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傷脾胃,百病由生”,這話聽著簡單,可是在金元那個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的年代,這八個字,是能救命的,說這話的人叫李杲,字明之,上了年紀就管自己叫東垣老人,現在好多人一聽這名字,就想到“補土派”,其實都忘了,他首先是個在亂世里跑來跑去救人的郎中,是個因為他娘被不懂的郎中治沒了,就發誓不讓天下人再嘗這種痛的大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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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是1180年生人,河北正定的,家里幾代人都有錢,他本來也能跟其他有錢人家的孩子一樣,讀讀書,花錢買個官當當,天天喝酒快活,可他二十歲那年,他娘病倒了,請了好幾個郎中,開的方子一個比一個寒涼,藥一碗碗喝下去,人最后也沒氣了,在靈堂上,李杲把那些藥渣子全倒地上,借著燈火一點點碾碎,就好像把自己后半輩子的安穩日子也一起碾碎了,第二天,他就背著上千兩白銀,跑去拜名醫張元素當老師,老師問他干嘛要學醫,他啥也沒多說,就一句,“愿世間無枉死之母”。
他老師張元素,特別會講藥性,上課就愛用“五行歸經”那套理論推演藥勁兒怎么走,李杲卻老愛追著問,藥喝進肚子里,最先傷到的是什么,這天天打仗,老百姓連小米都吃不上,脾胃早就空轉了,你再用那些苦寒的藥,這不是治病,這是要命,他老師聽完半天沒說話,過了好久才講,你要是能把這一塊給補上,咱們易水學派就能自己立個門戶了,李杲就把《內經》里“胃者水谷之海”那段話抄在窗戶紙上,白天看著太陽想,晚上點著香琢磨,三年下來,那紙都快被燈火烤黃了,他愣是從那字里行間看出來一條道道,脾胃一壞,土就壓不住火,虛火順著經絡往上燒,肺先倒霉,接著就是腎,病就像著了火的草原一樣收不住了,從那時候起,“補土”這兩個字就在他心里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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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32年,蒙古大軍把汴京給圍了,金朝廷往南跑,饑荒跟著瘟疫一塊兒來,逃難的人跟洪水似的往北跑,得了一種叫“大頭天行”的病,腦袋臉都腫得老大,一天就沒好幾百人,朝廷的太醫還是用治傷寒的老法子,開麻黃、桂枝,結果腫沒消,人先沒了,李杲那時候在濟源當個管稅的小官,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干脆把官印往匣子里一鎖,就在驛站門口架起鍋熬藥。
他讓病人先圍著火坐,一個個診脈,那脈象都是浮大中空的,使勁一按就沒了,再看舌頭,舌頭胖大還有牙印,舌苔又薄又滑,他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外感,是里頭虛了陽氣往上浮,他回屋提筆就寫方子,用黃芩、黃連清上焦的虛火,用陳皮、甘草護住胃氣,再加升麻、柴胡把那股清氣提起來,讓藥勁兒順著脾經往上走,把毒給托出來,三碗藥下去,腫就消了燒也退了,逃難的人在驛站外頭跪了一地,喊他“神仙”,李杲自己卻笑得挺苦,哪有什么神仙,不過是把胃氣先扶起來,讓人自己救自己,這個方子,就是后來刻在石碑上流傳了七百多年的“普濟消毒飲”。
汴京城破了以后,他回了真定老家,老房子早被亂兵燒光了,就剩半扇燒得焦黑的門板,他把門板翻過來,拿炭條在上面寫了“脾胃論”三個字,把這當桌子,白天給人看病,晚上就寫書,1244年,他收了個徒弟叫羅天益,第一堂課,不講《內經》,先遞過去一碗熱粥,說你喝了,再說話,羅天益一口喝完,李杲讓他張開嘴看舌頭,然后才說,粥進了胃,舌頭上就有了薄薄的苔,這就是胃氣恢復了,當大夫的要先醫胃,再醫病,這是咱們這派的綱領,快走的時候,他把《內外傷辨惑論》那些手稿都裝進一個木匣子,就跟羅天益說了三句話,“別圖名,別圖利,別忘了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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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年,李杲走了,就葬在滹沱河邊上,出殯那天,路兩邊的村子,老百姓都不做買賣了,幾千人自發地來抬棺送行,還有人舉著白幡,上面寫著“內傷宗東垣”,在風里呼呼地響,沒過一百年,明朝有個叫孫一奎的大夫,在書里寫下“外感宗仲景,內傷宗東垣”,一下子就把他在醫術史上的位置給釘死了。
今天我們再回頭看那本《脾胃論》,隔著那泛黃的紙,好像還能摸到他的溫度,他告訴我們,人不是鐵打的,是土里長的苗,土松了,苗就干了,土要是厚實,就算風吹雨打,也能重新長出新芽,在那個亂世里,他用一腔熱血護住了人身體里那撮土,到了現在這好世道,我們隔著七百多年的光陰,好像還能聽見他那句低聲的囑咐——
先救胃氣,再救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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