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開播！從亂世武將到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一生有多傳奇？

2026年開年最讓人期待的歷史大劇《太平年》定檔開播。該劇聚焦 “納土歸宋” 歷史事件，通過演繹趙匡胤與錢弘俶等歷史人物的抉擇，詮釋“以民為先”的和平智慧。

隨著本劇的熱播，一眾劇迷對北宋開國之君趙匡胤的人生故事也充滿了好奇——從夾馬營舞槍弄棒到陳橋驛黃袍加身，趙匡胤究竟有著怎樣的傳奇一生？他又取得了哪些令人矚目的成就？

歷史學者毛元佑、雷家宏的著作《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就是一部生動再現大宋締造者趙匡胤如何開創承平治世通俗傳記作品。書中不僅展現了趙匡胤作為將帥的勇氣智慧、作為帝王的權謀韜略，還剖解了其面對權力與人性時復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以及其仁愛寬厚、務實善斷的性格特點。這是一部人物傳記，更是一部深刻反映唐末至宋初這一動蕩時代下社會風貌與歷史變遷的時代傳記。

《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毛元佑 雷家宏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6.01

以下內容摘編自《開太平》。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你方唱罷我登臺，一位又一位的封建帝王接連不斷，數不勝數。然而，有所作為并給歷史留下深刻印記的，卻寥若晨星，屈指可數。《開太平》的主人公宋太祖趙匡胤，就是這為數不多的帝王中的一位。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余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于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二十一史論贊》）

如果說，這些出于封建史家的議論難免有歌功頌德之嫌，那么那首氣勢恢宏、膾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沁園春·雪》中這樣寫道：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這位蓋世偉人的眼里，那許許多多的封建帝王不過是“糞土”一抔，何足道哉！唯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可聊稱風流，值得一提。而宋太祖趙匡胤也有幸名列其中。

那么，趙匡胤到底做出了什么驚人業績，能贏得如此稱許？

1、萬里征程第一步：實現統一

概括說來，趙匡胤一生的主要成就和貢獻就是恢復了中國主要地區的統一，并為維護和鞏固統一嘔心瀝血，奮斗一生。

公元十世紀初，伴隨著大唐帝國的土崩瓦解，中國陷入了又一個軍閥長期割據、群雄混戰的歷史時期。在這一艱難的時世里，趙匡胤胸懷大志，不甘沉淪，砥礪奮發，以一介武夫，逐步掌握兵權，并最終位登九五，享帝王之尊，建立了趙宋王朝。

趙匡胤登基以后，面對“一榻之外，皆他人家”的嚴峻局面，食不甘味，夜不成眠，焦思苦慮，尋求結束混戰、統一天下的良方妙計，最終確立了先南后北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他審時度勢，料敵如神，指揮有方，躍馬揚鞭，東撫西討，南征北伐，消滅了一個又一個割據政權，使分裂的中國重新走向統一。

統一的實現，結束了唐安史之亂以來長達兩百年的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局面，使飽受戰亂之苦的廣大民眾終于有了一個較為和平安寧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為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不容否認，統一的初步完成，是時代潮流的客觀要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趙匡胤本人也功不可沒。他在統一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雄才大略，是統一得以實現的一個重要因素。

創業難，守成更難。奪取政權、實現統一只是趙匡胤萬里征程的第一步，如何實現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維護和鞏固來之不易的統一局面，是趙匡胤面臨的更為重大且嚴峻的課題。趙匡胤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趙匡胤深刻體會到，唐末以來兵連禍結、王朝更迭頻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節鎮太重，君弱臣強”，如不對此進行改革，那么趙宋王朝斷無長治久安之理。于是，趙匡胤在軍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將地方藩鎮掌握的政權、財權、兵權收歸中央，鏟除“帥強則叛上”的土壤。在中央，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宿衛勛臣統領禁軍的權力，然后，設立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巧妙地將兵權一分為三，使“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從而解除了將帥動輒犯上作亂的威脅。同時，他大力整頓軍隊，裁汰老弱，加強中央禁軍，注意訓練，嚴明軍紀，消除了“兵強則逐帥”的惡習。

在進行軍事改革的同時，趙匡胤對中央和地方官僚體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中央，削弱和分散相權，以解除相權過大對皇權構成的威脅。特設“參知政事”作為宰相的副手，并將兵權分離出來，由樞密院執掌。同時，提高臺諫官的地位，使他們隨時可以彈劾宰執、官僚，起到督察政府官員的作用。對官員的任用，實行了官職名稱與實際職務相脫離的政策。所有官職，除特殊情況外，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官名只用來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職名只是作為官員的榮譽銜，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稱為“差遣”。“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用官職分離、名實不一的手段，來達到集權中央的目的。

和加強集權同時進行的，是改革弊政，整頓吏治，減輕刑罰，選用人才，以求達到天下大治。

五代時期，割據政權各自為政，法令煩苛且不統一，所謂“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劃一法令，不僅是結束混亂局面、安定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是維持趙宋王朝長治久安的需要。趙匡胤反對法令過于嚴苛，他說：“堯、舜之罪四兇，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因此，他即位之后，即下令修訂法令，并頒行全國。新刑統的特點是“參酌輕重，時稱詳允”。趙匡胤此舉常常使封建史學津津樂道，稱他“寬仁多恕”：“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復奏輒得減宥。”剔除其中阿諛的成分，我們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較之五代煩苛的法令，宋法令確實比過去減輕和進步了許多。這對于減輕民眾痛苦、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新生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太平年》劇照（圖片來源于網絡）

吏治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趙宋政權的穩定。趙匡胤對于澄清吏治，下了很大功夫。一方面，趙匡胤認為：“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因此，精簡官員，提高俸祿。另一方面，對于貪官污吏，嚴懲不貸。五代時期，官場腐敗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勛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群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烝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趙匡胤本人對此有痛切的體會，因此對于貪官污吏“斷不容之”，一經發現，嚴懲不貸。他在統治的十幾年間，對懲治貪污一直常抓不懈。即使是大赦之時，貪官污吏也不在赦免之列。為了防止官員貪污受賄，他特地制定了舉告辦法：“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訐，奴婢鄰親能告者賞。”嚴厲制裁雖沒有杜絕貪污，卻使五代時期的貪黷政治大為改觀，貪污案件大為減少，吏治大為清明。

對于官員的考核，趙匡胤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實行循名責實的政策。從前文武官員，不問工作實績，一到任滿，照例得到升遷。這種考核制度自然不能適應革新政治的要求，因此趙匡胤廢除“歲月敘遷”的辦法，官員在任期間，如果沒有顯著功績，便不予以升遷。為了防止“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下僚”，他規定：“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而對于那些不稱職的官員，他不惜予以罷免：“州縣官有昏耄篤疾不任從政者，令判官、錄事糾舉，與長吏同署，列狀以聞。”這些措施的實行，使“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經濟上，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趙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末五代不斷混戰，使“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縣，靡不凋殘”，造成了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丁口銳減，處處滿目瘡痍。趙匡胤認識到，“為國家長久計”，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為此，他整頓稅制，革除苛征暴斂，減輕賦稅和徭役負擔，與民休息，招集流民歸業，勸課農桑，獎勵墾荒，興修水利，重視發展工商業。這些措施的推行，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手工業和商業迅速發展，為宋代社會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2、文治國，武安邦

趙匡胤的文化政策也值得一提。五代時期，興亡以兵，與此相應的是武夫擅國專權，胡作非為。這些人由于自身經歷、器識以及時代的限制，不可能認識到知識分子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性，因而一旦登居高位，便得意忘形、驕橫跋扈，輕視知識，歧視和排斥文人。以為“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筆），焉足用哉”，這種觀點，代表了當時武夫們對士大夫的普遍態度。生活在這種重武輕文的時代里，一介武夫的趙匡胤，卻表現出了卓爾不群的超人見識。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地位的提高，趙匡胤逐漸體會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因此，他嗜好讀書，即使是在行軍作戰間隙，也要抓緊時間，手不釋卷；一旦聽到哪兒有奇書，則不惜重金求購。趙匡胤跟隨周世宗征伐南唐時，有人在周世宗面前誣告他在克壽州之后搶掠了好幾車財寶，周世宗當即派人前去搜查，但翻箱倒篋，除了數千卷圖書外，別無他物。周世宗對此大為迷惑，勸說他：“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趙匡胤回答：“臣無奇謀上贊圣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

文治國，武安邦。如果說趙匡胤在即位前喜歡讀書是為了增加自己一人的見聞，擴充知識，增長才干，那么當上皇帝后，他如何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就成了一個關系趙宋王朝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趙匡胤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五代重武輕文，導致學校不興，文教日衰，官吏昏暴，朝政紊亂。由于“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士大夫們產生了一種“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閑”的逆反心理，所謂“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于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于官事”。改變這種士人不愿出仕的心理，已成為維護和鞏固趙宋王朝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為此，趙匡胤采取了不少舉措。

其一是勸導在任文武官員讀書：“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一方面借此改變他們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偏見，另一方面借此提高他們的素質。其二是實行保護知識分子政策，規定不得殺害士大夫，并作為家法傳之后世。趙匡胤為此特地刻了一塊誓碑，新天子即位，禮啟默誦，遵照執行。其三是重用知識分子（士大夫），提高文臣的地位。他不止一次說過：“宰相須用讀書人。”不僅中央的許多重要職位由文人擔任，在地方亦然。他曾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其四是興學崇儒。針對五代學校不興、文教日衰的狀況，他在即位之初，開辟儒館，延攬儒士，以培養人才，勸勵教化；撥款增修國子監學舍，派官員管理，招選生徒講學，并經常前往國子監巡視。其五是改革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他對過去科舉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的狀況極為不滿：“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又說：“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因此，他擴大科舉范圍，打破門第出身和家庭貧富的限制，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應試，以使有才學的人才不致被埋沒。

同時，確立復試、殿試制度，以杜絕勢家權貴私人請托的僥幸之門。他認為，以前科舉考試中錄取的名額，大多被官僚貴族和有權有勢的人家霸占了，這就導致出身貧寒、沒有背景的讀書人很難得到當官的機會。現在，他親自監督考試，只根據考生是否符合錄取標準來決定錄取還是淘汰。此后，殿試即成為定制。經過這番改革，宋代科舉從此不重出身門第而重學識，大批有才能的讀書人進入政府機構。上述措施的實行，又為士人開拓了入仕和發揮才智的道路，因此，士人們再也不甘心默默無聞、老死牖下，紛紛參加科舉考試，以求金榜題名，“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當時人們把中狀元的士人看得極為榮光。“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另有一首宋代兒童奉為金科玉律的《神童詩》，也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情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趙匡胤實行的這種右文政策被后繼者遵承，從而推動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迅速發展，使宋代的文化科技事業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頂峰。

3、順時濟世，奠基趙宋

綜上所述，趙匡胤作為宋代的開國皇帝，無論是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宋之初，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宋政權同其他割據政權以及遼政權之間，中央與地方藩鎮以及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錯綜復雜。這些相互交織而又不斷消長的矛盾，要求趙匡胤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千頭萬緒中找出關鍵所在，及時做出有效可行的決策。面對重大問題，趙匡胤依賴于群體的智慧，讓文武臣僚各抒己見、出謀劃策，通過相互討論，提供可供選擇的方案。而對于簡單和緊急情況下出現的問題，則偏重于個人決策。群體和個人決策各有利弊，趙匡胤把二者較好地結合在一起，揚長避短，最后確定大政方針：對內整頓吏治，提高文臣地位，改變武將專權的局面；對外則先南后北，根據實際形勢逐步消滅其他割據政權；對北邊的強敵遼采取積極防御策略。這樣就減少了失誤，使決策能夠切實有效地貫徹執行。

決策做出之后，需要付諸行動予以實現。這就要求發動成員、組織行動，并使成員的活動協調一致，對準目標，完成任務。趙匡胤具備出色的指揮和組織才能，有知人之明，能根據各成員的特點，合理安排他們的工作。

趙匡胤的組織工作有兩大突出特色：一是久任責成，保持領導集團的相對穩定性和施政方針的持續性。“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

二是保持領導集團的異質性。領導成員性格各不相同，在知識結構和性格特征以及才能器識上各異，從而提供了更多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意見。因此，在趙匡胤統治期間，遠見卓識者有之，足智多謀者有之，善于管理、勇于決斷者有之。不同特質和能力的人組成了一個領導集團，這種優化組合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取長補短，協調一致，表現出一種蓬勃向上、積極進取、富有活力的態勢。

領導者執行領導行為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趙匡胤的性格、器識和經驗等決定了他采取的是分配型和鼓勵型相結合的領導方式。他注意培養群體的積極進取精神，自己僅決定大政方針，重大決策通過群體討論來決定，具體問題則放手讓臣僚自主解決，使他們積極主動地發揮聰明才智。同時，他關心和尊重臣僚，從而使統治集團成員之間關系較為密切，為共同目標相互協作，產生了較高的工作效率，使各項目標能夠順利完成。

溝通行為是領導好群體的關鍵因素之一。通過上下級、各部門之間的交流，領導者使指令得到傳達貫徹，也借此了解成員的思想狀況和工作動態，以便隨時調整成員的工作。為了溝通順利進行，趙匡胤虛心納諫，采取措施保證言路暢通，排除溝通障礙，保護和鼓勵臣僚上書言事。在位期間，他“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擇善而從，從諫如流。不僅如此，他還采取措施強化各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如規定三司除各理本事外，遇改移制置、支撥折科、增減條流、轉輸供億等重大問題，并須商量；若事未諳詳，牒問別司，別司當盡理回報；對避事循默不言和推諉拖延者，嚴加懲處。頻繁的溝通，使下情上達，領導意圖得以貫徹執行。

最高統治者需要不斷提高臣僚的思想境界，教育他們理解決策意圖并開展工作。趙匡胤本人勤于政事，不沉湎酒色聲樂。在以身作則的基礎上，他要求百司官員各司其職，勤于庶政；對于老弱昏聵、貪濁畏懦以及職務曠廢者，輕則撤換，重則處治。由于趙匡胤本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人們的關注，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感染力。趙匡胤還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他認識到：“茍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趙匡胤生活儉樸，崇尚節儉，對于改變五代時期奢靡習氣，形成宋初節儉風尚，起了典范作用。

趙匡胤施政的最大特色就是漸損漸除，從容利導，講求實效，不圖虛名。其所作所為，“一監于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于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于人”。趙匡胤深思熟慮，憑借權威的力量，制度和法令的約束，道德、風尚和輿論的影響，使宋初社會較之五代時期發生了明顯而重大的變化。到其統治晚期，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出現了新的局面。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代積習已久，暮氣太深，除舊布新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另一方面，趙匡胤首創的各種制度，原是長期割據混戰、政權還未穩固時期的產物，完全是針對宋初的具體情況而制定的，在進行一系列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矯枉過正，產生若干消極的因素。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發展，趙匡胤所實行的這些政策需要進行適度的修訂、調整、補充和完善。

正如真宗時的大臣王禹偁所言：“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趙匡胤盛年而逝，他所開創的未竟事業落到了其后繼者的肩上。十分遺憾的是，繼趙匡胤而起的宋太宗，就才能、器識和秉性而言，同其兄長相去甚遠，未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把趙匡胤開創的功績進一步發揚光大。宋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把施政方針的基點建立在“保”和“守”上：“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這種施政方針自然難以適應新的形勢，解決新形勢下的新課題。“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后繼者沒有領會趙匡胤立法的原意，一味蹈故習常、墨守成規，甚至把趙匡胤針對五代的一些改革措施變本加厲地向前推進，使一些原未顯露的消極因素日益突出。如南宋陳亮所言：“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指趙匡胤）束之于上，以定禍亂。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這最終使趙宋王朝百病纏身，積貧積弱，內外交困，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積重難返。究其根由，這種局面的形成雖同趙匡胤不無關系，但如果把這筆賬完全記在趙匡胤頭上，那又有失公允，不是持平之論了。

出生于長期分裂混戰時期的趙匡胤，順應時代潮流的要求，抓住歷史提供的機遇，為實現、維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奉獻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為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和科技的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趙宋王朝三百一十九年的統治奠定了根基，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王夫之在評價趙匡胤時這樣寫道：“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于后，固將夷漢、唐而上之。”綜觀趙匡胤波瀾壯闊、多姿多彩的一生，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趙匡胤作為一代開國君主，無愧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完全有資格同歷史上任何著名的封建帝王相提并論。

《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

作者：毛元佑 雷家宏

書號：9787521780741

定價：78.00元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本書是一部生動再現北宋開國之君趙匡胤如何從一名底層士兵登頂權力之巔，開創并經略初創王朝的通俗傳記作品。

全書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從趙匡胤的微末時代展開，講述其作為普通少年離家謀生的艱辛與屈辱，以及作為懷揣壯志的“非典型青年”不甘平庸投身軍旅，從底層士兵走向政治舞臺中央的過程。

中篇著重講述登上政治舞臺的趙匡胤，如何憑借超凡的軍事天賦和卓越的政治才能，為北宋王朝奠穩基業。主要為我們呈現了作為“政治型將帥”的趙匡胤，如何通過建立軍事制度消解唐末亂世武將篡位的惡性循環。

下篇主要從國家頂層設計的視角，為我們講述了“帝王趙匡胤”以制度設計重塑國家權力機構的政治智慧和長遠韜略。通過分權制衡、文治轉型、規則重塑的三大支柱，奠定了北宋異論相攪、相對寬容的“君臣共治”根基。

這是一部人物傳記，更是一部深刻反映唐末至宋初這一動蕩時代下社會風貌與歷史變遷的時代傳記。從中，我們不僅可以領略到從底層逆襲的趙匡胤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也可以看到北宋初年平民百姓的生活與掙扎，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