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對魯母大吼：總叫我給魯迅生孩子，他都不跟我講話，怎么生？

1919年七月的北京悶如蒸籠。魯迅寓所里，幾個慕名而來的學生剛坐下，朱安忙不迭端上滾燙的龍井和濃稠藕粉。茶香裊裊，卻沒人敢下口。魯迅皺了皺眉，拂袖回書房，留下客人與滿桌熱汽。

誰也沒想到，等門一關，“啪”地一聲脆響，隔壁傳出朱安壓抑不住的哭喊：“總叫我給阿迅生孩子，他都不跟我講話，怎么生？”魯母愣在當場，手里攪動念珠，佛號也斷了。那一刻，周家臺門里積攢十幾年的悶雷，一下子炸開。

回想二十年前，1898年臘月，紹興城里兩家長輩鑿定了這門親。朱安生于1878年，大家閨秀，三寸金蓮，女紅精致；魯迅才十七八，還在南京水師學堂讀書，信里滿是新學理想，對“父母之命”已心生抵觸。

魯瑞太太出面，一封封家書飛往南京。魯迅起初言辭懇切：希望婚事暫緩，或讓女方先讀書開眼界。朱家老人搖頭——“女子無才便是德”。雙方僵持，街坊卻早已傳遍，退親的路堵死了。

1902年，家中四弟椿壽病歿，孝期未滿，魯母更怕香火中斷。她索性發電報“母病速歸”。魯迅匆匆從東京趕回，推門見母親精神抖擻張羅嫁娶，一時啞口。

1906年正月，鑼鼓聲在周家臺門響起。洞房里，初次碰面的新郎發現，新娘并非信里描述的“沉魚落雁”。長臉，高鼻，裹足，舉止拘謹——與他心中獨立女子的形象南轅北轍。

夜深，藍印花被面被淚水洇出青痕。天亮，魯迅把衣物搬進書房。第三天，他又踏船東渡，理由是“學業緊迫”。留下朱安和一屋子尚未散盡的喜氣。

1909年學成歸國，他直接去了杭州、紹興師范任教。逢年過節回家探母，院里燈籠高掛，他卻總在臺階邊停步，禮貌寒暄后轉身離開。朱安一次次站在房門口，手里的熱毛巾涼了又熱。

兩人并非毫無交集。魯迅仍替朱安置辦衣料，囑咐傭人照看，可話始終停在“嗯”“好”之間。文化鴻溝大到連一句閑聊都難以跨越。試想，一個天天翻譯《域外小說集》的人，實在不知怎樣與繡花、燒菜的夫人談天。

壓力最終集中在生育問題上。魯母盼孫心切，口里總念叨“香火”，朱安默默忍受。那天的爆發不過一句真話，她既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無人啟口”。

不得不說，朱安想扭轉命運并非完全無力。若當年進了女子師范，哪怕讀兩年新學，或許能與丈夫在精神上靠近幾分；若魯迅能再多給一點耐心，也許局面不同。但歷史沒有假設，封建婚約像一把鎖，鎖住了兩個人的選擇。

1923年后，魯迅北上定居北京西三條。朱安與婆婆一起被接來，三口人各住一間。夏天她仍舊烹茶煮藕粉，冬夜她為魯迅備好火盆，可那扇書房門輕掩，外人很少見它開啟。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上海大陸新村傳來噩耗。魯迅猝然離世，年五十六。守靈的人中沒有朱安。她被留在北平照看遺物，只能隔著千里，焚香哀悼。

1950年代，朱安遷入北京泡子河胡同，時常捧著《吶喊》《彷徨》發呆。1958年六月，她病逝，終年八十一。遺囑里最大心愿，是把自己葬在魯迅墓旁，可惜未能如愿。

這段相看兩生厭的婚姻，沒有劇烈的爭吵，也無出軌丑聞，卻在長達三十年的沉默中，一點點把兩個人耗成背影。根子不在個人性情，而在那個年代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它讓魯迅成了“孝子”，讓朱安成了“賢婦”，卻讓兩顆原本可能綻放的心，永遠錯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