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歲了，到了該死的年紀。

☆ “到30歲的時候我準備自殺。”“為什么？”“因為那時候我將會無法控制地走向衰老和死亡，我無法接受丑陋、發福，變得庸俗不堪的自己。”

☆ 以上這段對話發生在兩位我所遇見的朋友身上，非常巧合的是，即使性別不同，但二者都與我談起「30歲」這個節點，認為一旦年齡突破這個關口，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生命力滑坡的狀態中去，由此不斷對生活失去信心。那些想愛的人、想做的事、想追尋的理想與月亮，都會在「30歲」吹滅生日蠟燭的剎那消失。我不是沒有嘗試說服他/她們：“也許每個年齡段都能擁有自己在社會中立足的可能性？十幾歲時我同樣無法想象二十幾歲的生活，或許只是下一個階段的人生而已。”

☆ 但這些話語注定難以產生能量，因為對于年齡的恐慌與焦慮并不是某種簡單的個人問題，它與社會勞動運作機制、主流文化體系，以及當下的媒介技術的價值負荷都有著必然的關系。任何一個苦悶的個體都需要更加宏大整體的社會想像力對其進行剖析。所以這一兩句單薄到毫無力度的說辭從根本上來說，就只是隔靴搔癢。

☆ 這幾年來，雖然社交媒體上頻繁地以「反容貌焦慮」作為話題噱頭鼓勵眾人接受真實的、鏡頭之外的自己。但最終也只是制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的流量變現手段，用著統一的套路和話術，以反抗、斗爭的態度迎合了資本的游戲罷了。「反年齡焦慮」也有點這個意思，50歲仍然保持少女心態的伊能靜，70歲依舊風韻猶存的網紅奶奶，90歲還是不是饞嘴要吃零食的太祖嬢嬢。短視頻與圖文消息等視覺化端口不斷打上“任何年齡都能夠創造價值”“30歲辣媽”“40歲純欲”等標簽，最后反而催生出了更多的對于年紀的恐慌——時間的增長使得個人似乎更加依靠健身、保養、心態、限制飲食、打扮與化妝才能夠獲得承認，這既是一次小心翼翼的擔憂，又恰恰論證了「年輕」的價值，而非「老去」的意義。

☆ 年輕的軀體與面容究竟代表著、意味著什么？是青澀、單純的思想，還是看起來可以揮霍也無關乎珍惜的時間？為什么30歲、40歲、50歲的人生使人感到恐慌？60歲、70歲、80歲的日子幾乎不敢想象？

☆ 米爾斯說，“現如今，‘人類的主要危險’乃在于當代社會本身桀驁難馴的力量，以及其令人異化的生產方式、嚴絲合縫的政治支配技術。簡言之，即當代社會對人的所謂‘本性’、對人的生活的境況和目標所進行的普遍滲透的改造。”從這一視角，似乎能夠為理解「不想老去」「不敢老去」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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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Society

01.“All work no play”

這段時間正巧趕上《閃靈》重映，沒買到iMax的票，只能幾個人坐在凌晨小小的影廳里，看一場經典的驚悚電影。不過據說這樣的空間包裹感更好，更容易消解恐懼。具體有沒有作用尚不可知，但杰克的斧頭、詭異的笑容，以及他死在雪地里時跳出的畫面都沒有使我的心臟多跳動半分，但當溫蒂翻開他的打字機發現所有紙張上全都是同樣一句話時，冷汗便爬滿了我的后背。

"All work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All work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All work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在一個以工作作為「個人存在價值」基準的社會，錨定自身意義的方式就在于工作是否體面、是否能夠使其獲得足夠優渥的報酬、提升社會地位。相反，失去工作則被排除在正常的勞動范疇外，一方面無法創造勞動價值，另一方面又因為勞動價值缺失難以獲得社會反饋，被驅逐出「勞動-再生產-消費」的體系。

近年來，找不到工作的不僅是年輕人，還有大量的公司出現裁員潮，導致失業率一度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社會話題。很多35歲以上的中層員工與迫切需要就業實習機會的應屆生一樣，面臨著重新擇業的困境。但二者之間也并非絕對類似，如果考慮到市場經濟的疲軟與用人單位、個人薪資水平的期待等其他諸多因素，前者“下崗再就業”的機會遠小于看起來沒有經驗的高校畢業生。

美國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在2006年美國失業率屢升不降的時候出版了一本名為《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的紀實調研報告。其中，芭芭拉以親身體驗的方式喬裝自己是一名大齡下崗的中產階層，試圖重新在市場中獲得一份與大多數中產等同的薪水與福利的工作。結果卻是她試遍了諸多種方法，甚至不惜耗資6000多美元參加各類社交與求職招聘會，也仍然一無所獲——這代表著一批在中年期間下崗的從業者共同遭遇的窘境。她在書中寫道，年齡是影響再就業的最大因素，也是無法改變的核心問題：“假如年過40，雇主會認為你不再用大腦思考。過了50歲，他們就認為你已經油盡燈枯，沒有使用的價值了。”

年齡當然不僅與個人的精力、體力的活躍程度有關，更直接地表現在它們二者的分配范疇。二十歲的人可以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工作崗位中，但三十五歲以上的雇員就需要在家庭關系、房貸與車貸壓力、孩子讀書與老人贍養的問題上持續提高他們的注意力。尤其是女性，生育、家庭支撐的重擔將會使其的工作投注度難以與二十歲時候相提并論。

如此一來可以發現，年齡與工作精力、時間投入的關系是一張典型的正態分布圖，讀書與學習期間很難創造出具有社會意義的結果，而25歲至35歲的周期內將為公司提供職業生涯中相對豐沛的個人勞動價值。隨后，這一比例將會持續下降。

資本市場里勞動力與剩余價值的關系其實非常清楚，也正是這些擺在明面上的原因，讓年輕人能夠在工業時代、現代勞作的雇傭關系中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可度。

如果說在古埃及、古羅馬時期，年齡的增長代表著閱歷的提升和社會地位的躍遷，法老、長老、部落酋長與巫師長的權力獲得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年齡數字的大小上。這是由于這些城邦社會中典型的公共教育與文化傳承的方式主要依賴于口耳相傳，需要老一輩向小一輩進行文化哺育。因此創造出的文化形式也使得年齡與社會尊重、需要程度呈現出正相關的邏輯。

但現代傳媒體系早已經顛覆了此類親緣、城邦的禮俗教義，也讓老幼尊卑的傳統觀念失去了根基。當個人社會化過程中作為知識傳遞與道德教養主體從長輩轉向官僚制度結構中的學校，以及具有普遍意義的傳媒單位之后，年齡就逐漸遠離了文化的庇護，并且在工業化生產與資本投入、產出的關系中成為了不利因素：

年紀越大，可提供的剩余價值就越少；年長的群體成為了與現代——注意這里的現代是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當下感，是即時即刻的概念；這才能解釋為何老去意味著與當下的分離，進入過去的狀態中去——社會脫節的存在，變成了傳統的象征物。

這也難怪法國哲學家奇奧朗把年輕人等同于精神狂熱、真實性、創造性、理想主義，卻把老年人看作是象征著常規、惰性、政治腐敗和氣量狹小的唯利是圖者。因為老去代表的就是脫軌，遠離了當下的、鮮活的空間。

由此就不難解釋開頭我那兩位朋友對「老去」的恐慌，以至于在「30歲時就要選擇自殺」——社會的框架制定好了標準的生活方式，它并非強制性地灌輸或說教，與之相反，它倡議獨立、自由、平等，好像所有的想法都是從個人自己頭腦中迸發出來一樣。

“30歲、老去 ”

“這樣的日子我無法想象”

02.作為社會資本的年齡

30歲時死去可以說是對老去的恐懼，也可以證明個人對年輕的眷戀和不舍。有時候，年齡數字的大小也將直接與社會報償與容忍程度產生聯系。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將資本類型分為了金融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符號資本。并且這四類資本體系之間往往是彼此串聯，相互融合的。例如學歷較高者在很大程度上會比學歷較低者擁有更多的金錢財富——這類比喻最適用的必然還是社會階級較為穩定、流動性較差的情況下，現在的網絡社會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那么，年齡實際上就可以為這些資本的獲得創造條件。因為任何結果的生成與實現都需要時間，只要是處于社會勞作體系之下，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都必然與時間因素保持密切關系。

于是，從橫向來看擁有的人生時間越多的年輕人相應的就擁有創造這些資本的可能性。在社會化尚未完成時，大部分的人，包括個體自己，都是充滿期待和渴望的。

舉個簡答的例子，小時候敢說自己想要成為宇航員、藝術家、科學家，那是天真無邪、未來可期；等到時過境遷，二十年后，這句話就要是再說出口——等等，這句話根本不可能再說出口了。

所以，在時間的累積下，社會資本創造的結果越來越明確，能夠再去想象的空間所剩無幾，眾人對年齡越大的人，期待與耐心、包容度，都會逐漸減少。

這就意味著，個人的成長空間將不斷坍縮，所謂的人生的可能性也將無止境地趨向于零。生活的寬度在持續收緊，那些年輕時能夠仰仗著時間去實現、去爭取的曠野，也只能變成午夜夢回后的一聲嘆息。

老去的代價永遠不只是容貌、身材的改變，最重要的是心態與社會定位的分野。如果把視野放置在女性身上，如此境況將會更加明顯地展示出來：昨日黃花、年老色衰、風光不再…這些詞語的背后實際上正在不斷揭示女性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當做是觀看、品鑒、欣賞的對象，她比其他任何性別都更加需要青春永駐，需要去避免談及年齡。因為年輕被認為是她重要的社會資本，由此能夠置換更多的青睞、賞識。

開頭說到，對年齡焦慮的反抗在當今的社交媒體中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教化與規訓。越是漂亮的、看不出歲月痕跡的人，越是在否認老去的狀態，越是在向眾人說明：老是不美的、老是不合適的，老是衰敗、是崩潰、是消沉、是不雅與不齒于口的。

因為它讓我們不再擁有被期待的可能，使我們喪失了去想象的欲望，也不再享有如年輕時一般的社會交換資本。

03.變老也許并不可怕

這幾年很熱的一個概念叫「人口老齡化」，即在嬰兒潮之后的大量勞動力正面臨著老去的現實。與之相伴的就是「適老化」和「數字反哺」這樣的概念。今年，由這些現象進一步催生出的「中老年頂流網紅」也迅速地在社會話題的風口上起飛。

“老去”代表著脫離當代生活的軌跡，意味著勞動力的下降，同時也使其偏離了主流社會的話語視野。格伯納在討論到現代傳媒的傳播方式與現實建構邏輯時著重指出了一種現象，即「主流化」。媒體更偏向于將重心放置在社會主流人群與熱點話題中，偏向于保守性的思維，與社會管理者的立場保持高度一致。這樣的說法在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中也同樣存在，為了活得更多的市場報酬與份額，媒體不太會對邊緣人群與其他弱勢群體投以關注，而更多地保證大部分受眾的需求。

對于當下的互聯網絡來講這更是絕對的「第一定律」。服務Z世代這群數字原住民，把其他世代當做是數字移民，甚至是數字難民去對待。

老年群體成為不受重視的那部分存在，乃至于很多時候是屬于消失的沉默者，大多數青年人對其的認知只停留在長輩或其他抽象的定義上。既是因為他們對于社會發展與生產力需求無法再提供更多的價值，也與其對于當代主流媒介的使用程度不高、適應力較低有關。

抽象意味著缺乏立體度，只在意家庭中的身份則將這種抽象進一步地推向了極端：媽媽、爸爸、爺爺、奶奶，這類人群不具有年輕的時期、也沒有似乎只有青年人才擁有的轟轟烈烈的感情，他們被置于了身份的套子里，也成為了扁平的人物。

所以當許多「中老年頂流網紅」出現的時候，眾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中老年人也依舊能夠愛，情感也依舊允許悸動的存在。

只不過，這與年輕人所認為的愛相距甚遠。這也與我們對于愛的期待，大相徑庭。大部分青年人對這兩位網紅的態度都是輕蔑的，他們把這場網絡事件看作是一場戲劇，置身事外地觀看中老年的情感游戲，然后去戲謔地插科打諢，調侃幾句。

“老去”這件事，始終是圍繞在很多人心里的一道坎。接受也好，抗拒也罷，最終都停留在一件事上：

老年人，是不是被尊重、被理解的群體？

因為它模糊、抽象、毫無起色、與死亡保持過于親密的關系，才使人恐懼、擔憂。如果反過來，這不是個弱化老年人意義，消解其存在合法性的社會呢？

那30歲時就要死去這件事，是否也就成了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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