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精神”的前提是“人人平等”

“獨立精神”的前提是“人人平等”。這個很好理解：如果人跟人之間不是平等的，有主奴關(guān)系、高下關(guān)系，比如在秦制帝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環(huán)境下，當做臣子的觀點與君主的觀點不同、當兒子的觀點與父親的觀點不同、當妻子的觀點與丈夫的觀點不同，他們只能放棄自己的觀點，選擇相信并服從君主、父親和丈夫的觀點，而不可以有“獨立精神”。

從秦到清，實行的都是秦制。秦制帝國的特點是“以天下奉一人”，君王高高在上，掌控帝國的一切。臣民們的所有財產(chǎn)，包括臣民們的肉體本身，都是君王的私產(chǎn)，君王可以任意支配，就是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君王要的是臣民對他的絕對服從，并且要臣民發(fā)自內(nèi)心地相信這種對君王的絕對服從是天經(jīng)地義的：皇上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你不可以質(zhì)疑；皇上下達的一切命令都應(yīng)該絕對服從，你不可以違抗。這種邏輯下，“獨立精神”是絕無可能有生存土壤的，因為“獨立精神”與皇權(quán)專制存在著根本上的矛盾。一個有“獨立精神”的人，就不會皇上說啥他信啥、皇上讓他干啥他干啥。他會先思考皇上的觀點和皇上所下達的命令是否合理，而不會立即對皇上絕對相信、絕對服從。所以皇上怎么可能會允許“獨立精神”的存在？

南宋初年，朝廷為了與金國議和，殺死了主戰(zhàn)派大將岳飛。岳飛蒙冤被殺，雖然有韓世忠等正直的將領(lǐng)表達了質(zhì)疑和反對，但相當一部分南宋大臣是支持逢迎朝廷“殺死岳飛”的主張的。到了宋孝宗即位，準備北伐，開始給岳飛平反昭雪。當初支持朝廷殺死岳飛的那群人對宋孝宗給岳飛平反昭雪也同樣表態(tài)支持。現(xiàn)代人覺得這些人是“墻頭草”，沒有原則，只知道對朝廷阿諛奉迎，但在朝廷眼里，“無原則順從朝廷就是忠誠”。朝廷不喜歡有“獨立精神”的人，有“獨立精神”的人不會無原則服從朝廷，朝廷想干什么事，這些人會反對，那就是刺兒頭，是會惹皇上不高興的。而有些大臣，皇上今天說岳飛是奸臣，他們也跟著說岳飛是奸臣；皇上明天說岳飛是忠臣，他們也立即跟著說岳飛是忠臣，皇上的“圣意”在面對這樣的大臣的時候是多么容易貫徹執(zhí)行！在皇上眼里，要的就是臣民的“忠誠和服從”，服從的臣民不一定忠誠，但不服從的臣民肯定不忠誠。

一部秦制帝國發(fā)展史，就是一部“控制與反控制”的演化史：君王對社會的掌控能力越來越強、臣民的服從性越來越得到馴化、社會的“獨立精神”越來越遭到閹割。到了大清乾隆年間，秦制帝國君王的專制水平發(fā)展到頂峰，君王成了完全我行我素、絲毫不考慮別人感受的“任性的巨嬰”；臣民則成了完全喪失“獨立精神”，只知道對權(quán)力畏服的奴才。

當然，皇上為了皇權(quán)穩(wěn)固也會讓社會上的各個階層都有機會過一把“主子癮”，把上層對他的壓迫所產(chǎn)生的怨氣發(fā)泄到比他更低階層的人身上去。比如，“君為臣綱”，大臣在皇帝面前是奴才，要裝孫子忍氣吞聲，但同時又“父為子綱”，一個被更高階層欺壓而忍氣吞聲的人至少回到家后在自己的子女面前又可以成為能任性胡為、頤指氣使的“皇帝”；然后是“夫為妻綱”，一個被老子指著鼻子教訓一通的人，回家后可以把一腔怒火發(fā)泄在老婆身上。社會的怨氣就這樣通過一層層發(fā)泄到更弱勢的群體身上而消耗掉，保持社會的矛盾不被激化，有助于維護皇權(quán)統(tǒng)治的穩(wěn)定。

這種情況下，幾千年的熏陶下來，“人人不平等”的意識已經(jīng)深入骨髓。大家天經(jīng)地義地認為，這個社會上就存在“人上人”和“人下人”。“人上人”就該飛揚跋扈，“人下人”就該任其踐踏。每個人也同時是“人上人”和“人下人”，對上他就是“人下人”，對下他就是“人上人”。同一個人，當“人上人”對他百般欺凌、讓他絕對服從，他覺得天經(jīng)地義；然后轉(zhuǎn)過頭他又對在他面前是“人下人”的人百般欺凌，讓人家對他絕對服從，他也覺得天經(jīng)地義。對上慫，對下狂；覺得不如人的時候就深深自卑，等哪天忽然又覺得比人家強了，又立即狂傲任性。精神狀況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大幅波動。從來就沒有穩(wěn)定過，從來就沒有平常心過。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一直是“要么我控制你，要么你控制我”、“要么我看不起你，要么你看不起我”，從來就沒有平等對待、互相尊重過。

大清子民的精神狀態(tài)基本就是這個樣。等到大清龍旗落地，進入民國，雖然法律規(guī)定了“人人平等”，文化宣傳上也在說“人人平等”，但那種浸透骨髓的“人人不平等”觀念其實并沒有消失，仍然是對上媚，對下欺。就像辜鴻銘說的：“你們別看我頭上留著辮子，你們的頭上雖然沒有辮子了，但你們心里的那根無形的辮子其實一直都沒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