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提到書畫圈里的黃永玉，那是公認的眼光毒辣、從不吃虧的主兒。
可偏偏遇到“何海霞”這三個字，這位“老江湖”心里愣是留下了不小的陰影，甚至可以說栽了大跟頭。
早年間，黃永玉淘換來幾卷古畫，橫跨宋元明清好幾個朝代，心里美得不行，趕忙找懂行的哥們兒掌眼。
那哥們兒只瞄了一眼，臉唰地一下就白了，脖頸后面直冒涼氣，顫著聲撂下一句：“懸了！
瞧這筆法，保不齊又是那殺千刀的何海霞造的孽！”
這三個字簡直成了懸在頭頂的噩夢。
后來有一次，黃永玉運氣爆棚，只花了五十塊錢就收了一張張大千的大尺幅潑墨，拿去給黃苗子、張正宇這些大行家看，大伙兒都拍胸脯說是真跡。
可黃永玉心里還是犯嘀咕，總覺得天上不會掉餡餅，非要再找那位“鑒畫雷達”朋友看看。
朋友對著畫琢磨了老半天，眉頭緊鎖，在那兒支支吾吾：“這落款，這印泥…
看著讓人心驚肉跳的。
聽哥一句勸，趕緊退了吧，別砸手里。”
黃永玉一聽這話，心里最后一道防線崩了，立馬跑去把畫給退了。
誰承想，那就是張大千正兒八經的真跡。
等他回過味來想再買，那價格早就翻著跟頭往上漲，成了天價。
黃永玉氣得直拍大腿，罵罵咧咧：“這個何海霞，算是把我給坑苦了！”
這事兒說出來是個樂子，可仔細一琢磨，背后藏著個嚇人的真相：在當年的書畫江湖里，何海霞那手仿畫的本事，真能把頂尖行家逼到神經衰弱。
都知道張大千是造假畫的祖師爺，專門盯著牧溪、梁楷、八大山人下手。
何海霞拜入張大千門下后，這手絕活練得比師父還邪乎。
他仿造石豀、漸江的山水，連日本那個大藏家彥田手里捧著的兩件“國寶級”石豀真跡，說穿了，全是何海霞在燈下描出來的。
照理說，手握這種點石成金的本事，這人要么狂得沒邊，要么早就富得流油。
可何海霞這輩子算的一筆賬，跟誰都不在一個頻道上。
把時針撥回1934年，那會兒何海霞才二十六歲，揣著一百塊現大洋，硬著頭皮去拜張大千為師。
這一趟其實挺險。
在這之前，張大千其實已經變相“回絕”過他一回。
最早是裱畫店的老板拿何海霞的畫給張大千瞧，張大千看完直搖腦袋：“這哪敢收啊，筆頭功夫太硬了，教不了。”
直到聽說畫畫的小伙子才二十出頭，張大千驚得下巴差點掉地上，這才點頭收了這個徒弟。
這對師徒與其說是教與學，倒不如說是搭檔。
1935年倆人一塊兒辦畫展，何海霞的畫標價四十塊，掛出去十張，眨眼功夫被人搶走了九張。
剩下最后一張最精彩的，張大千大筆一揮，把價格改成了驚人的一百六十塊，然后直接扣下，理由硬邦邦的：“好東西不能隨便讓別人買走。”
這既是惜才，更是這里頭的行家才懂的門道。
不過，最能體現這爺倆辦事風格的，還得數后來在東北辦的那場畫展。
那場子陣仗不小，張大千、齊白石、于非闇、何海霞四位大咖聯(lián)手。
當年的齊白石老爺子手頭緊，立下了雷打不動的規(guī)矩：概不賒賬、不講價、不收東西抵錢。
為了能把老爺子請出山，本來兜里就不寬裕的張大千，硬是東拼西湊了兩三百塊錢，先把出場費給墊上了。
畫展最后盤點的時候，場面很有意思：張大千和齊白石的畫被搶得渣都不剩，何海霞也賣掉了大半。
唯獨工筆畫大師于非闇，墻上的畫一張沒動，掛了零蛋。
這就太讓人下不來臺了。
四個角兒唱戲，三個滿堂彩，剩下一個沒人捧場，這讓朋友的老臉往哪兒擱？
這時候，張大千沖何海霞使了個眼色，兩人聯(lián)手做了個局。
師徒倆偷偷掏腰包，找了個生面孔當“托兒”，把于非闇的一部分畫給買了下來。
等何海霞把賣畫的錢遞到于非闇手里時，這位大師樂得找不著北，拉著何海霞的手激動地說：“海霞啊，看來咱們的畫路對頭！
你的青綠山水，我的工筆花卉，東北人識貨！
明年咱們還得來！”
這事兒做得天衣無縫，直到于非闇撒手人寰，都被蒙在鼓里，至死都以為自己在那邊有大批粉絲。
這錢花得冤嗎？
按生意經算，那是虧到姥姥家了。
可在何海霞心里，人活這一輩子，半條命是活在朋友堆里的。
畫里見交情，交情里藏著藝術，這才是闖蕩江湖的“奔頭”。
抗戰(zhàn)勝利后，何海霞在四川幫著師父整理家當，無意中翻出了當年那幅于非闇的畫。
張大千也沒藏著掖著，說了句掏心窩子的話：“老于的畫既然是我買的，那就得好好收著，流落到外人手里我不放心。”
這哪是單純的情商高，這分明是一種刻在骨子里的厚道。
這種“厚道”，等何海霞歲數大了，變了味兒，成了一種近乎不近人情的“逼迫”。
被逼的對象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兒媳婦于振蓮。
于振蓮剛進何家門那會兒，大字不識一籮筐，也就是圍著鍋臺轉、帶帶孩子。
換做別的公公，家里有個勤快媳婦那是福氣。
可何海霞不樂意，非得逼著兒媳婦拿畫筆。
老爺子的道理硬得像石頭：“人活著手里得有活兒，不然等你老了，除了東家長西家短，你還能干啥？”
這哪是在教畫畫，分明是在教怎么在世上立足。
有一回于振蓮大老遠去北京看望公公，腳剛邁進門檻，何海霞不問路上累不累，張嘴就問：“作業(yè)帶了嗎？”
兒媳婦說走得急忘帶了。
何海霞當場就把臉拉下來了，拍著桌子吼：“跑了幾千里地，連畫都不帶，你來北京干什么吃的！”
罵歸罵，轉過身他就鋪開紙寫了兩封親筆信。
一封給王明明，一封給正雍。
信里的措辭謙卑到了塵埃里：“今介紹兒媳于振蓮求教畫法，望不惜精神給予指導，同學何海霞。”
甚至在私底下，他還偷偷把兒媳的涂鴉拿給葉淺予、賈友福這些頂尖大師看，讓人家給指點指點。
后來于振蓮真把畫練出來了，可她不懂行里的規(guī)矩，誰張嘴要她就給。
旁人都笑話她傻，說這么送就把身價送沒了。
于振蓮也不惱，只是笑笑。
因為公公早就給她算過一筆明白賬：畫畫這事兒，不是為了逆天改命，就是個樂子。
真要說改變，那也是為了國家和民族。
如果做不到那個份上，“哪怕一幅畫能換回一雙襪子，這功夫就沒白瞎”。
這話聽著土得掉渣，其實透著一股狠勁兒。
因為何海霞自己就是這么干的。
當年他在人民大會堂作畫，瞅見服務員忙前忙后太辛苦，收筆前特意畫了一幅，隨手就送給了人家。
1984年，一紙調令把他調回了中國畫研究院。
當時的畫院就是個空架子，窮得叮當響。
已經退休享清福的何海霞完全可以甩手不管，但他偏不。
快八十歲的老頭子，親自登臺講課給院里搞創(chuàng)收，還鼓動工會組織大伙兒學畫，理由還是那一條：讓大家學點真本事，以后不管到哪兒都有飯吃。
到了人生最后的三年，何海霞像是聽到了倒計時的滴答聲。
他開始發(fā)了瘋似地跟老天爺搶時間。
大半夜爬起來寫總結、錄心得。
年近九十的高齡，每天還要站著畫兩三個鐘頭，畫完還得做兩三個鐘頭的筆記。
女兒吳大雍回憶說，父親去廣東寫生，往那兒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水也不喝，廁所也不上，整個人魂都沒了，完全鉆進了畫里。
1990年，八十二歲的何海霞趴在地上，硬是啃下了《黃河頌》這塊硬骨頭，完成了一幅巨制長卷。
這回連黃永玉都不罵了，徹底服氣：“何老八十多歲的人了，幾丈長的大畫，愣是一聲不吭就弄出來了…
他還不像老母雞，下了蛋還得咯咯叫兩聲。”
說到這兒，就得提那個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決定。
按常理，混到這個份上，怎么也得辦個風風光光的回顧展，把名聲推到頂峰。
可何海霞直到閉眼那天，都沒在中國美術館辦過個展。
理由聽著讓人心酸又敬佩：他總覺得自己畫得還不夠火候。
他覺得自己不行，手卻松得很：把政府獎勵的二十萬稿費全捐給了婦女兒童基金會；把另外二十萬獎金捐給了甘肅的一所小學；去世前一年，又把自己壓箱底的四十六幅精品，一股腦兒全捐給了國家。
這筆賬，一般人誰能算得明白？
但如果你聽過他養(yǎng)貓的事兒，或許就能懂了。
他養(yǎng)貓不是為了解悶，是因為那是只流浪貓。
胡桂林說，那是“對弱小生命的尊重”。
在何海霞的心里，眾生沒有高低貴賤。
《金剛經》里講“無我無人”，不管是坐在高堂之上的大人物，還是那個給他端茶倒水的服務員，亦或是那只臟兮兮的流浪貓，都沒啥兩樣。
作家賈平凹撂下過一句極重的話：“說到真正的中國山水畫，何海霞可能是最后的一個大畫家。”
這個評價高得嚇人。
不光是因為他筆下有金碧青綠、雷霆萬頃的氣象，更因為這個瘦小的老頭，在畫筆之外，活出了一種極其罕見的通透。
他看穿了名利的虛假，卻死死守住了朋友的面子、兒媳的生計、窮孩子的學費，還有一個國家畫院的未來。
心里裝滿了天下蒼生，唯獨把自己個兒給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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