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盡頭的暴力｜庫布里克《閃靈》明日內地公映

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經典驚悚電影《閃靈》將于1月30日登陸內地大銀幕，《閃靈》于1980年5月23日在美國上映，改編自斯蒂芬·金創作的同名小說，講述作家杰克迫于生計及為了尋找創作靈感，在寒冷的冬天成為僻靜的山間酒店的管理員，但他于酒店工作期間在幻象的誘導下發瘋并向妻兒痛下殺手的故事。

《閃靈》：走廊盡頭的暴力

「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閃靈》或許是最徹底的“反家庭”恐怖片。望景酒店不是鬼魂的棲息地，而是個體被體制馴化的舞臺。影片節奏緩慢，長時間似乎什么都沒發生，卻正因這片空白，讓恐怖滲入每一幀——提醒你：真正的恐怖不是外來的侵入，而是我們親手建造并維護的完美體系?！?/p>

一、恐怖的源頭：一忍再忍，直至被“歸位”

多數恐怖片遵循“正常世界 → 異常入侵 → 主角反抗或逃離”的路徑，《閃靈》從一開始就拒絕這套敘事。杰克一家入住的并非隨機出事的酒店，而是一座有歷史、有制度、有慣例的建筑。謀殺、精神崩潰與暴力在此反復發生，酒店不斷提醒觀眾：這里一直如此。

杰克并非被鬼魂附身，而是被這套體系識別并接納。在他揮拳打向丹尼的那一刻，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適配系統的合作者。

影片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臺詞不是“Here’s Johnny”，而是“You’ve always been the caretaker.”——不是“你曾經是”，也不是“你將成為”，而是“你一直都是這樣的人”。

恐怖由此從外部侵入，轉向內在適配。杰克以為自己在追求“作家的尊嚴”和“家庭主權”，實則只是履行酒店早已為他安排好的崗位職責，之后的行為又被酒店制度進一步塑造和強化。

二、真正的反派：望景酒店的無形秩序

影片開頭的航拍鏡頭像盤旋的鷹，鎖定前往酒店的一家人，即便自然景觀遼闊，蜿蜒山路暗示著旅程無法回頭，低鳴近似哀樂的配樂，使不安在故事開始前便已成形。

望景酒店最可怕之處，在于它系統性破壞人對空間的信任：安靜空曠的大廳、不合邏輯的酒店結構和令人暈眩的地毯圖案。這種失向與孤立，正是父權系統的空間隱喻——混淆判斷、切斷坐標，使溫蒂與丹尼的求助失效，以確保杰克作為“秩序執行者”的絕對控制權。

觀眾也會本能的開始感到不安，這正是系統暴力最隱蔽、最熟練的手段。即便沒有鬼魂，身體也能感知被監視和無處可藏的恐懼，讓人產生被掌控、被未知裹挾的壓迫感。

三、重復、理性與創作的枯竭

影片真正令人不安的，并非直接暴力，而是無處不在的重復：丹尼在走廊騎三輪車的循環、推車在地毯上的聲響、重復的鏡頭，以及整頁的“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重復不僅呈現杰克理性崩潰的過程，更是一種現代性恐怖隱喻。日復一日的工作、父親角色的慣性期待、父權敘事中“男人必須成為頂梁柱”的傳統——理性從保護工具，異化為內部壓迫的幫兇。

寫作與暴力的關系在此顯現：杰克的創作在系統壓力下枯竭，打字機從創造工具變成失控證明。當“作家”身份失效，他轉而擁抱更直接、更被系統認可的“暴力執行者”角色，以重建自我價值。

這種轉變不是偶然，而是體系安排的必然。

四、父權恐怖：家庭責任的合法暴力

杰克的身份——丈夫、父親、酒店看守者——在社會語境中本應正面，卻在影片中顯露出暴力內核。他的失控被包裝成“恢復秩序”，在他逐漸認同酒店所賦予的暴力正當性后，那后續的一切“糾錯”行為便順理成章。

電影允許杰克的失控有理由，卻要求溫蒂始終冷靜。一旦她表現出恐懼，便被貼上“神經質”的標簽。

溫蒂的無助正源于此。

她并非軟弱，而是身處一個不允許她擁有話語權的體系；她知道危險，卻無法讓系統承認。

杰克平心靜氣的“提醒”、被反復指正的“失誤”；溫蒂盡力維持家庭表面完整下的一忍再忍……實際上，她的忍讓是固化這套體系不可或缺的一步。

它們最終都會通向那條走廊的盡頭——那里沒有出口，只有被完美合理化的一切。

五、閃靈：覺察力本身就是危險

丹尼的“閃靈”不是預知未來，而是察覺到被成人世界系統性回避的真相。

他看到歷史被掩蓋、恐怖被粉飾、權力被包裝成愛與秩序，卻無法開口警告任何人——每一次呼喊，都會被制度標簽化為“兒童幻想”。

黑人廚師的警告同樣未被采納：邊緣身份讓他保留對父權體系漏洞的感知，卻無法改變既定的運行軌跡。

“閃靈”不是超能力，而是一種被壓制的覺察力：它屬于每一個看清規則不公、卻被迫參與父權游戲的人——目睹暴力的必然，卻必須學會假裝看不見，或被迫沉默。

六、結尾：沒有結束，只有歸位

影片最后的黑白照片是我最喜歡的一段——杰克是否死亡，以何種方式死亡，根本不重要，他只是回到自己本該的位置，下一個“杰克”遲早會出現。

望景酒店依舊存在，結構完整，一切看似正常：「責任仍被稱為義務，重復仍被稱為穩定，父權仍被稱為愛與保護?！?/p>

暴力悄無聲息，卻總有合理理由。

七、結語：父權、秩序與家庭生活

《閃靈》的恐怖在于：不是237房間，不是望景酒店，而在我們對暴力的縱容、對秩序的過度順從與對自身感受的不斷懷疑。

每一次被理性與責任包裝的壓迫，其恐怖不在斧頭落下，而在斧頭舉起前，我們已為它騰出位置。

正如溫蒂經歷的那些無聲提醒、日常束縛與被期望維持的平靜——因為在這套體系中，一忍再忍是她唯一被允許的“理性行為”。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望景酒店制度下的合作者，在不同位置上，輪流成為“杰克”或“溫蒂”。

作者：鐘婕

PS： 封面選用的是 1921 年派對場景的現代重新上色版。

本想標新立異，卻無意間順應了電影所揭示的主題——“白人歷史文化正確性”的視而不見。選擇這張重新上色“粉飾太平”的照片，正是制度下的潛移默化、無意的順應。

在時隔四十多年后，斯坦利·庫布里克成功預言了不論何時何地，每個人都將有成為“杰克”或“溫蒂”的瞬間，問題在于，你是否愿意打破被歸位的慣性。

（因對印第安人歷史了解有限，本文未展開。）

創作不易，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