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到底存不存在？上個世紀，胡適提出了一條簡單的驗證辦法

2024年，洛陽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內，一尊綠松石龍形器靜靜陳列。2000多片綠松石拼接的龍身，在燈光下泛著幽光，仿佛在訴說三千年的隱秘。

游客們圍著展品輕聲議論，核心疑問始終不變：這真的是夏朝的遺物嗎？這個困擾學界百年的問題，早在一百年前，胡適就給出了一條看似簡單的破解路徑。

那不是憑空臆想的論斷，而是浸潤著西方實證思想的史學革命。從信古到疑古，從書齋到田野，這條驗證之路，藏著中國史學的蛻變密碼。

百年追尋，答案或許不在文字里，而在泥土中，在實物與文獻的相互印證間。

一、疑古浪潮：胡適為何敢斬斷千年古史

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在學界掀起滔天巨浪。胡適開篇便跳過夏商，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將傳承千年的“夏商周”體系攔腰截斷。

這不是嘩眾取寵，而是時代思潮的必然。清末民初，西方實證史學東傳，傳統史學的“信古”根基搖搖欲墜。胡適留美七年，深受杜威實用主義影響，深信“史學的靈魂是證據”。

彼時的古史記載，早已被層層附會包裹。《史記·夏本紀》詳載大禹治水、啟建夏朝，可這些文字距夏朝已隔千年。更關鍵的是，無一件實物能與之對應。

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學說，更給了信古派致命一擊。他指出，越晚的史書，對古史的記載越詳細，夏朝故事大概率是后世逐步編造的。

胡適的質疑，恰是這場思潮的集中體現。他在日記中寫道：“沒有證據的歷史，再動人也只是神話。”這份清醒，讓他成為古史考證的破冰者。

二、驗證之法：從商朝復活看胡適的智慧

胡適并非全盤否定古史，而是給出了一條明確的驗證路徑。1922年，他在《努力周報》發文：“證明夏朝存在，就照商朝的辦法來——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

這個辦法的靈感，源自商朝的“復活”。此前，商朝也被視作傳說，直到1899年，王懿榮的一次偶然發現，改寫了歷史。

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患瘧疾時從“龍骨”上發現奇怪刻痕。作為金石學家，他敏銳察覺這是古老文字，隨即重金收購，一年搜集1500多片。

王懿榮殉國后，甲骨輾轉到劉鶚手中。1903年，《鐵云藏龜》出版，甲骨文首次公之于眾，卻因無人能識，沉寂十余年。

1917年，王國維的研究打破僵局。他對照甲骨文與《殷本紀》，逐一考證出商王名號，從太乙到武乙，與文獻記載分毫不差，徹底證實商朝存在。

三、殷墟實證：胡適辦法的完美落地

1928年，殷墟遺址的發掘，讓胡適的驗證辦法徹底落地。考古隊在河南安陽破土動工，出土的甲骨、青銅器、宮殿基址，構建起完整的商朝文明圖景。

甲骨文中不僅有商王祭祖、征戰的記錄，還包含天文、歷法、占卜等細節，與《尚書》《詩經》中的記載相互佐證。商朝不再是模糊的傳說，而是鮮活的信史。

胡適看到殷墟考古報告后，在日記中畫下感嘆號：“商朝能被實證，夏朝為何不能？”可他也清楚，找夏朝比找商朝難上十倍。

商朝有甲骨文定年，器物特征鮮明；而夏朝無文字留存，器物樣式未知，甚至連大致范圍都需從古籍中推測。這場追尋，注定漫長而艱難。

他給年輕學者徐旭生指明方向：“《史記》說‘伊洛竭而夏亡’，去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找找看。”這一句話，開啟了數十年的夏墟探尋之路。

四、漫漫尋路：從戰亂中斷到二里頭驚現

1936年，徐旭生帶隊沿伊洛河流域考察三月，翻遍古籍、踏遍山野，僅找到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未發現任何與“夏”相關的線索。

抗戰爆發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斷。胡適在重慶見到徐旭生，輕聲安慰：“考古是慢功夫，我們這代找不到，下一代總會找到。”這份期許，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1959年，71歲的徐旭生再次帶隊奔赴豫西。當偃師二里頭村的農民，從紅薯窖里挖出帶花紋的陶片時，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徐旭生蹲在地里摩挲陶片，良久后起身斷言：“這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夏墟！”隨后的發掘，印證了他的判斷。

二里頭遺址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碳十四測年顯示距今3800—3500年，恰好對應文獻中的夏朝晚期。宮殿基址、鑄銅作坊的出土，彰顯著王朝氣象。

五、二里頭密碼：離夏朝最近的實物證據

二里頭的出土文物，一步步靠近胡適的驗證標準。最具代表性的青銅爵，造型原始古樸，比商朝早期青銅爵早數百年，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之一。

考古學家夏鼐評價：“這是早期王朝的標志，說明此處曾存在一個擁有禮制、手工業體系的文明。”這份判斷，為二里頭與夏朝的關聯埋下伏筆。

2002年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更是驚艷學界。長70厘米的龍身，由2000多片綠松石精密拼接，龍頭有眼有角，被視作夏朝的“國之重器”，象征王權。

2023年“考古中國”項目發布最新成果，二里頭遺址發現大型禮制遺存和手工業作坊集群。都城布局呈中心輻射狀，與殷墟布局一脈相承，符合夏商更替的文化傳承。

可爭議仍未平息：遺址中僅有陶器刻畫符號，無成熟文字，無法直接與“夏”掛鉤。這成了橫亙在實證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礙。

六、爭議不休：文字是否是唯一標準

二里頭的發現，讓學界分裂為兩派，爭論的核心的是：文字是否是實證夏朝的唯一標準？

疑古派堅持，無文字佐證便無法定論。他們認為，二里頭可能是商朝早期遺址，或某一未知部落文明，不能僅憑年代和器物就歸為夏朝。

支持派則反駁，胡適早已說過，驗證古史不止靠文字。二里頭的年代、地理位置、禮制特征，均與文獻中的夏朝高度吻合，多重證據疊加已足夠有說服力。

更多學者傾向于折中觀點。陶寺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現，與二里頭形成時間序列，串聯起從邦國到王朝的發展脈絡，與《史記》記載的夏朝世系基本契合。

“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碳十四測年、器物比對，將夏朝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雖有爭議，但已成為學界主流參考。

七、超越爭議：胡適辦法的史學革命意義

百年過去，夏朝是否存在仍有爭議，但胡適的驗證辦法，早已重塑中國史學的研究范式。在他之前，史學研究困于書齋，以文獻考據為主；在他之后，考古成為古史研究的核心手段。

顧頡剛后來回憶：“胡適先生的‘找證據’，把我們從故紙堆里拉了出來，讓歷史研究回歸實證。”這種轉變，是中國史學的一次脫胎換骨。

胡適的智慧，不僅在于提出辦法，更在于傳遞嚴謹態度。他始終強調“不急于下結論”，反對為湊“五千年文明”而臆斷，這份清醒影響了幾代考古學家。

二里頭遺址發掘六十余年，考古隊從未倉促宣稱“這就是夏都”，而是一步步積累證據。這種耐心，正是對胡適實證思想的最好傳承。

結語：泥土中的文明答案

如今再站在二里頭遺址前，綠松石龍形器的紋路里，青銅爵的銹跡中，都藏著文明的密碼。或許我們永遠找不到像甲骨文那樣的直接文字證據，但真相已在多重印證中逐漸清晰。

胡適提出的簡單辦法，看似容易，卻需要百年的堅守與沉淀。它告訴我們，歷史從不是書齋里的空想，而是泥土中挖出的實證，是文獻與實物的相互印證。

夏朝是否存在，早已超越單一的歷史命題。它關乎我們對文明起源的認知，更關乎對待歷史的態度——不盲從、不臆斷，以實證為基，以嚴謹為尺。

二里頭博物館的燈光下，文物靜靜矗立。它們或許無法開口說“我來自夏朝”，卻在無聲地訴說：中華文明的源頭，早已深深扎根在這片土地上，源遠流長。

而胡適的驗證辦法，就像一把鑰匙，讓我們在泥土與文字間，一步步靠近那個遙遠而真實的遠古王朝，讀懂文明傳承的深層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