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億資金占用背后：一位財總兼董秘的職業毀滅與風險警示

2026年1月15日，朗進科技（300594.SZ）的公告欄貼出了一張價值數百萬的“學費單”。公司因信息披露（實控人累計高達4.15億元的非經營性占用金違法違規，被處以250萬元罰款；實際控制人之一李敬茂被罰440萬元；時任財務總監兼董事會秘書邱若龍緊隨其后，被罰120萬元。對于入職不滿兩年，年薪僅25萬元的邱若龍而言，這張罰單相當于他五年的稅前收入。

此案的價值遠不止于揭穿一起資金占用丑聞。它更是一個近乎教科書般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一家上市公司如何從經營困境滑向治理失效，最終導致核心專業人士“職業毀滅” 的全過程。當財務報表上的“增收不增利”與“現金枯竭”相遇，當公司治理中關鍵崗位淪為“特設擺設”，一場針對公司價值與人前途的系統性摧毀便悄然啟動。

一、僵局——當賽道收窄時

朗進科技經營陷入僵局的背景，是一條越走越窄的賽道。

2019年上市時，它是一家標準的“細分領域小巨人”，主營軌道交通車輛空調系統。其命運與中國中車系在業務上的深度綁定：

這不是簡單的“大客戶依賴”，而是業務基因的單一性。

這種單一性，在經濟上行期是優勢，在下行期便成為詛咒。自2020年起，公司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泥潭：營收從5.84億增至8.81億，而歸母凈利潤卻從盈利0.87億滑向虧損0.76億，毛利率從近40%腰斬至20%。

更危險的信號在現金流。應收賬款占營收的比例從2020年的97.55%飆升至2024年的134.17%，2025年前三季度更達到驚人的214.74%。這意味著，公司每創造1元營收，反而形成了超過2元的應收賬款。中車系更是應收賬款連續多年的最主要欠款方，余額占比持續多年超過50%。

與此同時，貨幣資金余額（含交易性金融資產）從2020年末的3.4億耗減至2024年末的1.7億，有息負債從7900萬激增至4.55億元，激增近5倍。四年間凈現金消耗高達5.5億元。

這是一幅清晰的“失血”圖景：主業造血能力衰竭，現金持續外流。在這樣的僵局下，控股股東面臨兩個選擇：要么向市場低頭，承認困境，艱難轉型；要么動用“非常手段”，從上市公司這個尚未干涸的池子里，舀出水來。

朗進科技選擇了后者。

年報顯示，在上市公司持續大量“失血”的背景下，2024年度，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因資金周轉需要，非經常性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合計1.93億元。對朗進科技來講，實控人累計4.15億元的資金占用，已非簡單的違規，而是對上市公司生存根基的透支與掠奪。

二、設計——如何“制造”一個合規的簽名

不論是持續性的財務造假還是控股股東的長期資金占用，任何系統性違規，都需要制度上的“配合”與組織上的“協調”。朗進科技的治理層，為資金占用精心鋪設了一條“綠色通道”。

第一步：清除“障礙”。

2022年11月，任職六年的財務總監盧洪衛離職。此后長達18個月，這個掌管公司資金命脈的職位，由董事長、實際控制人李敬茂親自代理。財務內控最核心的制衡機制，自此“名實俱亡”。

作為上市公司業務中樞部門的負責人，其崗位空缺如此之久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思。

第二步：優化“流程”。

2024年3月，已在公司任職二十年的“老臣”、董秘王濤在董事會換屆后卸任，轉任“專家顧問”。至此，財務總監與董事會秘書這兩個與資本市場關系最為緊密的核心崗位同時空缺。

出人意料的是，公司沒有尋找兩位新的分權制衡者，而是做出了一個罕見的決定：將財務總監與董事會秘書兩大要害職位合并。財總與董秘“一肩挑”雖然并非朗進科技所獨有，但對上市公司來講，此舉并非明智之選。很多時候，這意味著內控與管理風險。

第三步：安置“關鍵一環”。

新人邱若龍登場了，這一安排的異常之處在于：

1.時間點的完美銜接：邱若龍上任朗進科技財務總監兼董秘的次月，即2024年4月，控股股東的資金占用行為正式開始。這不像是巧合，而更像是為啟動一項“特殊工作”進行的人事準備。

2.角色與薪酬的悖論：邱若龍沒有上市公司相關經驗，年薪25萬元（數據取自2024年報）——僅為前任專職董秘薪酬的40%（數據取自2023年報），前任財務總監薪酬的一半（數據取自2021年報）。這形成了一個“責任翻倍、薪酬腰斬”的畸形結構，暗示該職位需要的可能并非真正的“專業判斷”與“獨立制衡”，而是一個能夠理解并執行特定指令、在關鍵文件上簽字的 “操作員”。

至此，李敬茂為實施資金占用而進行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就緒。

三、墜落——從守門人到“印章”的異化

在這一架構中，邱若龍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異化。

他本應是雙重“守門人”：作為財務總監，看守資金安全；作為董事會秘書，看守信息真實。但在朗進科技的體系里，他被期待（更可能是被要求）成為一枚 “活體印章” ——一個只需要配合執行并在預設流程的末端，完成簽字動作的法定程序符號。

從2024年2月到2025年7月，累計4.15億元資金在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之間流轉，邱若龍“參與”了。他或許將其視為正常的工作內容，也或許是心知肚明卻選擇了沉默。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套系統在技術上追求“完美”。他們通過精準的“期末還款”，將2024年半年報基準日的占用余額壓制在248.7萬元（占凈資產0.28%），使資產負債表顯得“很干凈”。這無疑是對會計規則的玩弄和對市場的欺騙。

邱若龍的失守也是雙重的：他既未守住資金的合規流轉，也未守住信息披露的及時性與完整性。當監管最終以“重大遺漏”和“未及時披露”對公司定性時，作為信息披露事務的直接負責人，他的身份與簽名令其“罪責難逃”。

四、代價——個人毀滅與監管的精準標尺

監管的回應，精準而嚴酷。

針對朗進科技未及時披露以及未在2024年半年度報告披露2024年2月至6月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占用的行為，證監會對相關責任人合并處罰如下：

一、對上市公司給予警告，并處以 250 萬元罰款；

二、對李敬茂給予警告，并處以 440 萬元罰款，其中作為實際控制人罰款300 萬元，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罰款 140 萬元；

三、對邱若龍給予警告，并處以 120 萬元罰款；

四、對李敬恩（實控人之一，時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給予警告，并處以 105 萬元罰款；

五、對王紳宇（董事、副總經理）、王智鑫（監事會主席）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 50 萬元罰款。

證監會在處罰中清晰區分了兩種違法，其中，對2024年半年報“重大遺漏”的處罰，要重于對后續資金占用“未及時披露”的處罰。這體現了監管對《證券法》條款的準確適用：試圖用“干凈”的定期報告欺騙市場，是性質更惡劣的欺詐。

上交所同時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紀律處分：對上市公司公開譴責；對李敬茂，邱若龍、李敬恩公開譴責；對王紳宇、王智鑫通報批評。

從中可以看出，交易所在信息披露違規追責上的裁量標準：

• 核心決策與執行層（實控人、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董秘）被公開譴責——這是對直接作惡者的終極否定。

• 知情但未有效制止的監督層（部分董事、監事）被通報批評——這是對失職者的次級懲戒。

邱若龍，作為集“核心執行”與“信息看門”于一身的角色，被釘在了追責矩陣的最中心。對邱若龍來講，120萬元的個人罰款，是經濟上的毀滅性打擊；而職業生涯的終結，則是專業身份的社會性死亡。他的悲劇在于，當他選擇成為那枚程序性的“印章”時，他就已經簽署了自己職業生命的死刑判決書。

2025年8月8日晚，上市公司公告邱若龍因個人原因辭職，且辭職后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20天后，證監會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對朗進科技及其實控人李敬茂立案調查。

五、啟示——當專業主義遭遇權力

朗進科技案映照出資本市場的幾個底層真相：

第一，財務數據的惡化，往往是更深層次公司治理癌變的早期癥狀。 在關注“增收不增利”之前，可以先關注誰在掌控財務部門。一個由實控人長期代理的財務總監職位，是比任何虧損數字都更危險的信號。

第二，人事安排是公司治理的“心電圖”。 異常低廉的高管薪酬，尤其是針對權責重大的關鍵職位，從來不是“降本增效”，而極可能是一種針對性的 “人才篩選”或“成本對標” ——篩選掉昂貴但可能不聽話的專業人士，對標該職位被異化后的實際“功能價值”。畢竟，上市公司“財務總監”和“董秘”的頭銜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市場并不缺少供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專業主義的最后堡壘，是個人面對權力說“不”的勇氣。 邱若龍的悲劇，核心不在于他專業能力的高低，而在于他作為專業人士的獨立性與倫理底線被系統性地拆除和收買。當CFO和董秘的職位可以被設計成“特設崗位”，當專業判斷讓位于執行指令，資本市場賴以生存的信用基石便開始崩塌。

資本市場以信息披露為核心。而信息的生產與審核，最終有賴于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專業人士。朗進科技案告訴我們：當權力的指令與法律的邊界沖突時，沒有中間的妥協地帶。要么守住底線，代價也許是暫時失去職位；要么放棄原則，而其代價必將是整個職業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