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新世界｜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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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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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01.30.2026

第03錄

總第94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中國與新世界》

新世界已經來臨，

但新秩序還沒有出現。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3錄 編者按

2026年冬季達沃斯傳出的，不是“某一場危機”的回聲，而是一個時代的斷裂：爭論的鋒芒首次集中指向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舊世界的共識框架正在松動，舊秩序的支柱正在坍塌，而新秩序仍未成形——“未知”與不確定，正迅速轉化為全球性的焦慮與恐懼。

本文以“西方的倒塌”為線索，揭示“西方”的真實與虛幻，指出舊世界本質是西方主導的敘事，而它的瓦解正將全球推向“秩序真空”。當大國競相“圈地”，中等國家試圖聯合抵抗卻猶疑不前，小國在夾縫中恐懼顫栗——這場“秩序封建化”與強權瓜分已然開始。在此變局中，中國面臨的根本課題，不僅是如何應對，更是如何定義自己：“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力量？”

“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一切。”作者這句犀利的總結將叢林世界赤裸裸的展現在讀者面前。當規則碎片化、強權回歸常態，誰來塑造新秩序的底線與共識？中國是選擇隨波逐流，還是為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敘事？或許本文中關于中國的“開源式現代化”與“天下觀2.0”的思考，可以提供一個讀懂“新世界”的起點。

2026年冬季達沃斯論壇傳出來幾個強烈得“刺腦”的信號都指向當今國際政治的本質性變化。作為一個西方的論壇，達沃斯每年討論的要不就是西方國家整體面臨的內部問題，要不就是西方國家整體面臨的國際問題。在過去的很多年里，論壇的討論越來越集中在地緣政治的變遷。但在今年的論壇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爭論都發生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圍繞著他們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這和從前那么多年往往圍繞著俄羅斯的烏克蘭戰爭或者中國的崛起等情形已經截然不同。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為這場論壇“終于”宣告了一個長時代的結束，但卻未曾告知人們一個什么樣的新時代將到來。世界因此進入了一個對于未來的“無知”狀態。有“無知”就有不確定性，就會有憂慮和恐懼。

60多位國家領袖、800多名各界精英參加2026年度的達沃斯經濟論壇（圖源：德國之聲）

01舊世界已是過去式，

舊秩序已經倒塌

第一，舊世界已經是過去式，舊秩序已經倒塌。人們可以簡單地把這里所說的“舊世界”和“舊秩序”理解成為二戰以后的世界和秩序。二戰迄今過了四分之三世紀，這個“舊世界”是各國大多數人口都生活過來的世界。不過，舊秩序則是西方世界塑造的，西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非西方國家的人們也是這樣認為的。因此，今天舊世界倒塌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西方世界的倒塌。

正如近代以來，西方世界憑借其占據絕對優勢的話語權，為非西方世界構造了諸多區域概念，但實際上，“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世界自己本身構造出來的。“西方”這一概念有其實然的一面，更有其虛構的一面。

1

“西方”是真實的

一方面，“西方”是真實的。一是因為這個群體的國家有基于共同的宗教之上的文明和文化，“文明的沖突”的概念就意味著“西方”這個群體的宗教性質。二是這個群體包括最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就是“發達”的西方，就是說，這個群體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三是這個群體發展出了差不多的政治體系，即“民主”，也正因為這樣，長期以來西方簡單地把世界上的政治體系分為“民主”和“非民主”兩個陣營。

2

“西方”也是虛構的

但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層面，“西方”的概念更是虛構的。

一是“西方”實際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正是因為上述共同性，西方才有條件構造了“西方”的概念。不過，“西方”的概念至多也就是英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創造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這是一種“想象”，這種“想象”的表象掩蓋了太多的“不同”。宗教的不同是不用言說的事實，“資本主義的變種”指向了不同的經濟體系和利益，而在“西方”這個群體內，并不能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民主模式。對非西方國家來說，正是因為“西方的故事”講得好，人們普遍地把這個“想象的共同體”視為是事實了。

二是“西方”的存在取決于“非西方”的存在，尤其是一個“敵人”的存在。作為宗教文明的“西方”，其內核便是“天使”和“惡魔”的兩分法。表現在世俗世界中的國際政治，便是“西方”和“非西方”、“朋友”和“敵人”、“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等的對立。因此，“西方”的存在需要一個外在條件，即一個“非西方”的存在。“尋找敵人”或者塑造“假想敵”是西方文明的內在部分。

今天，傳統所謂的“西方”概念已經轟然倒塌。倒塌的原因極其簡單，一是因為“西方”這個群體內部的“共同性”已經掩蓋不了其內部的“差異性”，二是因為“非西方”世界的變化。“西方”內部的差異性使得這個群體中的不同國家和非西方世界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西方”和“非西方”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

2026年1月，在格陵蘭努克市舉行了一場抗議特朗普的示威活動（圖源：紐約時報）

02新世界已經來臨，

但新秩序還沒有出現

第二，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新世界已經來臨，但新秩序還沒有出現。從這次達沃斯論壇來看，在“西方”這個群體中，越來越多的國家似乎已經準備好向“舊世界”告別。但是，糟糕的是，告別了這個“舊世界”之后，人們要走向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因為沒有任何確定性，這是人們最恐懼的。

第三，新秩序是怎樣的？無論大國還是中等國家，對此都沒有任何共識，更不用說那些對局勢只能“無動于衷”和“搭便車”的較小國家了。沒有秩序，所謂的“新世界”只能是一個“無政府”狀態，而“無政府”狀態是人類所不能承受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塑造一個新秩序，是根據人類所擁有的理念和價值觀來構建一個新秩序，還是接受一個“自然”形成的新秩序？如果是前者，那么就需要至少三個前提，一是存在著各國都能夠接受的理念和價值觀；二是有能力構建這個秩序的大國或者幾個大國都必須接受這些價值觀；三是其它國家尤其是中等國家能夠接受這些大國的領導角色。

不過，現實是這些基本條件都不存在。首先，舊秩序的倒塌是體現舊秩序價值觀的倒塌；其次，沒有一個大國或者幾個大國有能力構造新秩序，因為各大國都在轉向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我們所說的國際秩序“封建化”；再者，世界缺失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者較小國家接受的領導型大國。因此，一個“自然”形成的秩序變得更有可能，眼下也就是一個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

03強權再次瓜分世界？

第四，“瓜分世界”已經取代了“大國政治的悲劇”。自冷戰結束之后，西方國際政治的主導話語便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國爭奪霸權導致世界大戰。這個理論的依據是，人類自十六世紀開啟以來迄今，已經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即權力從一個現存大國轉移到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12次霸權爭奪戰爭，而只有4次實現了和平轉移。這個理論也認為，下一次霸權爭奪戰必然發生在世界的“老大”和“老二”之間，即美國和中國之間。但經驗地看，“修昔底德陷阱”并沒有發生，今天的大國關系已經演變成為再次聯手瓜分世界了。

1

強權“瓜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邏輯

人們只能說，“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國失靈了。這并不難理解，“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而非中國文明的邏輯。

大國的“瓜分世界”是從西方文明開始的。先是俄羅斯，再是美國，而其他在“西方”邏輯內的中等國家也在躍躍欲試。俄羅斯的領土擴張以抵抗北約的擴張為理由。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處于不斷的擴張之中。蘇聯本來就是俄羅斯擴張的結果。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變小了。但西方并沒有饒過俄羅斯，因為西方相信如果不能“絞殺”俄羅斯，俄羅斯遲早要再次走上擴張的道路。因此，蘇聯解體之后，以北約為首的西方一直沒有停止過擴張，擠占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使得俄羅斯變得越來越沒有安全感。也就是說，北約對俄羅斯的擠壓適得其反，導致了俄羅斯這個戰斗民族的絕地反擊。這是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的原因，也是俄羅斯發動俄烏戰爭的原因。不管俄羅斯的擴張是基于什么樣的“正當”理由，但客觀的結果就是在列強中率先開始再次“瓜分世界”。

今天的特朗普則緊隨其后。較之俄羅斯，特朗普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后來被世界所拋棄的兩種主義，即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特朗普屬于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即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丁美洲，特朗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最顯著地表現在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政策。很自然，委內瑞拉絕對不會是美國唯一一個新殖民地主義目標，很多拉美國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準備。對世界更多的地方，特朗普實行的則是帝國主義，并且是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之后，很快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要再次控制巴拿馬運河，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一個新州。最近特朗普對控制格陵蘭島的戲劇更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2

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動力來源

無論是新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特朗普“瓜分世界”的動力來自兩個因素。

一是美國的擴張本質。美國建國之后，一直處于擴張之中，從來沒有間斷過。只是二戰之后，美國的擴張變得比較精致了，用一個“好的故事”來擴張。如果不是擴張過度，那么就不會有今天人們所說的特朗普“收縮”。不過，“收縮”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質。從表面上看，特朗普新現實主義把美國的戰略重點從全球轉移到“國內—周邊—后院”，但實際上則不是。更精確地說，人們可以把這一戰略轉移理解成為“調整和鞏固”。特朗普只是調整了擴張的方式，而沒有改變擴張的本質。并且這種調整是為了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后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再者，全球面的“收縮”也具有欺騙性。特朗普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離岸平衡”，即利用美國的盟友進行遠程控制。對特朗普來說，“離岸平衡”可以起到兩個作用，第一，讓美國的盟友承擔更多的責任；第二，大大減少美國本身的成本。

二是特朗普遏制不了俄羅斯的擴張，便選擇不甘落后，轉而進行更加激進的擴張。盡管俄烏戰爭是北約本身擴張的結果，但“西方”從一開始還是想遏制住俄羅斯的擴張。這構成了這些年來“西方”和俄羅斯關系的主線。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之后，開始的時候也是想結束俄烏戰爭的。但不管怎樣的努力，都沒有任何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特朗普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這也不難理解。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的，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近代早期，更多的國家參與殖民地義和帝國主義。盡管今天參與的國家主要限于俄羅斯和美國，但這并沒有改變競爭的本質。

2024年，普京參加慶祝克里米亞“回歸”十周年音樂會（圖源：德國之聲）

3

恐懼被美國拋棄的歐洲

第五，中等國家的不情愿極其反抗。“瓜分世界”對大國來說或許是其本質所驅使，但對中小國家來說則是一個悲哀的故事。當較小國家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中等國家就有了強烈的反應。盡管今天是中等國家，但曾幾何時，他們也是近代以來的列強，曾經瓜分過世界，對瓜分世界擁有切身的經歷，知道列強瓜分世界的時候會發生什么。毫無疑問，“中等國家聯合起來”便是這次達沃斯論壇傳達出來的最強烈的呼吁。他們不能坐以待斃，而是要聯合，主動抵抗強權，塑造國際秩序，而非一個接受秩序的被動角色。

不過，盡管言詞很美好，意愿很強烈，但現實則很冷酷。無論是歐洲還是其他西方中等國家，要追求“自主”的聲音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過，也不乏真誠的嘗試，但并沒有任何可見的效果。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多次說，北約的“腦死亡”。但經驗地看，“腦死亡”的不僅僅是北約，而是整個歐洲。有一點特朗普說得很對，二戰以后，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較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個后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并且視美國的保護為當然，從而越來越沒有保衛自身的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貢獻，使得美國自身的地位難以為繼。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所有這些中等國家視美國“背叛”了西方，但從一個非西方的角度來說，特朗普這樣做便是要以壯士斷腕的方式來拯救整個西方。特朗普指責歐洲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指責歐洲的文化墮落，很顯然已經把歐洲的危機提升到文明的高度。

特朗普強調美國不會拋棄西方，但很顯然他想盡快拋棄一個左派的歐洲，而扶植一個右派的歐洲。這個目標是否會成功取決于至少兩個因素。一是西方本身是否會獨立思考。因為過度依賴美國，久而久之，很多西方國家失去的知識上的獨立思考能力。無論對美國還是對其他世界事務，歐洲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斷能力，“跟隨美國走”的傳統依然是歐洲的主流。二是美歐之間的關系如何演變。二戰以后，美國可以拉著歐洲來改變歐洲。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和冷戰結束后的美歐關系就是如此。但是，美國不能夠通過拋棄歐洲來改變歐洲。最悲哀的事情是，盡管特朗普如此對待歐洲，但對歐洲來說，最恐懼的便是被美國所拋棄。美歐關系如何發展決定了傳統“西方”是否會再現。

4

小國是否注定“悲劇”？

中等國家如此，那么小國的悲劇會更多。這是個對小國家并不友好的時代。遲遲結束不了的俄烏戰爭已經為歐洲小國制造了恐怖環境，歐洲小國最擔心特朗普美國的便是美國不僅沒有能力阻止戰爭，反而以烏克蘭割地的方式結束戰爭。因為如果這樣，那么烏克蘭絕對不是最后一個。俄烏戰爭還沒有結束，就發生了美國如此輕易地抓捕委內瑞拉總統的事件，這為拉美小國制造了又一個恐怖環境。如果說在歐洲，小國還想依仗歐洲大國來抵抗的話，那么拉美小國顯得極其現實主義，即迅速調整和美國的關系，向特朗普示好，以避免悲劇的發生。當全世界的人們為委內瑞拉作為一個國家抱不平的時候，拉美很多國家，甚至是委內瑞拉本國的民眾都在向美國示好。剛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委內瑞拉反對派還把獎章轉送給了特朗普。委內瑞拉的余音依然回蕩的時候，特朗普發出了要通過各種方式無論如何也要拿下格陵蘭島的威脅。考慮到掌控著格陵蘭島的丹麥和美國同屬北約成員，對幾乎對所有國家來說，如果一個強權可以隨意從盟友中強行攫取的話，那么這個世界秩序就沒有了任何基礎。

但這是大國政治的現實。小國的生存問題是人類的一個永恒問題。夾在大國之間，小國只有擁有高超的外交能力和手段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盡管聯合國憲章規定，國家不管大小，一律平等。但這也僅僅只是原則，從來沒有轉化成為現實。當大國能夠“規矩”一些的時候，小國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實際上，大國只有“規矩”有利于大國利益的時候才會守“規矩”。“守規矩”不是常態，更多的時候，正如這次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演講時所說的，“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一切”。不過，這樣說，似乎所有的責任都落在了大國這邊，小國總是“受害者”。但現實并非如此簡單。無論古今，小國也經常犯顛覆性錯誤。小國在大國之間游刃有余，在兩邊獲得利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經驗地看，一些小國經常倚仗一個大國，利用這個大國和另一個大國的矛盾來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樣的操縱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小國必然成為自己行為的犧牲品。尤其在當今世界，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和戰爭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因為所有大國都擁有核武器等可以“相互保證毀滅”的手段，那么最終的犧牲品便是那些不當超越這個限度的小國。可以預見，在一個大國瓜分世界的時代里，小國如果沒有高超的外交技能，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成為這類犧牲品。

卡尼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表演講，坦率地評估了特朗普總統造成的全球秩序不可逆轉的“決裂”（圖源：紐約時報）

04“何謂中國？”

那么，對我們來說，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中國怎么辦？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盡管俄羅斯和中國不再是今年達沃斯論壇顯性的話題，但卻是話題的核心。如果深度思考一下，人們不難發現，特朗普想傳達出來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面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有能力來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

1

中國不能繼續被西方定義自己

中國是怎么樣的一個大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是當今國際政治的最為核心的問題。無論是大國爭霸理論、還是權力轉移理論、亦或是民主和平理論，所有國際關系理論都指向了中國。很明確的一點是，所有國家都是在自己過去的影子中尋找中國。西方，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都把中國視為是類似于西方大國那樣的國家。俄羅斯和中國盡管走得很近，但也把中國視為是類似俄羅斯那樣的國家。甚至更多的深受西方經驗影響的發展中國家也把中國視為是類似美國或者俄羅斯那樣的國家。而中國自己則沒有系統的國際關系理論來告訴世界“我是誰？”。正如其它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國際關系也深受西方思想的“殖民”，用西方現存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行為，“西方命題-中國案例”是最為普遍的研究范式。結果是預見中的，即通過歪曲和曲解中國經驗來論證西方理論的正確性。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不能再被動等待國際局勢的惡化，不能再繼續被西方來定義自己，不能再容許自己的國際環境被大國瓜分所塑造。我們需要主動作為。這個世界是給予了我們大有可為的機遇，我們就要大有作為。如果新世界和未來秩序為大國所塑造，那么我們就要回答“何謂中國？”“何謂西方？”“何謂俄羅斯？”等核心問題，只有明確了“我是誰？”和“他是誰？”的問題之后，我們才能明了“我要做什么樣的人？”以及“如何做我所想成為的人？”。

2

主動向世界發出“宣告”

在這個歷史關節點，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我們需要明確向世界發出聲音，我們反對列強瓜分世界，中國不會加入列強瓜分世界的行列。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瓜分過哪個國家。近代以來，我們是西方列強瓜分世界的犧牲品，迄今依然有很多問題因為列強瓜分世界而沒有得到解決，尤其表現在邊疆和邊海問題上。今天世界再次進入列強瓜分世界的時代，我們自己也被視為是列強，但我們一定要旗幟鮮明地向世界宣告，我們不僅不會加入列強瓜分世界的行列，而且強烈反對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

第二，我們要宣告，任何列強也不要綁架中國，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美國或者其他強國。盡管外在世界把我們視為是他們的同類，但我們要告訴他們：“我們和你們不同”。俄烏戰爭發生以來，西方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而俄羅斯也樂意看到這種情形，甚至主動塑造和中國的緊密關系，這使得過去幾年里很多國家視我們為俄烏戰爭的支持力量。同樣，如果中國和美國的關系未來趨于穩定和改善，又會有國家把中國和美國綁架在一起，視中國為美國行為的支持力量。可以預見，當其他大國的行為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時候，世界會開始從道德上綁架中國，捧殺我們，希望中國成為他們需要的舊世界和舊秩序的“守護者”。我們要告訴世界，盡管我們擁抱世界，和所有大國打交道，但我們走的是自己的路，我們和任何國家打交道都有我們的自己的道德和準則，不會被任何外在的“界定”所影響。我們基于自己的道德和準則，愿意和所有國家合作，但如果違背了我們的道德和準則，我們也不怕和那個國家進行斗爭；同樣，我們不會另起爐灶，依然會是聯合國體系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哪怕聯合國體系代表的是舊規則和舊規制，但只要符合國際利益，我們就會支持。

第三，我們要宣告，臺灣和南海問題是“舊世界”和“舊秩序”的產物，應當和“舊世界”“舊秩序”一樣進入墳墓了。臺灣和南海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不是地緣政治問題。無論有無地緣政治之爭，主權問題必須得到解決。臺灣問題是近代殖民地主義的產物，從理論上說，二戰結束之后早已經得到解決了，即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往日的殖民者日本依然念念不忘臺灣，直到今天依然抱有“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殖民心態，而其他國家則完全漠視中國對臺灣的主權，把臺灣問題視為是其地緣政治之爭的對象。南海島礁問題更是古老，屬于中國的主權。一些國家同樣出于他們的地緣政治之爭，用產生于近代的、所謂的國際法來取代中國的歷史權利，把中國的主權問題納入他們的地緣政治范疇。對所有這些舊秩序下，一些國家把中國的主權視為是他們的地緣政治之爭工具的行為，現在也是加以糾正的時候了。在主權問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在自己進入了新世界的同時想繼續把中國封鎖在舊世界和舊秩序里面，如果有國家依然持有老殖民地主義的心態，那么我們就要用實力加以清算。同時，我們也要宣告，在中國解決了主權問題之后，西太平洋會變得更加開放。我們不加入強權的地緣政治之爭，但我們必須解決主權問題。這意味著在中國實現了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之后，中國所處的西太平洋會變得更加開放。無論是臺灣還是南海，不僅向世界開放，更會是中國向世界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平臺。

第四，我們要宣告，我們要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繼續推進全球化，實現全球繁榮。開放導向繁榮，封閉導致貧困。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化中成長為人們所見的大國。今天，當其他大國因為各種內部原因而走上了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所顯示的，中國已經有實力和能力來推動繼續的全球化。今天，中國正在經歷著一波強盛的企業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浪潮。在當代世界，中國最成功的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開源式現代化。我們以開放的態度，學習了各個國家的最佳實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現代化經驗。但我們并不會像從前的大國那樣，把自己的經驗強加給他國之上。我們一方面在自己實現現代化之后，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鼓勵和幫助其他國家也爬上來，共同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能夠找到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方式。

一艘裝載出口新能源汽車零配件集裝箱的貨輪駛離廣西欽州港（圖源：新華社）

05“天下觀”2.0版

第五，我們要宣告“天下觀”2.0版，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古老文明擁有一種獨特的“天下觀”。“大同世界”是天下觀的核心。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實現大同世界的路徑。在貧窮的時候，我們會思考為什么會窮；而在富裕的時候，我們也要幫助其他國家。

曾幾何時，中國的“天下觀”遭到各方面的批評和詆毀，也包括我們自己。誠如，如果“天下觀”把自己視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圍繞著自己轉，那么這種觀點既不符合事實，也是有害的。但是，中國的“天下觀”恰恰相反，“天下觀”意味著一個國家不能過于自私，在考量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考量其他國家的利益，這樣普天之下才能實現共同進步。

中國傳統的“貢賦”體系就是天下觀的一個重要制度安排。但是，這個體系被近代以來的西方學者概念化為西方曾經有過的“朝貢”體系。但實際上則不然。西方傳統上有朝貢體系，到了今天依然不乏這個體系。今天特朗普對其盟友踐行的便是當代版本的朝貢體系。中國的貢賦體系則不然。用今天的概念來說，貢賦體系便是“單邊開放”。傳統上，其他國家通過“貢賦”這一儀式不僅從中國得到了較之其所送禮物更為豐厚的禮物，而且獲得了中國市場，擁有了與中國通商的權利。正因為這樣，貢賦體系往往給中國帶來很大的財政負擔，時不時地出現問題。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天下觀”2.0版。盡管我們意識到各國平等，但大國應當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是中國的責任。因此，中國在自身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同時也呼吁各國共同參與，“有事大家商量”，協力合作，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共同的目標。

我們已經提出的“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既是我們在新世界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構想，也是構建這個新秩序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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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錄（總錄第94錄）

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不能再被動等待國際局勢的惡化，不能再繼續被西方來定義自己，不能再容許自己的國際環境被大國瓜分所塑造。我們需要主動作為。這個世界是給予了我們大有可為的機遇，我們就要大有作為。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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