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葉帥追悼會上，中央邀遺孀參加，聶榮臻卻明令禁止，為何？

　　1986年10月23日凌晨，北京西郊八寶山燈火未眠。距離葉劍英元帥追悼會開始還有六個小時，治喪辦公室卻依舊人聲雜沓，電話鈴此起彼伏。擺在主持工作的聶榮臻面前的，不是喚起悲痛的致辭稿，而是一張略顯尷尬的名單——六位尚在人世的遺孀。　　“到底請不請夫人們？”值班參謀壓低聲音問。　　“聶帥的命令，全部不請。”旁邊工作人員答得干脆。那一瞬間，走廊的空氣像被緊緊拉扯，所有人心照不宣：問題看似小，卻牽一發而動全身。　　政務禮賓向來講究先后次序。遺孀們同廳致哀，站位、座位、花圈署名，全是火藥味。葉帥情感經歷頗豐，公開承認并有子女的夫人就有五位，再加一位失聯多年卻從未正式解除關系的“原配”，誰先誰后，誰主誰賓，任何選擇都會在社會上被無限放大。　　有意思的是，一個月前，中央籌委會內部討論時，曾傾向于“按婚姻存續時間排序”方案。若真照此執行，第一位應屬1908年包辦婚姻的楊氏，卻早于1930年代杳無音訊；第二位馮華則在廣州失散；輪到第三位曾憲植，出身湘鄉曾國藩后裔，受過西式教育，氣質鮮明，一旦她走進靈堂，媒體八成會把焦點從葉帥一生功業扯到這段傳奇情事。　　更復雜的，是第四位危拱之。她與葉帥并肩走完長征，個人經歷帶有濃厚的革命傳奇色彩，幾部小說以她為原型，當年就在延安廣為流傳。如果讓危拱之站在最前排，輿論恐又要跑向文學軼事。　　而最后兩位吳博、李剛，一位同住延安窯洞中，一位相識于1948年華北軍大學員隊，子女尚且年幼。擺進去，她們理應靠后，可又各有子女陪同，現場安置空間、座次排序，想想都讓人頭疼。　　此情此景，聶榮臻出手快、準、狠。他與葉帥自1927年南昌起義結識，彼此知根知底。葉帥生前尤重集體榮譽，極怕因私務影響大局。聶帥料定，若靈前因“夫人排隊”鬧出半點風波，葉帥地下也難安。于是他干脆一句“全部不請”，斬斷所有糾葛。　　外界可能覺得冷酷，其實考量周全。首先，1986年信息傳播速度已非三十年前可比，任何“偏心”都會激起媒體追問。其次，葉帥一生戎馬，指揮解放華南、策應西南，自己的榮譽與黨和軍隊命運緊緊相扣。把告別儀式回歸“國家領袖的送別”主題，正合其為人。　　值得一提的是，聶榮臻的決定并非一意孤行。22日下午，他把時任總政領導、總參作戰部負責人、中央辦公廳禮賓處等召到西山軍區小禮堂，開了整整兩小時碰頭會。會上有人提出折中方案——請代表出席，或分時段鞠躬。聶帥平靜地說：“葉劍英是國家領導人，我們送的是他的革命一生，家庭問題放在內部解決。”眾人無言。　　追悼會當日，來自全國的吊唁團隊絡繹不絕。8時45分，中央首長按戰功與職務次序向靈柩三鞠躬后，默哀三分鐘。會場里肅穆非常，沒有鮮艷的家族花籃，也沒有媒體追拍的“夫人同框”。輿論集中在葉帥對三大戰役、對“一國兩制”構想的貢獻，恰符聶帥初衷。　　很多年后，當事人才道出內幕。治喪辦的老秘書回憶：“如果那天夫人們到場，光合影排序就要反復討論。聶帥一錘定音，給大家都省了麻煩。”這番話聽來樸素，卻是老一輩革命家處理微妙人情的智慧。　　回過頭看，葉帥的感情線固然曲折，卻從未擠占他對國家全局的視野。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曾孤身赴歐洲尋找援助；1936年西安事變，他是周恩來最得力的斡旋者；1949年策應平津戰役時，解放軍一晝夜強行軍一百五十里，他親自騎馬巡陣。這樣的履歷，讓他在新中國成立后自然成為定海神針。　　也正因為此，葬禮的每一個細節都不容失誤。民政部歸納后發現，自1950年代至今，只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級別的追悼會，家屬座次一直是最易引起爭議的環節。葉帥的案例后來寫進內部文件，被稱作“聶榮臻原則”——凡有可能引發外界解讀的私人安排，一律精簡甚至取消，以保證主旨純粹。　　有人或許會問：遺孀們自己是否介意？事實證明，她們大多表示理解。曾憲植彼時在廣州，聽聞后只說一句：“老葉是大樹，我是落葉，各自去處。”語平淡，情卻深。危拱之早已淡出公職，知道決定后亦不置可否。吳博與李剛最為痛苦，卻也承認“組織上總要先顧全大局”。　　從這樁往事可見，革命元勛之間的交往，遠不止戰火與政務的同袍情誼，更有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默契。葉帥在生前把自己交給了黨，身后事自然也遵從組織。聶榮臻深諳這一點，才敢以“禁止”二字作結。　　一場葬禮，沒有花哨，沒有家事，萬人低頭默哀。禮畢，人群散去，北京深秋的冷風穿過柏樹，一切重歸寂靜。葉劍英的故事卻沒有結束，他留下的，不只是傳奇的個人情感，更有和共和國相牽連的半部風云史，而那六位遠離靈堂的身影，也在另一端默默送別——這或許正是聶帥最慎重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