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稱兄道弟到全軍開戰：吳佩孚與張作霖的塑料盟友情

1926年6月底的北京城，暑氣初蒸，中南海里荷葉已亭亭。懷仁堂前衛兵肅立，馬蹄聲由遠及近——吳佩孚到了。這是自第二次直奉戰爭慘敗后他首次重返北京，兩年前他還是敗軍之將倉皇南逃，如今卻以“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之尊與奉系巨頭張作霖平坐。歷史有時比戲文更曲折，昨日的死敵今日的盟友，明日的對手，這出北洋亂世的活劇在這一刻達到了某種微妙的高潮。

那日懷仁堂內涼意森森，張作霖一身戎裝操著濃重東北口音拱手相迎，吳佩孚長衫馬褂仍是一副儒將風范。二人分賓主落座，茶香裊裊間說的都是“同心救國”“信義為重”的場面話。可明眼人都知道這場會面底下暗流洶涌——就在幾個月前兩人還簽署密約：奉軍出關，直魯歸吳，中央政權聽吳主持，儼然是第二次直奉戰爭前的格局重現。吳佩孚為此調動主力北上，與奉軍聯手把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河北，眼瞧著中南海那張蒙著虎皮的椅子似乎已觸手可及。

但張作霖真甘心把中央大權拱手讓人嗎？就在會面前夕，奉軍前線指揮官張學良已多次請示“對于大局各主張”，插手中央的意圖躍然紙上。而吳佩孚也心知肚明，所謂合作不過是各懷鬼胎的權宜之計。會談只持續了很短時間，沒有就未來的北京政府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吳佩孚便匆匆出京返回長辛店督戰。懷仁堂的茶還未涼透，合作的溫情面紗已隱隱透出裂痕。

要說吳張二人的關系，真可謂一部北洋版的《三國演義》。時間倒回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炮火連天，那時吳佩孚是直系統帥，張作霖是奉系首領，兩軍在山海關殺得尸橫遍野。誰料馮玉祥臨陣倒戈，吳佩孚一敗涂地乘船南逃，險些葬身魚腹。那時的張作霖是恨不得將吳佩孚生吞活剝的死敵。

可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不到一年光景局面全翻了個兒——1925年底郭松齡倒戈反奉差點要了張作霖的老命，與此同時吳佩孚在南方復起，被孫傳芳、蕭耀南等人推為“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兩人忽然發現：共同的敵人馮玉祥比彼此更可恨。于是出現了歷史滑稽的一幕：張作霖主動派使者到岳陽，對著吳佩孚的代表“言之淚下”懇請“捐棄前嫌，同心救國”。吳佩孚那邊呢？雖然心里還記著山海關之仇，但盤算一下利弊——北方的馮玉祥虎視眈眈，南方的國民政府日漸坐大，與奉系暫時握手似乎是唯一出路。

1926年初兩人秘密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消滅馮玉祥的國民軍，事成后奉軍出關，中央政權歸吳。一紙盟約舊仇似煙消云散。可這盟友關系有多牢固？吳佩孚的顧問李炳之后來回憶說雙方都打著“信義”的招牌，吳佩孚甚至對部下說：“一個人活一輩子，又能有多少光陰？總應當以信義為重，利害為輕。”話雖漂亮但兩人心里都清楚：所謂信義在江山面前輕如鴻毛。

就在吳張二人在懷仁堂虛與委蛇時，南方的槍炮聲已隱約可聞。1926年7月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8月下旬汀泗橋、賀勝橋接連失守，吳佩孚慌了神急電張作霖請求支援。這時候兩人合作的所有虛偽性暴露無遺——吳佩孚請求奉軍南下援鄂，卻又不愿把自己的主力部隊從河北調往湖北，他怕一旦離開北京政權就被奉系乘虛而入。張作霖呢？他倒是答應出兵卻要求吳軍主力先南下，“京漢路車輛擁擠”成了絕妙借口。兩人就像兩個互相猜忌的牌友誰也不肯先亮底牌。

9月初吳佩孚又改口，說前電是“張皇告急”，奉軍“無庸出發”。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吳怕奉軍借援鄂之名行奪地之實，張怕南下后被吳軍斷了后路。所謂的同盟在現實利益面前薄如蟬翼。到了10月吳佩孚建議奉軍從海上進攻廣東形成南北夾擊，張作霖以“給養困難”推脫。吳佩孚憤而致電：“若作強援之舉，則將類拔苗助長。”話里話外已是怨氣沖天。

張作霖的回復更絕，他私下告誡部下：“彼方素亂至此，自消自滅即在目前。我方稍緩須臾，仍可仁至義盡，收最后之勝利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讓北伐軍和吳佩孚先打著，咱們坐收漁翁之利。這話說得透徹，也說得寒心。軍閥之間的情誼到了這份上，還不如生意場上的點頭之交。

1926年11月孫傳芳秘密赴天津向張作霖求援，在隨后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吳佩孚的老巢河南被劃歸奉系將領韓麟春。這相當于在盟友情誼上捅了最后一刀——吳佩孚這才徹底醒悟：張作霖從未把他當作真正的盟友，不過是一枚用來牽制馮玉祥和北伐軍的棋子。如今棋子價值已盡該棄則棄。政治就是這么現實，用得著你時稱兄道弟，用不著時一腳踢開。

1927年2月8日奉軍與魯軍分兩路強入河南，吳佩孚部隊起而反抗，雙方兵戎相見。從懷仁堂的寒暄到戰場上的廝殺不過短短八個月時間。這場破裂直接改變了北伐戰爭的走向——試想如果奉、直、孫三方真能齊心協力，六十萬大軍對抗北伐軍的十萬之眾，歷史或許會是另一番模樣。但軍閥間的猜忌、算計、利益糾葛注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聯合。蔣介石后來總結北伐戰略時說得透徹：“政治方法”與“軍事方法”并用，以政治戰略使軍閥唯求自保互不救援。這話算是說到了根子上——北洋軍閥缺乏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維系關系的只有利益。利益一致時稱兄道弟，利益沖突時刀兵相向，這樣的聯盟焉能長久？

回過頭看1926年6月的那場會面更像是一場注定散席的盛宴。吳佩孚想的是借奉系之力驅逐馮玉祥重掌中央大權，張作霖想的是利用直系消耗國民軍自己穩坐東北伺機入主中原。兩人都以為自己是棋手對方是棋子，卻不知在歷史的大棋盤上他們都是即將被淘汰的舊時代符號。會面后不到一年吳佩孚兵敗如山倒輾轉流亡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張作霖雖一度掌控北京成立軍政府，但也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殞命。兩人斗了半輩子爭了半輩子，最終誰也沒能成為笑到最后的那個人。

倒是他們共同的敵人——那個曾經被他們蔑稱為“南赤”的國民政府最終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歷史有時就是這樣諷刺：精于算計者往往失算，困于私利者終為利誤。吳佩孚晚年寓居北平，聽說日本人想拉他出山當傀儡，他拍案而起誓死不從，這點民族氣節倒讓人想起他年輕時“不貪財不好色”的自我標榜。張作霖最后死在日本人手里，也算應了那句老話——玩火者必自焚。

如今再讀這段往事，懷仁堂里的茶香早已散盡，那些“信義”“救國”的誓言也湮沒在故紙堆中。只留下一段教訓：沒有共同理想和價值觀的聯盟，無論表面多么光鮮終究是沙上筑塔，經不起時代浪潮的沖刷。軍閥混戰的時代終會過去，但人性中的猜忌、短視、利益至上卻需要每一代人警醒。這或許就是我們從這場近百年前的會面中能聽到的最深遠的回音——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人性的劇本總是換湯不換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