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順寂靜嶺的回聲：看一紙不起訴決定如何腐蝕強奸罪的血肉

本文作者：李靖宇

序章：一則社會新聞的解剖課

日子像被水泡過的舊報紙，上面的鉛字慢慢暈開，最后只剩下模糊的輪廓，和一股說不清的霉味。

2025年深秋，一則來自山西和順的消息，就是這樣一則新聞。它不長，標題規矩得如同訃告：“和順縣檢察院依法對張某軍作出不起訴決定”。字是冷的，規矩的，貼在官方通告的欄位上，像一張嶄新的封條，貼在了一口深不見底的井上。

可井下有聲音。細聽，是女人的嗚咽，是嬰兒的啼哭，是長達十三年的、被泥土和沉默掩埋的時光。

那口井，叫“山西和順女碩士案”。掉下去的人，叫卜某，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女碩士。扔下繩子，或者說，趴在井口向下望了望，然后決定蓋上蓋子的人，叫張某軍。而最后，為這個蓋子刷上官方紅漆、讓它看起來合理合法、甚至溫情脈脈的，是2025年10月24日由和順縣人民檢察院出具的一紙《不起訴決定書》。

決定書說，2011年5月26日，卜某從晉中市榆次區的家中走失，自此消失在尋常人間的秩序里。它說，張某軍收留了她，與她同居，育有多名子女。它甚至提及了其中一個嬰兒被送養，換回了四萬元抱養費的事實。然而，筆鋒一轉，結論輕巧得像一片羽毛：“張某軍的行為與強奸犯罪存在本質區別，符合‘犯罪情節輕微、無需判處刑罰’的法定情形”。本質區別在哪？檢方仁慈地給出了答案：在于張某軍的目的，在于“組建家庭共同生活并長期照顧女方”，在于一種“穩定的同居狀態”。

于是，一個收留了流落街頭的重癥精神病人、與之發生關系、令其多次生育、并將孩子送人換錢、且目睹同村他人對其性侵而未加阻止的男人他的行為被法律的天平滑稽地稱量后，竟獲得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評價。而同村那兩個直接施暴的村民，則被穩穩地以強奸罪提起公訴?？纯蛡內嗔巳嘌劬?，仿佛在看一幕荒誕劇：手持利刃的強盜被判了刑，而那個把受害者誘入巢穴、長期捆綁、并從其痛苦中分一杯羹的“收留者”，卻得到了法律的赦免，理由是他最初可能想過要給她一個“家”。

這個決定，像一枚生銹的釘子，楔進了中國強奸罪法律適用的木板上，也楔進了公眾對司法常識的認知里。它引發的質疑聲，起初是低語，而后匯成了悶雷。人們問，難道強奸罪的認定標準，已從“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悄然漂移成了“行為人是否有良好的主觀目的”？當一名女性，尤其是一名喪失辨認與控制能力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她的身體、她的生育能力、她作為人的基本尊嚴，是否可以被一個“組建家庭”的溫情幌子，合法地、持久地侵占與處置？

筆者將在這篇文章中，像法醫解剖一具觀念尸體般，剖開這起不起訴事件。我們將追蹤那被“家庭”敘事稀釋的犯罪疑點，傾聽法律條文在具體案例中發出的、痛苦而扭曲的呻吟，并最終揭開覆蓋在“寂靜嶺”上那層名為“司法裁量”的濃霧。霧之下，是法律對弱者系統性失語的深淵，是社會觀念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將女性物化為“妻職”與“母職”容器的霉菌。

第一章：事實的拼圖，或，被“家庭”敘事剪碎的證詞

讓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像拼湊一面被打碎的鏡子，試圖映出事件模糊的倒影。這面鏡子，每一片都鋒利，能割傷試圖輕易握住它的手。

第一片：她是“誰”？

卜某，女碩士。這個標簽在報道中總被前置，仿佛“碩士”二字能為其悲劇增添一抹更刺目的荒誕。但真正關鍵的定語在后面：她患有精神分裂癥。這是一種重性精神障礙，意味著她的認知、情感、意志行為都可能嚴重偏離現實。在法律語境下，這直接指向一個冷酷的核心問題：性同意能力。一個在發病期、很可能喪失對自身行為性質和后果辨認能力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她對于性行為的“意愿”，能否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同意”？早在1984年，《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就曾明確指出，“明知婦女是精神病患者……而與其發生性行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應以強奸罪論處”。盡管該司法解釋已廢止，但其背后保護精神障礙患者性自主權的法理精神，在司法實踐中依然通過“性防衛能力”鑒定得以延續。司法鑒定實踐常將精神病人分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性自我防衛能力削弱”等情形，前者幾乎直接推定無法做出有效同意。卜某的司法鑒定結果，本應是此案定性不可回避的基石。然而，在不起訴決定書那概括性的敘述中，這一關鍵事實的血肉被抽離了，只剩下“患有精神分裂癥”一個干癟的標簽，與“組建家庭”的溫情描述并列，產生了某種詭異的調和。

第二片：他做了“什么”？

張某軍的行為圖譜，是由一系列在道德峭壁上行走的動作構成的。

A.“收留”與“同居”：將一個流落街頭的、無自我保護能力的重癥精神病患者帶回家中。這一行為的起點，就籠罩在巨大的權力不對等陰影之下。

B.“發生關系”與“生育”：長期與處于上述狀態下的卜某發生性關系，并致其多次懷孕、分娩。這是整個事件的核心動作。

C.“送養”與“獲利”：將所生嬰兒中的一名送養他人，并收取四萬元“抱養費”。這徹底撕開了任何溫情的面紗，將女性身體及其生育功能，赤裸裸地置于一個可交易、可處置的客體位置。

D.“目睹”與“未阻止”：當同村其他男性對卜某實施性侵時，張某軍在場目睹，卻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這不僅是對其所謂“照顧者”身份的諷刺性背叛，更可能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如不作為的強奸共犯或遺棄）。

然而，檢察機關的審查邏輯，完成了一次驚人的“剪輯”。他們將B（發生關系與生育）從A、C、D構成的殘酷序列中單獨剝離出來，將其嵌入一個全新的敘事框架：“組建家庭共同生活并長期照顧女方”。于是，性行為成了“夫妻生活”，生育成了“家庭繁衍”，一個建立在絕對控制、剝削與漠視基礎上的畸形關系，被修辭的力量重塑為一段雖不合常規但動機可憫的“民間結合”。至于C（送養獲利）和D（目睹不救），在這幅“家庭”畫卷中，成了無關緊要的、可以忽略的污點，或者，被更詭異地解釋為“生活所迫”或“無奈之舉”，從而進一步稀釋了整體行為的惡性。

第三片：法律說了“什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和順縣檢察院援引的，正是此條。他們將張某軍上述所有行為的集合，評價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這是一個價值判斷，一個定性。而這個定性與公眾直觀的道德判斷、與強奸罪刑法條文所保護的法益（女性的性自主權），產生了撕裂性的斷層。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對強奸罪的規定，核心在于“違背婦女意志”。對于無性同意能力的精神病人，法律推定其意志無法真實形成，因此“明知”狀態下的性侵入，即構成對意志的違背。在這里，檢察機關似乎引入了一個新的、不成文的“除外條款”：如果行為人長期、穩定地實施該“違背意志”的行為，并將其包裝在一種類婚姻的外殼下，那么，行為的性質就發生了“本質區別”，其危害性就變得“輕微”了。這無異于宣告，對特定女性（尤其是失能、失語的女性）性自主權的持續性、系統性侵犯，只要披上“過日子”的外衣，就可以獲得刑法的豁免。法律的剛性，在這套敘事面前，柔軟得像一團可以隨意捏塑的橡皮泥。

爭議，便從這三塊無法嚴絲合縫的拼圖裂縫中噴涌而出。公眾的憤怒與困惑，正源于此：當一起案件的事實要素如此清晰地指向剝削與控制，司法文書為何能運用“目的論”和“狀態論”（穩定同居），完成一場近乎魔幻的現實主義變形記？

第二章：法律的荒誕劇，或，“強奸”定義的漂移

法律條文是死的，是白紙黑字。但適用法律的人是活的，他們的心中有一架天平，天平的砝碼，名叫“裁量權”。在和順案中，我們目睹了這架天平一次令人窒息的傾斜。傾斜的方向，是讓強奸罪的構成要件，發生了一場靜默而危險的“漂移”。

漂移之一：從“客體受害”到“動機審查”

強奸罪保護的核心法益，是女性的性自主權，即是否發生性關系、與何人發生、在何種條件下發生的自我決定權。判斷的核心，在于行為是否違背了婦女的意志。對于精神病人，法律通過“性防衛能力”鑒定來推定其意志狀態。然而，和順縣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展現的邏輯重心，發生了微妙的偏移。它并未著力論證卜某在每一次性行為中是否具備或表達了同意（鑒于其病情，這幾乎不可能），而是轉而審視張某軍的主觀目的。“組建家庭”、“共同生活”、“長期照顧”——這些充滿生活煙火氣的詞語，被引入刑事定罪的分析框架。于是，一個本應聚焦于“被害人是否被侵犯”的客觀判斷，被置換成了一個“行為人意圖是否良善”的主觀探詢。這好比判斷一起盜竊案，不去看財物是否被非法占有，反而去追問小偷是否因為家境貧寒、想用偷來的錢給家人治病。動機或許能影響量刑時的酌情考量，但絕不能顛覆定罪的基本邏輯。將動機抬高到決定罪與非罪的地位，等于在強奸罪的城墻下，埋下了一顆“目的正當即可免責”的炸彈。

漂移之二：從“行為定性”到“關系定性”

“穩定同居狀態”這是不起訴理由中另一個刺眼的詞組。它試圖將張某軍與卜某之間的關系，錨定在一種類婚姻的、持續的共同體描述中。這種描述隱含著一個危險的預設：一旦雙方形成了某種長期、穩定的同居關系，那么發生在這種關系內的性行為，就天然地獲得了某種“默許”或“推定同意”的色彩，從而與那種陌生人之間一次性的、暴力明顯的強奸“存在本質區別”。這直接觸動了中國刑法學界一個長期爭論的敏感神經：“婚內強奸”的認定問題。盡管在極端情況下（如分居、離婚訴訟期間），司法實踐已開始有限地承認婚內可構成強奸，但將婚姻或類婚姻關系作為阻卻強奸罪成立的理由，在觀念深處仍有市場。和順案將這種模糊地帶的理論爭議，直接應用到了一個連“婚姻”幌子都沒有（雙方未登記）、且一方完全無同意能力的畸形關系中，這是一種雙重的倒退。它既變相認可了“關系即同意”的封建糟粕，又為利用某種長期控制關系（尤其是針對殘障人士）實施性剝削，提供了潛在的免責借口。

漂移之三：從“綜合評判”到“情節肢解”

如前所述，張某軍的行為是一個連貫的、多面向的整體：收留（控制）、性侵（剝削）、生育（利用）、送養（獲利）、漠視（縱容）。這些行為相互關聯，共同描繪出一個剝削者的完整畫像。然而，了不起訴決定似乎運用了“外科手術式”的切割法。它將“性侵+生育”這一核心組合，單獨剝離出來，用“組建家庭”的紗布包裹，貼上“情節輕微”的標簽。而對于“送養獲利”這一最能暴露其工具性利用本質的行為，以及“目睹不救”這一彰顯其冷漠與不負責任的行為，則在“情節輕微”的整體評價中被淡化、吸收甚至消解了。這種切割法，違背了刑法評價應綜合考量全部案件事實、整體把握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基本原則。它人為地制造了一個“法律盲區”：只要一個持續性性侵行為被套上了“長期關系”的殼，那么附著在這個核心罪行上的其他剝削性、牟利性行為，就似乎都可以得到“赦免”。這無疑是在鼓勵一種更為隱蔽、更具欺騙性的犯罪模式。

這種法律適用的“漂移”，危害是深層的。

首先，它模糊了強奸罪的犯罪邊界，使得本應清晰的法律標準變得搖擺不定，給了司法擅斷以空間。其次，它極大地削弱了刑法對精神病人等最弱勢群體性權利的保護力度。傳遞出的信號是：侵犯她們的代價，可能比侵犯一個心智健全的女性要低，只要你事后能編織出一個看似合理的“生活故事”。最后，它嚴重侵蝕了司法公信力。當法律推理與公眾最樸素的正義感發生如此劇烈的沖撞時，人們懷疑的不僅僅是這一個決定，而是支撐這個決定背后的整個司法價值體系。

學術研究中早已指出，中國強奸罪的法律條款（刑法第236條）被認為“過于原則”，相關司法解釋也相對陳舊，司法實踐工作者有時對大眾的性觀念變遷和社會期待把握不足。和順案，恰恰是這種“原則”與“陳舊”在遇到復雜現實時，滑向危險歧途的一個鮮活注腳。它將司法實踐中的諸多爭議點——如“騙奸”行為的定性、“明知”的認定特殊關系下的同意推定——以一種最不利于保護弱者的方式，集中呈現并“解決”了。這個“解決”方案，不是厘清，而是混淆；不是進步，而是倒退。

第三章：寂靜嶺的生態，或，系統性的冷漠如何滋生

和順縣，這個名字聽起來平和而順暢。但在“女碩士案”的映照下，它仿佛成了作家筆下那個霧氣彌漫的“寂靜嶺”。在這里，罪惡并非總是以猙獰的面目嘶吼，更多時候，它穿著日常的衣衫，在人們的沉默、回避甚至默許中，緩慢地滋長。

第一層霧：法治的“山村盲區”

此案中，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細節是：張某軍并非唯一的加害者。同村另有兩人因強奸卜某被提起公訴。這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名流落至此、精神異常的女性，成了這個小村莊里一個半公開的、可以被輪流侵犯的“物件”。張某軍的“收留”，并未為她提供庇護，反而可能為她劃定了一個更固定的受害場所。整個村莊，對此集體失語。這種失語，是基層法治生態潰敗的縮影。它可能是出于對精神病人的歧視與恐懼，可能是宗族人情社會中對“外人”苦難的漠然，也可能是對性暴力、對侵犯弱勢女性行為的極度麻木與容忍。當執法力量的光芒無法穿透這層厚重的鄉土迷霧時，罪惡便在陰影中瘋長。不起訴決定，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對這種扭曲生態的一次司法背書。它似乎告訴人們：在這種環境下，這種“收留-占有-利用”的模式，是一種可以被理解的、甚至無罪的“生存策略”。這無異于向無數個潛在的“寂靜嶺”發出了危險的信號。

第二層霧：“有用”VS“人”的價值排序

檢方在闡述張某軍目的時，強調其“組建家庭共同生活”。這背后隱藏著一個冷酷的社會潛意識：對于一個精神失常、喪失正常勞動和生活能力的女性，其最大的、或許也是唯一的“價值”，就在于其生育能力和性功能，從而成為某個男性“組建家庭”的工具。在這里，卜某作為“人”的個體尊嚴、情感需求、精神痛苦，被完全遮蔽了。她被視為一個承載“妻職”與“母職”功能的容器，只要這個容器被放置在某個男人的屋檐下，并履行了這些功能，那么占有這個容器的過程是否合法、是否人道，都可以被忽略。這種物化女性的觀念，是父權制最頑固的遺產之一。不起訴決定，不經意間為這種物化邏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它暗示：只要結果是“組成家庭”（無論多么畸形）、是“生兒育女”（無論孩子被如何處置），那么手段的正當性是可以大打折扣的。這對于那些因疾病、貧困、殘疾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無異于一道冰冷的判決：她們的身體和生育能力，可能先于她們的人格與權利，被社會和法律所定義和處置。

第三層霧：對精神疾病的污名與系統性拋棄

卜某的“精神分裂癥”標簽，在此案中扮演了一個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其喪失自我保護能力、無法做出有效同意的醫學基礎，本應觸發法律最強的保護機制。另一方面，在社會的認知和潛意識里，精神疾病往往與“不可理喻”、“負擔”、“危險”相連。這種污名化，導致社會（包括其原生家庭、社區乃至部分司法人員）在潛意識里降低了對她們所遭受痛苦的感知閾值和共情能力。“她是個瘋子，懂什么？”“能有人收留她就不錯了?！薄@類想法，可能是彌漫在案件周圍、未曾言明卻影響巨大的背景音。不起訴決定中那種輕描淡寫的語調，那種試圖將一場漫長的性剝削重新詮釋為“照顧”與“共同生活”的努力，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系統性漠視在司法文書上的投射。它反映出一個更深刻的社會問題：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了，將精神障礙患者視為擁有完整性自主權和其他公民權利的、平等的人？當她們的權利被侵犯時，法律的天平是否會因為她們的“異?！倍娜粌A斜？

和順案不是孤例。司法實踐中，對精神病人性侵案件的認定本就存在諸多爭議與模糊地帶。有研究指出，在具體案件中，需要從女方是否為精神病人、嫌疑人是否明知、女方性防衛能力、女方是否同意等多個維度綜合認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如何平衡對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與刑法謙抑性原則，如何準確評估“性防衛能力”，常常考驗著司法者的專業與良知。

和順縣檢察院的選擇，是在這條困難的道路上，滑向了保護不足、甚至變相寬縱的那一端。它讓我們看到，當法律遇到一個復雜的、充滿人性陰暗與系統失靈的案件時，如果沒有堅定的、以保護最弱者權利為優先的價值導向，就很容易被種種“現實考量”、“樸素情感”（甚至是對加害者的某種扭曲同情）帶偏方向，最終作出一個在法理和情理上都難以自洽的決定。

尾聲：回聲，或，我們如何走出迷霧

一紙不起訴決定書，可以蓋棺定論一個司法程序，卻無法平息那些從事實裂縫中涌出的疑問，更無法撫平傷痕。它像一個拙劣的休止符，強行摁在了一曲未完成的、充滿雜音的樂章上。然而，聲音并未消失，它變成了回聲，在法律的殿堂里，在社會的輿論場中，在每一個關注此事的普通人心頭，反復激蕩。

這回聲在質問：我們的法律，尤其是關乎性暴力、關乎最弱勢群體保護的法律，其解釋與適用的權力邊界在哪里？檢察機關的裁量權，是否可以如此深度地重構犯罪事實的社會意義，以至于改變行為的根本性質？當“情節顯著輕微”這樣的彈性條款，被用于一個涉及長期性剝削、人身控制、甚至人口販賣疑點（送養獲利）的案件時，法律的剛性尊嚴何在？

這回聲在警示：和順案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先例。它像在強奸罪嚴密的法網之上，切開了一道口子。這道口子，允許以“長期關系”、“生活目的”為由，對持續性、控制性的性侵行為進行出罪處理。它尤其威脅著那些失能、失語、無法為自己吶喊的群體——精神障礙患者、智力殘障者、陷入極端依賴關系的女性。她們本就身處黑暗，而這紙決定，可能吹熄了法律本該為她們點亮的那盞微弱的燈。

這回聲也在呼喚：呼喚更為精細、明確、以保護被害人為中心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對于涉及精神病人、智力殘障者的性侵案件，法律需要更清晰的標準，來界定“性同意能力”的評估，來規范“明知”的認定，來杜絕任何試圖用“關系”、“狀態”、“動機”來稀釋核心罪責的操作空間。同時，司法公開與說理亟待加強。一份引發巨大爭議的不起訴決定，不能僅僅用幾句格式化的法條引用和定性陳述來敷衍。它需要直面質疑，詳細展示事實認定的全過程、法律推理的每一步，尤其是如何處理那些明顯具有剝削性的關聯行為（送養孩子）。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也是消除公眾疑慮的唯一途徑。

和順女碩士案，沒有刀光劍影，卻充滿了制度與人性交織的冰冷；它的人物沒有嘶聲吶喊，但他們的命運卻在無聲中控訴著系統性的失靈。

走出這片“寂靜嶺”，不能僅靠對一兩個具體決定的抨擊。它需要我們整個社會直面那層層迷霧：打破對精神疾病的污名，檢視物化女性的深層觀念，強化基層法治的光照與溫度，并在每一次司法決斷中，都將天平最重的砝碼，毫無保留地放在保護弱者、捍衛人的基本尊嚴那一側。

否則，今日和順的回聲，終將在別處，變成另一場無聲的雪崩。而那紙蓋棺定論的決定書，多年后被人重新翻閱時，或許只能證明，在一個特定的時刻，法律曾如何悲哀地，與它所應守護的正義，擦肩而過，并留下了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這傷口，不僅在被害人及其家人身上，更在法律的公信力與社會道德的脊梁上。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證據法學。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為網絡游戲相關產業提供刑事辯護以及合規服務，例如跨境賭博犯罪、網絡數據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從事“涉性犯罪”的辯護與研究，僅2023年上半年已經成功為5例涉嫌強奸罪案的蒙冤者爭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訴的良好結果，近期也收獲了檢察院法定不起訴和法院判決無罪的理想裁判結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通過辦理大量虛擬幣（USDT/比特幣等）相關犯罪案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