蘭日后回憶起這些，常常說，自己身上能少一點嬌氣，跟彭真當年那幾句看似隨口的話，很有關系。

解放戰爭結束后，新中國成立。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工作開始，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此后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到了1963年，人代會期間，已經成年的劉朝蘭，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派去擔任湖南代表團的秘書。那一年，她與彭真的關系，看上去有些疏遠，里面有原因。
在人民大會堂的寬大過廳里，父女倆意外撞上。周圍人來人往，氣氛莊重。彭真看見她，眼里先是一亮，隨即眉頭微微一挑：“怎么這么多年不回家，也不給家里寫信？”語氣是責備，卻沒有火氣，更像一種不理解。劉朝蘭當時一愣，在那么多干部面前，很難開口解釋，只能略略低頭。
第二天，兩人找了個稍安靜的機會，劉朝蘭才把自己這些年的經歷，一點點說給彭真聽。原來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因說話直、觀點尖，被錯劃了邊緣性質的問題，一度受到不公正的批評。那段時間，她心里不痛快，又怕給彭真添麻煩，就干脆不回家，也不寫信。聽完之后，彭真沉默了一會，說得并不多：“你是我看著長大的，政治上是了解你的。你的根本缺點，是缺少在基層的鍛煉，很少和工農群眾真正打成一片。”
這番話，既不是激烈的批評，也不是簡單的安慰，而是一種更深層的要求。劉朝蘭聽了，表態說愿意下基層鍛煉。她知道，彭真沒有給她“開脫”，也沒有讓步，而是按一個黨員的標準在看待這個養女。
1964年1月5日，彭真給劉朝蘭寫了一封信。信不長，卻頗見用心。有這樣一段話，值得記下：“你過去沒有長期在車間、生產隊、連隊等地呆過，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缺點。現在下去了，就好了，這是個良好的開端。我為此感到很高興，我相信你會不斷有新的收獲。祝你豐收，身體好。”這樣的語氣，很像一位老領導在給年輕干部提要求，又夾著一點做父親的人難以完全藏住的關切。
從字面看，這不過是一封再普通不過的家信。但放在當時的語境里，放在他們特殊的關系里，分量就完全不一樣了。那不是簡單的父女情，而是一種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革命親情。劉朝蘭看完，握著信紙，愣愣地站了很久。她很清楚，從1941年那匹戰馬開始，到延安窯洞的燈光，到人民大會堂的走廊，再到這封1964年的信，一條線一直延伸過來——不是血緣，卻比血緣更有約束力。

四、一聲“彭爸”，延續了半個世紀
時間回到文章開頭的1997年。此時的彭真，已經走完了從貧苦農家子弟，到早期黨員、北平斗爭骨干，再到延安中央領導、解放后國家和黨的重要領導人的全部歷程。4月26日這一天，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終究在北京畫上句號，享年89歲。
他身邊，是與他同甘共苦幾十年的張潔清。這位多次在敵機轟炸、敵軍“掃蕩”下轉移的女干部，早就把個人的苦痛壓在最下面。失去伴侶的那一刻，她已經蒼老，卻依然鎮定，只是在提起某些往事時，聲音會短暫地發顫。
27日早晨，劉朝蘭趕到靈堂。她不是唯一一位前來吊唁的晚輩，卻是身份最特殊的那一個。從1941年被彭真領到延安算起，到那一年已經整整56年。她從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走到花甲老人；彭真從“魏先生”，走到國家領導人，再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進入高齡。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把一個“小鬼”的命運和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一生，緊緊地纏在了一起。
靈堂里，白色的花圈一圈一圈擺開，哀樂低低響著。她站在彭真的遺像前，突然想起當年黃河邊上，自己坐在馬背上胡謅的那幾句“詩”；想起楊家嶺窯洞門口，被勤務兵叫一聲“小鬼”；想起毛澤東說“那你應該姓組”；想起彭真在燈下寫“栽培”兩個字，又在信中寫“祝你豐收”；也想起1963年的人民大會堂走廊里那句“怎么這么多年不回家，也不給家里寫信”。
這些畫面，交替閃回。她想說點什么，卻什么都說不出來，只是努力把腰板挺直，好像那樣就能讓自己不至于立刻倒下。直到張潔清走過來，輕聲提起：“彭爸生前老念叨你。”這句話里有多少沒有說出口的內容，外人很難完全體會。只知道在那一刻，劉朝蘭再也找不到任何支撐，只能抱住這位曾經在炮火中扔掉棉被、抬著孩子往山上跑的老人，放聲痛哭。

如果把他們幾十年的關系攤開看，會發現幾點頗為耐人尋味。戰爭年代，彭真以戰友之義收養烈士遺孤，用的是“你就當我的女兒吧”這樣樸素的承諾，不帶一點矯飾。延安時，他既給溫飽，又抓學習，把一本文獻，一段革命史，一位烈士的精神，一點點講給她聽。新中國成立后，他沒有因為自己地位高，就對養女格外寬松；相反，在面對她受到不公正批評的問題時，沒有簡單護短，而是強調“根本性的缺點”，要求她去車間、生產隊、連隊“下去”，從實踐里找答案。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養父與養女之間的關系，也折射出那一代革命者的一種共性：在親情面前，始終把黨的原則放在前頭，但又不因此變得冷硬絕情。比如那封1964年的信，既不粉飾現實，也不夸大困難，只是平靜地指出問題，然后給出一句“祝你豐收，身體好”。嚴厲與關心，就這樣夾雜在不到百字的信里。
再看張潔清。她在炮火中生孩子，在山路上扔掉棉被，被人抬著上山逃命；她帶著腰腿的舊傷，還能在延安窯洞里一筆一畫練字，還能細致地為一個不是自己親生的小姑娘操心上學的事。從1939年晉察冀黨校到1997年北京的靈堂，這位“張媽媽”的堅硬與溫柔，也一直在那條長長的時間軸上存在著。
試想一下，當年那個在晉綏邊區寒風中凍得直哆嗦的小女孩，如果沒有那句“你就當我的女兒吧”，命運會怎樣發展？這當然無法憑空猜測，也不需要浪漫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那個戰火連天的年代，像彭真、張潔清這樣的革命者，把烈士的子女真正當成自家骨肉來對待，把革命理想與最樸素的人倫之情結合起來，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而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追求。
多年之后，當彭真離開人世，人們更多記住的，是他在中央工作中的地位、在法制建設和首都工作中的貢獻，這些自然十分重要。然而，對于劉朝蘭來說，記憶里的彭真，首先是那匹馬上的背影，是窯洞里遞來的那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信紙上那幾個略顯用力的“栽培”“豐收”。這些細節，與宏大的歷史場景并行不悖，構成了另一個維度的“真實”。
1997年春天的那場告別，表面上看，只是一個家庭內部的悲痛時刻。可從歷史的眼光看，它安靜地收束了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政治風云所留下的一條隱線。那條線不由血緣聯系，而由信仰、責任和共同經歷系在一起。當張潔清在靈堂里輕聲說出“彭爸生前老念叨你”，這條線并沒有被切斷，而是換了一種方式，留在了后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