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先生教我如何讀書、治學和做人

文/寧志新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歷史學家，恩師胡如雷先生于1998年1月19日不幸逝世，引起了學界同仁的極大悲痛。回想起胡先生在世時對我的精心培養和諄諄教導，實在是感人至深，永世難忘。

我是胡先生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從1982年2月起就師從先生學習三年，以后又在先生指導下從事歷史教學和科研工作。

多年來，先生為我的健康成長傾注了大量心血，既教會了我如何讀書和治學，又教導我如何做人。我在事業上的每一個進步和成就，無不漫透著先生的心血和期望。

關于讀書。先生要求必須逐字逐句閱讀原著，多看沒有標點符號的線裝書。對不懂的字、詞、句，必須反復研讀，絕不可囫圇吞棗。他舉例說，遇到不認識的字如果不查就過去了，實際上在頭腦中已給這個字假造了一個讀音，久而久之，就會誤認為這個字就是自己假造的讀音。先生的一席話切中自己的要害，我對某些字的讀音錯誤就是這樣形成的。

關于治學。先生特別強調三點：一是用正確的理論來指導科研工作。先生長期用馬克思主義

理論指導歷史研究，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和《唐末農民戰爭》等著作，在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他也要求我們這樣做。二是堅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他反復告誡我們，一不發空洞之論，二不下無確根據的結論，三不寫靠不住的論文。他經常說，寫好的文章最好在抽屜里放上幾個月，待投寄出去之前再看上一遍，就可能發現當時考慮不周的問題。我有時急于求成，寫出一篇文章就想發表，而先生卻扣壓下來。我當時還想不通，現在看來，這是先生對我的嚴格要求，是在督促我去寫高水平的精品。三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先生在授課時，凡講到一個問題就一定首先介紹前人的研究情況，要我們從這個基礎出發去探討問題。對于陳寅恪，程千帆，唐長孺，傅璇琮等人的著述，先生一向推崇備至，要求我們反復研讀。

為了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先生將其多年來的治學經驗和切身體會毫不保留地傳授給我們。他說：發現問題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看別人的文章，特別是相互商榷的文章，找出他們的破綻，提出自己的觀點。二是仔細研讀文獻記載，找出各類記載的矛盾之處，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是將搜集來的資料進行排比分析，從中看出問題。他特別強調后一種方法，認為這是搞好歷史研究的主要途徑，要求我們全面瀏覽所能見到的一切史籍，盡量將有關資料抄在卡片上，以便進行系統研究。我按照先生指導的方法去做，果然受益非淺。

對于論文寫作，先生更是手把手地對我進行指導。他說：在從事某一課題研究之前，首先必須弄清國內外學術界對該課題的研究概況，哪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哪些問題尚未解決，哪些問題還有爭議，都要做到心中有數。然后選定題目，提出論點，擬出論證思路和方法，規劃出文章的大致結構與每部分的長短，盡量避免出現頭重腳輕，畸輕畸重的局面。對于文字，先生則要求做到干凈利落，樸素明快，切忌華而不實，堆砌詞藻。并以唐長孺先生的論文為范例，要求我們學習和仿效。

對于不同體裁的論文，先生也做了具體指導和要求。他說論文可以分為正論和駁論兩大類。對于正論文章，就要求我們做到觀點明確，論證充分；對于駁論文

章，則要求我們做到針鋒相對，但語言要和善，以尊重對方。他反復告誡我們，絕不能因為觀點不同而傷了同行之間的和氣。

先生四十多年來，不論是在坎坷的逆境，還是在受到尊重的年代，都視學術研究為生命。他不僅以求真、求實的精神研究歷史，也以求真、求實的精神對待人生。他不僅自己為人坦誠，性情耿直，剛正不阿，也要求我們像他那樣，堂堂正正地做學問，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經常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求我們多和正直的人來往，多向張恒壽老先生那樣的人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思想情操。所有這些，都給我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總之，胡如雷先生既是我們的嚴師，能嚴格要求和指導我們學習與研究，又是我們的益友，能謙和地與我們一道討論各種學術問題，毫無權威的架子。他的治學精神與坦蕩胸懷，將永遠激勵我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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