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代“智囊”制度的歷史變遷

無論在任何時期，各界的頂級人物身邊，永遠都不會缺少智囊。劉備身邊的法正、曹操身邊的郭嘉、賈詡，以及劉邦身邊的陳平，這些人都屬于智囊人物，而且都是頂級智囊團隊的領導。

所謂的“智囊”，其實是指一群頭腦清醒，見識遠超常人之人。這群人的目光高遠，看事情能夠透過假象看本質。

追溯智囊的源頭，筆者翻閱的最早資料中，發現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智囊。先秦時期，英雄輩出，能在時代強人身邊共同參謀之人，無不是當世的翹楚，智慧過人。

先秦時期的智囊與皇權之間的關系并非單純的“君臣關系”，反而更像是一種“合伙人”模式。

以著名的姜子牙為例，姜子牙無論從最開始求職，還是后期的表現，全都顯露出極高的智慧。姜子牙給周文王出謀劃策時，不是一種工作態度，而是一種追求實現個人抱負的狀態。至于周文王，則需要姜子牙提供的治國之策，兩者結合一起，算是各取所需。

姜子牙不追求升職加薪，只為了實現定國安邦，通過輔佐周文王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管仲的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齊桓公的霸業中，管仲有很大的功勞，他們之間配合無間，互相實現各自的目標，這就是早期智囊的體現。

而講究合縱連橫的蘇秦和張儀，則屬于另外一種狀態，他們更像是一種“共享智囊”，只要信任他們的人，都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但他們卻不會忠于任何君主。不過，掛六國相印雖然看上去光鮮，實際上卻有些理想主義了，最終還是難以落地。

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大一統皇權，對天下的統治力空前強大。此時，諸如蘇秦、張儀之類的智囊，已經不具備游走的空間，智囊存在的根本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漢承秦制以后，智囊逐漸開始納入到皇權的麾下，劉邦對麾下智囊的管轄力度空前，關于智囊的管理制度也隨之建立，官僚體系開始出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智囊開始從君主的“合伙人”向帝國的“高級雇員”轉變。漢高祖劉邦身邊的張良，雖然具備“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能力，也切實的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張良是一個聰明人，并未因功自傲，在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后，迅速急流勇退。

顯然，張良不愿意進入這種官僚體系之內，而陳平則恰好相反，因為官僚體系中，對他而言如魚得水，畢竟謀國與謀己之間隔著一道鴻溝，兩者之間的選擇自然不同。

陳平能夠在官僚體系中屹立不倒，甚至在皇權旁落后能撥亂反正，最終全身而退，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對皇權的官僚體系的深刻理解的體現。

皇權的高度集中與絕對化，使得智囊的生存空間變得萬分危險。但與此同時，制度化的智囊機構也開始萌芽，也隨之成熟。

例如，漢武帝設立的“博士官”制度，不僅聚集了一批精通儒家經典的學者，也培養出一批能替皇帝提供咨詢、參與議政的能人。

幕僚組織的不斷壯大，主官處理繁雜政務的工作逐漸轉移給他們，這些人在繁雜政務加身以后，也就逐漸偏離了純粹智囊的地位，開始淪為附屬于官僚體系的腦力工作者。

魏晉南北朝時期，智囊制度的情況出現劇變。

這一時期，門閥士族崛起，皇權相對衰弱，地方強藩林立。在這種背景下，“幕府”制度大行其道。所謂“幕府”，原指將帥出征所設的帳幕，后引申為高級軍政大員開設的辦事機構。

這些手握重兵或主政一方的節度使、刺史們，為了鞏固自身勢力、處理復雜的軍政事務，紛紛招攬才學之士于自己麾下，組建起規模龐大的私人智囊團。

“幕僚”與“賓佐”，散發著濃郁的幕府的私人色彩，智囊們與主官之間的關系，也隨之變為依附關系。

一個強大的幕府，幾乎就是一個“小朝廷”，里面人才濟濟，分工明確，為主官的決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這種幕府制度在唐代十分盛行，許多著名詩人和文臣，如高適、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有過在幕府任職的經歷。

宋代以后，中央集權得到空前加強，科舉制度也日趨成熟，朝廷選拔人才有了一條高效而且順暢的通路。宋朝設立了“館閣”作為儲備和培養高級官員、同時提供決策咨詢的機構，智囊們在這個重文抑武的時代走向頂峰。

明清時期，中國的官僚體系雖然極其成熟，但同時也出現了僵化的弊端。一個通過科舉考試出身的官員，可能滿腹經綸，卻對地方具體事務一竅不通。在這樣的現實需求下，一個龐大的、非官方的智囊群體——“師爺”（或稱“幕友”）應運而生。

“師爺”的出現，在筆者看來屬于智囊制度成熟的標志，也是智囊脫離編制之外，走入更深的基層的體現。主官與師爺之間，完全成了雇傭關系，主官出錢，師爺出頭腦，拿錢辦事，兩者之間的關系更清晰，主官在兩者占據主要的地位。

由此可見，最初的智囊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尋找一個施展自己才華的平臺，這才去尋找合適的君主“合作”。

而發展到“師爺”出現以后，智囊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大智慧之人卻難以出頭，畢竟此時的智囊天花板就是皇權，只要皇權的水平夠低，智囊水平再高也發揮不出來。而“師爺”就更沒有憂國憂民的心思，完全是為了五斗米依附主官，說是智囊，不如說是替主官謀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