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規則接受者到參與者，新加坡全球城市地位的數字轉型

新加坡這個國家，說起來挺有意思。

面積不到720平方公里，人口也就500多萬，放在地圖上都不太顯眼。

但就是這么個小地方，在全球數字治理這件事上，玩得風生水起。

新加坡能有今天這個地位，地理位置幫了大忙。

樟宜機場2024年的數據擺在那兒，客運量6770萬人次，貨運量199萬噸，連接著49個國家的163個城市。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全球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得從這兒過一道。

海運這塊就更不用說了。

馬六甲海峽這個位置，連接著130多個國家，年吞吐量超過3000萬標準箱。

2024年新加坡的國際貨物貿易額超過1.5萬億美元，是GDP的3倍還多。

這種體量，讓新加坡天然就成了全球貿易網絡里的一個關鍵節點。

很顯然，這種樞紐地位不是白來的。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市場一體化加速，門戶樞紐城市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

貨物要中轉，信息要流通，人才要流動，這些都需要一個集散地。

新加坡正好卡在這個位置上，既能虹吸資源，又能傳播規則。

本來想說新加坡只是個傳統的海運中心，但后來發現人家早就在布局數字基礎設施了。

目前新加坡已經接入了39條海底光纜，馬上就要成為全球接入海底光纜最多的國家。

這個布局可不是隨便搞搞的。

海底光纜、衛星、基站，這些構成了全球數字網絡的立體架構。

新加坡雖然沒有獨立制造和鋪設這些設備的能力，但人家通過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合作，把這個短板給補上了。

毫無疑問，這是個聰明的做法。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跨境流動變得越來越頻繁。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優勢，在數字世界里同樣適用。

人家要做的，就是把傳統的海洋樞紐優勢，轉化成數字樞紐優勢。

這個轉型，需要的不僅是基礎設施，更需要在全球數字治理規則制定中有話語權。

新加坡在數字治理這件事上，起步其實挺早。

2003年跟美國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就專門加了電子商務這一章。

當時談的內容，放到現在看都挺超前，數字產品非歧視性待遇、電子傳輸免關稅、爭端解決機制、安全例外條款。

這些議題在2003年還不算主流，但新加坡已經開始關注了。

為什么？因為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新加坡太依賴國際環境了。

截至2025年，新加坡簽訂了超過20個國際貿易協定，覆蓋亞太、歐洲、中東等區域。

這種廣泛的合作網絡，給新加坡參與數字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更何況，新加坡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能夠率先接觸到美歐的數字規則。

這種地緣優勢，讓新加坡在數字治理領域積累了不少經驗。

早期參與帶來的好處，就是降低了政治風險，也建立了良好的締約基礎。

搞不清為什么，很多人覺得數字安全只是大國的事。

其實小國面對數字風險，反而更脆弱。

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信息內容安全、新興技術安全，這些風險是普遍存在的。

但小國的資源門檻高，技術能力不足，應對起來就更吃力。

新加坡作為數字貿易樞紐，風險暴露得更明顯。

數據跨境流動頻繁，數字網絡越織越密，安全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

如此看來，單靠自己的力量去對抗這些風險，并非明智之舉。

新加坡選擇的路徑，是通過全球數字治理合作網絡來分散風險。

這個策略挺務實的。

小國沒有大國那樣的技術實力和資源投入，但可以通過參與國際合作，借助集體的力量來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護能力。

這也是為什么新加坡在數字治理領域如此積極的原因之一。

全球數字治理的格局，說白了就是"中心-外圍"結構。

美國、歐盟、中國、日本這些大國主導規則制定，小國基本上處于被動接受的位置。

數字大國之間的博弈，往往會讓小國的利益被忽視。

新加坡很清楚這一點。

如果不主動參與，就只能等著別人制定好規則，然后被動接受。

這種狀態對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來說，風險太大了。

無奈之下，新加坡選擇了主動出擊。

通過參與全球數字治理，新加坡可以展現自己的利益訴求，提出符合小國需求的治理規則。

這不僅是為自己爭取話語權，也是在為其他小國探路。

小國在數字治理領域的聲音確實太弱了，需要有人站出來發聲。

新加坡的海洋產業體系相當完善。

海洋石油化工、海事工業、海洋交通運輸、海事金融，這些優勢產業構成了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

2019年、2022年、2024年，新加坡連續三次被評為世界領先海事之都，排名第一。

這個經濟基礎，給新加坡參與數字治理提供了底氣。

一個國家要在國際舞臺上有話語權，經濟實力是基礎。

新加坡雖然是小國，但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擺在那兒，別人不得不重視你的意見。

海洋經濟和數字經濟，看起來是兩個領域，但在新加坡這里形成了互補。

傳統的海洋樞紐地位，為數字樞紐建設提供了物理基礎和經濟支撐。

數字化轉型，又為海洋產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種良性互動，是新加坡戰略布局的一個亮點。

二戰后形成的自由國際秩序，催生了全球城市網絡的崛起。

這些全球城市在國際規則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是規則的接受者，也是規則的傳播者。

新加坡作為全球城市，具有這種雙重身份。

美歐的全球城市對非西方城市有示范效應。

新加坡深度嵌入這個體系，能夠率先接觸到最新的規則和理念。

但新加坡不滿足于只做規則的接受者，而是希望成為規則的參與者甚至制定者。

這個轉變不容易。

小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有限，要想在規則制定中有發言權，需要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數字治理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數字經濟是新興領域，規則還在形成過程中，小國有機會參與進來，提出自己的主張。

當前全球數字治理競爭加劇，大國之間的博弈越來越激烈。

美國強調數據自由流動，歐盟注重數據保護和隱私權，中國主張數據主權和網絡安全。

這些不同的理念和規則，讓小國面臨選擇困境。

新加坡的策略是不選邊站，而是在不同的規則體系之間尋找平衡。

通過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數字貿易協定，新加坡構建了一個靈活的合作網絡。

這種做法，既保持了與美歐的緊密聯系，又沒有完全疏遠其他國家。

怕是最有體會的，就是新加坡的決策者們。

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求生存，需要高超的平衡術。

既要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又不能得罪任何一方。

這種戰略定位，對小國來說是必然選擇，也是生存智慧。

全球數字治理體系還在演變過程中。

目前的格局對小國不太友好，大國主導的規則往往忽視小國的利益訴求。

新加坡的實踐表明，小國通過主動參與，是可以爭取到一定話語權的。

但這還不夠。

一個更加包容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需要平衡大國主導與小國利益。

小國的聲音應該被聽到，小國的關切應該被重視。

這不僅是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是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保障。

新加坡的經驗可以給其他小國提供借鑒。

通過鞏固自己的樞紐地位，通過主動參與國際合作，通過在規則制定中發聲，小國是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這需要戰略眼光，也需要務實行動。

數字時代給小國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

新加坡的選擇，展示了小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一種可能性。

從海洋樞紐到數字樞紐，從規則接受者到參與者，這個轉變過程值得關注。

未來的全球數字治理格局會怎樣演變，小國能否獲得更多話語權，這些問題還需要時間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