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生傲慢根本原因是套用英國美國的醫生進入門檻的標準制度。

香港的醫生特別傲慢，并不是他們醫術多么高明，其根本的原因是香港醫院套用的是英國美國的醫生進入門檻的標準制度。
那是一個深度制度化的產物，一個幾乎照搬英美的醫生準入規則高度嵌套進本地醫療系統的結果，而這些制度，看似“高標準”，本質上卻構筑了一個閉環的精英型壟斷結構。
先說說他們考醫學有多難，全香港只有兩所大學有醫學院——港大和中大，每年醫科招生不過約500人。
這500人是什么水平呢？過去五年以內，大約有六成的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狀元，是沖著醫科去的。
在他們眼中，學醫幾乎成了“社會頂層通行證”，有前途、工資高、社會地位也突出。
問題是，當一個系統從入門就篩掉了大量普通人，它最終塑造出來的醫生，思想和行為，也很難真正貼近社會底層，換句話說，他們不可能真的“和病人在同一頻道”。
考進去還不算完，即便從港大、中大畢業，接下來還要經歷至少12個月的駐院培訓，才能申請正式執照，而對非本地醫生來說，那才是真正的地獄模式。
如果你是在內地甚至是歐美某個聲譽不錯的大學拿到的醫學學位，你想來香港執業？對不起，請先通過“LMCHK”考試。
這個考試通過率是多少？近年數據顯示，不到20%。
臨床考試部分完全沒有固定教材，基本靠考官“自由發揮”，很多時候，一個動作、一個對話表現不好，就直接判不合格。
更要命的是整個考核過程限定使用粵語，這對非香港本地長大的醫生而言幾乎是雙重門檻。
不合理嗎？香港醫務委員會不這么認為，他們對外的說法一直是：“這標準是保障市民安全，不可隨意降低。”
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種“高標準”讓外地醫生無法輸入，反而造成香港本地醫生長期稀缺。
醫生變少，工作壓力變大，溝通時間縮短，最終還是香港市民買單。
醫生人數在哪種狀態才算緊張？截至2024年，全香港醫生總數大約為16,000人左右，每年新增執業醫生大約幾百人。
雖然每年也有新醫生進來，但醫生總量和人口比例并不理想，尤其是放在公共醫療系統里，情況更緊張。
超過90%的醫療服務由公立系統承擔，而排隊看專科需要多久？內科133周，差不多是2年半。
你今天不舒服，預約后等到看的時候，那點小毛病早變成難治的慢病了。
有病人去看心臟科，醫生第一眼看上去就很緊張地說：“你之前那次漏診我們很抱歉，但我今天要趕六十個病人，我們得盡快。”
不知道這算是坦誠還是無奈。
繞不開的是一個現實：醫生群體，不管在收入還是社會地位上的“頂層屬性”，尤其是在私立醫療系統里，已經形成了近乎不可動搖的優勢。
根據最新數據，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月薪中位數約11.57萬港元，那些在私立醫院執業的高級專科醫生，月入百萬已經是行業共識，而市民的人均工資卻還徘徊在2萬港元上下。
一個職業階層既被神化又被壟斷，它怎么可能不傲慢？尤其當這個職業背后還有一整套體系在為它筑圍墻。
每年醫務委員會實際發出的醫生牌照控制在百余張上下。
進入這個行業像是通關游戲，唯有被本地教育、訓練、語境改造過的醫生才拿得到通行證。
這種人為制造的“醫生稀缺性”讓他們始終處于強勢地位，聽不聽病人講話，是他們覺得“值不值”的問題、一種主觀選擇，而不是職業必需。
也就難怪，當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香港，中央提出派醫生支援，香港醫學會當時的態度非常冷漠，甚至明確表達擔憂：“語言障礙”、“醫學理念不同”、“醫療質量把控難”。
問題是，那是一個醫療體系天天喊著“資源緊張”的時候，他們卻連一個希望援手的提議都斷然拒絕。
出發點并不是患者，而是系統本身是否還能繼續維持由自己主導的控制權。
那時候一個細節很震撼，香港檢測一個核酸標價高達3550港元，而在深圳，只需約百元人民幣。
這不是成本問題，而是資源被定價、成為少數群體話語權的象征，已不是服務大眾的公共資源。
為了穩住局面，2023年香港特區政府做了點補救措施，宣布首批承認包括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在內的七所內地高等院校的醫生資格。
但即便如此，非本地醫生依然繞不開實習、口試、評核的全套流程，換句話說，“敢開放”的窗口依舊窄。
香港醫生的“傲慢”，到底是個體問題，還是墻外人無法理解的系統選擇？那種態度，是被一個精英化、排他性極強的系統塑造出來的。
它選拔出學業頂尖、背景優越、語言條件優秀的學生，再經過細致的本地化訓練，最終變成既收入高又穩定的職業層。
久而久之，他們就不再以患者滿意度為第一目標，而是一個自我系統內的成功接受者。
要改變這一切，可能的路徑包括：
擴大醫學院招生規模，透明醫生執業考試標準，逐步開放數據和權力結構，同時加強與內地醫療系統的融合互動，讓醫生身份不再是一種被壟斷的“特權符號”，而逐步返回“服務崗位”的本質。
說到底，醫生再專業，如果沒有耐心傾聽、設身處地了解病人的不安，那種“專業”就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權力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