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見到女飛行員施麗霞，一言不發扭頭就走

1959年7月1日中午，白云機場跑道旁傳來發動機的余音。機門剛一打開，省委書記陶鑄快步跳下梯子，沒有寒暄，也沒有回頭看駕駛艙，徑直鉆進等候的吉普車，揚塵而去。這一幕讓機組里年紀最小的報務兵直撓頭，“領導怎么一句話都沒說？”副司令張俊山擺擺手，示意別議論。

半小時前，伊爾-14剛沿著榕江上空低速盤旋。窗口外，洪水鋪天蓋地，堤岸幾乎看不見。小洲、高坎、甚至屋脊，擠滿揮手的災民。機艙里沒有人說話，只有螺旋槳有節奏地切開空氣。

洪水從6月下旬就沒停過。揭陽、汕頭雨量紀錄一次次被刷新，站點水位線突破歷史極值，電話電報頻頻中斷。省防汛辦把“災情急報”貼在墻上，紅字一夜比一夜多。

陶鑄此時48歲。對廣東，他并不陌生。1926年離開祁陽來到黃埔軍校，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新中國成立后，他帶著“廣西剿匪”的軍功，在華南分局坐了第四書記的位子。人熟，地熟，可洪水讓他第一次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調研向來是他的習慣。有意思的是，1953年毛主席在廣州問他走過廣東多少縣，他報出“104”。這種跑縣城跑山村的慣性，讓他決定用空中踏勘給方案“對焦”。

空軍司令部緊急抽調獨立運輸團，機長是27歲的施麗霞。施麗霞家在上海，學飛在第七航校，蘇聯教官教儀表，日本教官帶特技，國內老飛行員教編隊——同行都說，她的履歷像縫合針，一段一段卻扎得牢。

飛機抵穗那天清晨，地面薄霧未散。塔臺報告能見度不足千米。施麗霞照例先做“八字等待”，隨即穩穩落地。艙門甫開，陶鑄只與她握手，隨后沉默轉身。很多人不解，可看他盯著地圖的神情，大概也就釋然。

第一段飛行按預定航線走汕頭—潮州—揭陽。翻過最后一片低云，榕江幾乎成了海。陶鑄蹲在機艙中部吊袋上，盯著河面，忽聽耳機里傳來一句：“陶書記，榕江方向再飛一遍嗎？”他只回四個字：“再低一點，再慢一點?！甭曇魤旱脴O低，卻透著急。

回到白云機場后，吉普車直奔省防汛指揮部。陶鑄把沿江、水庫、圩田幾處重災區逐條標在圖上，再拉張俊山開列空投航線。時間緊，他說話一口氣到底，連茶水都顧不上。

另一邊，施麗霞的飛機重新加油、裝貨。救生衣、壓縮餅干、苫布、醫藥箱，全用帆布袋套好。下午三時起飛，目標饒平北部丘陵。到達投放點，施麗霞壓低機頭，開貨艙門。包裹像雨點準確落在旱嶺上，山頭上的人伸手去接，畫面直擊人心。

傍晚返航，云層翻滾，廣州上空電閃雷鳴，機場跑道燈時亮時滅。塔臺短波突然安靜，顯然供電又掛了。張俊山咬牙一句：“盲降！”機翼接近跑道那刻，只差一指就碰到積水。輪胎濺起水幕，飛機總算穩住。機組成員后背都被汗水浸透。

緊接著的三天，空投、轉運、接送醫護人員連軸轉。潮汕平原上空的綠色機身成了災民眼里的“會飛的稻草”。7月4日夜里，任務暫告一段落。省政府禮堂臨時擺上幾桌便飯，陶鑄第一次慢下節奏。他舉杯向機組示意，放下杯子，忽而站到施麗霞面前：“初次見面那會兒，我沒多說，心里只惦記百姓。多虧諸位，言謝已遲?！痹挷婚L，卻擲地有聲。

施麗霞笑得爽快，說外線飛得多，早習慣了簡短對接?！叭蝿找o”，她只留這四個字。廳里人聽完，都不再客套，默默夾菜，補體力準備下一次起飛。

洪峰在7月中旬過去。根據水利部門匯總數據，此次空投物資三百余噸，轉移被困官兵與群眾五千人，無一飛行事故。后來有人寫報告，總結經驗，把“女機長精準低空拋投”列作示范。檔案室的油墨味，至今仍能追溯那幾張記錄表。

1966年9月，陶鑄調離廣東，結束15年華南歲月。再回頭看那場1959年的洪水，他單獨留下兩份備忘：一份交水利，一份交空軍。封面只有四個字——“天上地下”。有人揣摩，這是講空中救援與地面防洪并舉的意思；也有人說，那是他對一群年輕飛行員的敬意。到底哪種解讀更貼切，沒有定論，但當年白云機場跑道盡頭那列急促的腳步聲，依舊讓旁觀者記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