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秩序的起點與終點，達沃斯最后的日子

施瓦布 基辛格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1971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

那一年，理查德·尼克松結束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瓦解了戰后的全球貨幣體系，開啟了金融放松管制的時代。也是在1971年，克勞斯·施瓦布在瑞士達沃斯舉辦了第一屆“歐洲管理研討會”，即后來的世界經濟論壇。

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1938年出生于德國拉芬斯堡，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瑞士人。他在瑞士學習工程和經濟學，后前往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深造，師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關于施瓦布和世界經濟論壇，流傳很多陰謀論。例如，很多人認為，WEF是一個由全球精英組成的秘密組織，旨在通過達沃斯論壇操縱全球經濟和政治，建立一個“影子政府”。施瓦布及其盟友（如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試圖通過技術、金融和政策手段控制全球人口，甚至計劃將地球人口減少到5億。

還有很著名的的“大重構”（the great reset）計劃，是一個全球精英的陰謀，旨在通過瘟疫等危機，推行極權主義政策，剝奪個人自由，強制推行全球疫苗接種、取消私有財產、實施普遍基本收入（UBI）等。陰謀論者認為，施瓦布和WEF試圖通過這一計劃建立一個“健康獨裁”體系，控制全球經濟和社會。

去年，世界經濟論壇將迎來第55屆峰會，也是最盛大的一次。然而，盛極而衰，如果的達沃斯峰會，已經和施瓦布一樣人老珠黃，不復曾經的影響力；在瑞士當地也遭到了居民的抵制，未來會更加依賴于戰新興國家阿聯酋——加密貨幣的樂土。

從金本位的結束到加密貨幣的興起，世界經濟論壇可能真的預示或捕捉到了時代的轉向。

不過，僅僅一年后，2026年達沃斯論壇的面貌又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加密貨幣的敘事已經不再是熱點，地緣政治和人工智能成為了最大的焦點。也許，唯一不變的是，權力的進一步的集中和加強。

重溫下去年這個時候關于達沃斯論壇的一篇深度長文，《在峰會上》。

At the Summit

The last days of Davos

by Caitlín Doherty

去年（2024年）一月，和全球近70億人口一樣，我沒有收到參加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的邀請。這讓我頗感失望，因為我本想為這本雜志報道這一盛事。

我原計劃在新年伊始的五天里前往瑞士，親眼見證全球化是否正在消亡、已經死亡，抑或有望從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打擊中復蘇。這些事件包括：全球重新軍事化、國家工業戰略的回歸，以及疫情后國界的重新確立——那場疫情一度讓我們每個人都困于原地。

作為過去五十年主導世界經濟理念的搖籃，根據各種報道稱，達沃斯現在卻正面臨看似無法逆轉的"多重危機"。因此，這場匯聚商界和政界領袖的年度會議，似乎是檢視全球化脈搏的最佳場所。既然無緣與會，我不禁思忖：是否可以在這個同名的阿爾卑斯小鎮度過會議周，或許也能有所收獲。

達沃斯是瑞士格勞賓登州的一個市鎮。格勞賓登是瑞士最東部也是最大的州，其多樣性恰如這個國家的縮影，因此被稱為"小瑞士"。格勞賓登人以獨立和堅韌著稱。該州長期以來一直是歐洲貿易網絡的樞紐：在中世紀，其山口促進了英國羊毛與意大利黃金的交換，這正是歐洲銀行體系的萌芽。如今，該州的經濟主要依靠旅游業（這里風景如畫）、畜牧業，以及生物醫學研究和化學制造業的結合。

而達沃斯本身則是這一縮影中的縮影：這里的景色如伯克所描述的崇高之美，其稀薄的空氣曾吸引結核病患者前來療養數十年，直到鏈霉素的問世逐漸讓療養院空置，這些療養院后來改建成了酒店。在那段鼎盛時期過后，達沃斯人決心不再過度依賴單一的收入來源。

達沃斯體現了瑞士的兩種相互競爭的形象：一種是全球金融中心蘇黎世和日內瓦，長期以來國際商業和世界富豪都倚重于此；另一種是令人眩暈的乳業農業景觀，阿爾卑斯山上的牧民們從山頂下來投票，然后回到他們的黃油攪拌機旁。

這兩種形象并存。前者流動的巨額資本為后者的地方特色提供了經濟基礎，幫助維系了一個未被資本主義貪婪和全球化文化同化壓力侵蝕的國家形象。幾十年來，這種"中立"、不變的國家特質，吸引了大量全球企業和機構在此設立總部。隨著全球化的興起，在過去五十年里，瑞士確實經歷了一段非凡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期。

但最近，就連瑞士也顯露出日益動蕩的跡象：中立的確切含義變得模糊（例如，是否應允許瑞士軍隊參加北約防御演習？）；該國兩家最大的銀行與其說是合并，不如說是一家銀行被另一家吞并；其決定將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阻礙了貿易；而在最近的聯邦選舉中，民族主義極右翼政黨在國民院中擴大了多數席位。

隨著論壇的臨近，人們越來越覺得，自由秩序解體的命運，或許可以從這個長期作為其中心的小鎮中窺見一斑。它們的命運是否交織在一起？在當地報紙上，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及其夫人希爾德·施瓦布的一封信并排刊登的，是一行標題："這是最后一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嗎？"

然而，在我出發前，與我交談的人中，甚至包括去年參加論壇的人，都無法告訴我是否能在會議期間未經許可進入小鎮。不可避免地，大多數關于達沃斯特征的報道都是在論壇期間進行的，因此在例行提及《魔山》之后，使用的詞匯介于五角大樓簡報和全包滑雪度假廣告之間："堡壘"頻繁出現，還有"狙擊手"、"檢查站"和"鋼琴酒吧"。

我在《印度時報》上讀到，近五千名瑞士軍隊人員被部署來確保該地區的安全，而在瑞士聯邦民用航空局的網站上，我得知達沃斯中心周圍約五十公里，空中交通甚至對滑翔機也進行了限制。

論壇開始的前一晚，我在蘇黎世與一位瑞士朋友邁克爾共進晚餐。他現在是一名高中教師，但在2003年，他還是個青少年，參加了反對世界經濟論壇的示威活動。當時正值瑞士反全球化運動的高峰期，警察阻止了他和其他活動人士在機場示威。我問他被拘留了多久。他吞下一口蘇黎世小牛肉——用奶油醬燉煮的小牛肉——澄清說：警察沒有逮捕他，只是強迫他的團隊返回中央火車站。然后他不得不等了一會兒，轉車回家到伯爾尼。

我推測，自那以后，安保可能有所加強，但這樣的事件在現代瑞士歷史上構成了公民不服從行為，這一想法讓我感到安心。第二天，在上午的雷蒂亞鐵路上，我從一位名叫塞西莉亞的乘客和運動學家那里得到了類似的保證——她穿著格勞賓登傳統風格的鴨蛋藍色連衣裙，戴著一頂小蕾絲帽，未經邀請便前往達沃斯，向世界經濟論壇的與會者展示她的傳統服裝——我在達沃斯廣場下車時，并沒有遭到槍擊。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1971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理查德·尼克松結束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瓦解了戰后的全球貨幣體系，開啟了金融放松管制的時代。在瑞士，這一年女性贏得了聯邦選舉的投票權，國家開始廢除19世紀旨在限制"外國"勢力滲透的憲法條款。

而在這場動蕩的改革和自由化時期——金融不穩定正成為一種新常態，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經濟"治理"——1971年也是克勞斯·施瓦布舉辦第一屆"達沃斯"論壇的年份。

施瓦布1938年出生于德國拉芬斯堡，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瑞士人。戰爭期間，他的父親管理著一家工廠，利用納粹囚犯的強迫勞動生產軍事裝備。施瓦布是一名工程師兼經濟學家，在瑞士求學，28歲時前往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在那里他遇到了導師亨利·基辛格。

回國后，他主持了埃舍爾·維斯與蘇爾壽集團的合并。前者是他父親曾工作的瑞士工業公司，曾為第三帝國提供火焰噴射器；后者是一家柴油發動機制造商，二戰期間因拒絕限制對軸心國的出口而被盟軍列入黑名單。隨后，他轉向了一個顯然更適合他專業特長的項目：為歐洲商人編寫一本道德手冊。第一屆歐洲管理研討會（當時的名稱），就是為了宣傳他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理念而設立的。

這次會議取得了適度的成功，足以在第二年再次舉辦，當時世界正從"尼克松沖擊"中搖擺不定。第三年又繼續舉辦，當時一群阿拉伯國家為報復美國決定重新武裝以色列國防軍，對一系列西方國家實施了石油禁運，導致美國石油價格上漲了約300%。

正是在這一年，1973年，與會者簽署了《達沃斯宣言》，呼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宣言認為，企業不僅負有盈利的責任，還應像政府一樣，"為后代擔當物質世界的受托人"。因此，確保自由市場繁榮的最佳條件符合社會的利益。

到這時，現代世界——其人口此前生活在具有各自經濟、文化和習俗的獨立國家中——正逐漸融合為一個日益一體化的系統，盡管在這個系統中，利潤仍可能因地緣政治沖突而受到削弱。施瓦布的活動正是富商們開始聚集以理解這一發展的場所。"為了應對結構性變化，真正的高管必須像政治家一樣行動，"他在1975年寫道，"不是像處理國內事務的政治家，而是像處理外交事務的政治家。"

在隨后的幾年里，施瓦布的研討會吸引了來自越來越多國家和越來越大的公司的代表。隨著西方市場為尋找更便宜的制造條件而擴張，達沃斯也擴大到包括來自新大陸的代表。

隨著世界經濟論壇的逐漸成型，施瓦布對自己預言能力的膨脹驅使他越來越關注外交。早期，他努力緩解阿拉伯世界與西方之間因禁運引發的緊張局勢，邀請雙方數百名商界領袖到蒙特勒進行為期數天的會談。1988年，他說服希臘和土耳其政府，在有貿易協議可達成的情況下，戰爭可能不符合他們的直接利益。

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他邀請赫爾穆特·科爾、納爾遜·曼德拉和希拉里·克林頓登上達沃斯的舞臺，同時偶爾嘗試為中東帶來和平。據說，世界貿易組織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兩個世界經濟秩序的基石，其概念是在世界經濟論壇相關活動中發展起來的。到1998年，當劉易斯·H·拉帕姆為本雜志撰寫兩篇關于世界經濟論壇的報道時，全球化及其政治姐妹"第三條道路"政治正處于巔峰。

新的經濟一體化系統雖然受到沖擊，卻經受住了第一次重大考驗——亞洲金融危機；歐元區已成定局，即將到來；而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等人物在選舉中的勝利，意味著在大多數西方主要國家，甚至政府也不再聲稱自己在從事治理工作；相反，它們成為了商業"治理"的伙伴。全球經濟已經從政治這張網中解放出來——這種充滿法律、政黨和選民的過時消遣——從而使商品和資本能夠自由流向新的利潤機會前沿，造福所有人。

到了千禧年之交，人們對這一項目的樂觀情緒已經減弱。跨國公司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意外之財，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長期存在的饑餓、貧困、環境退化等問題得到了承諾的解決。

圍繞世界經濟論壇，開始積累了大量值得深思的疑點。基辛格、比爾·蓋茨和喬治·索羅斯的主題演講；邁克爾·杰克遜在納米比亞的一個衍生活動中談論"兒童權利"；以及諸如波諾和萊昂內爾·里奇等著名平庸之輩，還有保羅·科埃略和后來的本·奧克里等文學奉承者的出現，都給人一種印象：一群富有的精英正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聚集，按照他們自己的設計來管理世界。

達沃斯黨

"達沃斯黨"這一術語，由塞纜爾·P·亨廷頓在2004年推廣，指的是跨國上層階級的成員。這些人試圖擺脫國界的束縛，對他們來說，成為世界公民意味著可以輕松地將財富從一個離岸賬戶轉移到另一個賬戶。他們夸夸其談卻言之無物，這樣的形象正在變質。達沃斯人已成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在國家和企業握手照片的背景中過于顯眼，無法躲避公眾的批評。

在拉帕姆訪問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后，我們不再生活在施瓦布的世界里。 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的反彈后果、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歐洲大陸戰爭的重新爆發，以及中國作為對美國霸權的經濟威脅的崛起（僅舉幾例），已經（用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喜歡的一個詞）"分裂"了世界。

自2008年左右以來，每年——尤其是自疫情以來，以及世界經濟論壇錯誤地轉向向平民分發"去增長"生活方式見解（一無所有，吃蟲子等）——達沃斯的共識似乎是：派對結束了。然而，正如《經濟學人》編輯在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播客中指出的，關于達沃斯共識最安全的假設是：它是錯誤的。

世界經濟論壇經典宣傳：你將一無所有，同時感到幸福

達沃斯是一個典型的瑞士山城。 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它似乎是阿爾卑斯山自給自足社區的典范： 低矮天際線上點綴著幾座教堂尖頂，方塊狀的柔和色彩公寓樓和金字塔結構的議會（大議會、小議會和學校議會）構成了它的景觀。 但在論壇的第一天，當我走向國會中心（1969年建成的立方體木結構建筑，官方會議在此舉行）時，全球資本的控制痕跡——無論多么微妙——迅速顯現。

成群結隊的與會代表正從臨時搭建的鐵路站臺下車。這個站臺建在達沃斯多夫和達沃斯廣場兩個永久車站之間，這兩個車站分別位于小鎮的兩端。一家二手店關門了，窗戶上貼著"世界經濟論壇期間關閉"的告示。在兩塊打折滑雪裝備的廣告牌旁邊，另一塊廣告牌上印著納倫德拉·莫迪的形象，邀請人們"通過技術沉浸于印度充滿活力的文化"。

一座衛理公會教堂展示了一幅基督為門徒洗腳的橫幅，上面寫著"經濟應為人民服務！"；幾條街外，它的福音派同行在這一周重新定位為加密貨幣"圣地"。全鎮公交車站都貼滿了噴墨打印的傳單，上面寫著"停止世界經濟論壇"。在一座標有"貝萊德"的建筑物旁幾米處——看起來這里通常是一家本地咖啡連鎖店——論壇的注冊隊伍繞過Coop超市的入口蜿蜒排列。在它背后，山間的光線灑在低垂的云層上，照亮了對面山谷墻上的滑雪道。此刻，斜坡上空無一人，纜車靜止不動，隨著輕微搖晃灑下些許積雪。

世界經濟論壇（商務英語使用者稱之為"weff"，瑞士德語本地人稱之為"veff"）的吸引力，以及圍繞它的種種猜測的來源，始終在于它的雙重承諾：為密集的私人會晤提供隱秘的場所，以及來自公私領域的重量級演講嘉賓陣容。如果說"跨部門"政策制定是重點，那么政界元老們的出席仍然應該為論壇增添國家權力的光環。

然而，在政治方面，很少有主要國家的元首費心出席：金磚國家無人到會；七國集團中只有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出席。 相反，小組討論中充斥著高級內閣部長和小國領導人，他們與真正的明星——那些在小鎮主街普羅姆納德上被竊竊私語目擊的名字——混在一起：比如馬克·貝尼奧夫（Salesforce的首席執行官，該公司舉辦了本周最受期待的派對）、朱莉·斯威特（埃森哲的首席執行官）和壓軸人物山姆·阿爾特曼。

政治缺席的趨勢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外，那就是海灣國家，特別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一點對我來說特別明顯，因為我本周大部分時間都在阿聯酋休息室里，觀察那些我無緣參加的活動。這是世界經濟論壇邊緣的國家展館之一，其裝潢豪華，提供免費的熱巧克力和一盤盤棗子，自然成為了內部人士和局外人的理想會面場所。在這里，我真切地體會到了施瓦布在歡迎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時的觀察："在地緣政治上，我們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聯系緊密，但矛盾的是，也更加分裂。"

會議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這個主題缺乏語法主語，這或許恰恰模糊了各類領導人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本質。是誰的信任？對什么的信任？

是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間日益侵蝕的信任嗎？（在一次小組討論中，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指出，這可能源于前者囤積疫苗和疫情后的利率上調，"許多南方國家仍在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這一觀點被時任荷蘭首相、現任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斷然駁回。）是對技術創新及其拯救人類于自我強加的氣候災難之能力的信任嗎？（如果是這樣，世界經濟論壇主持人的提問方式令人困惑：法里德·扎卡里亞宣布他主持的小組將"在45分鐘內嘗試解決人工智能問題"后，卻一直執著于問阿爾特曼詢，為什么人工智能還不能駕駛他的汽車。）

或者，是對世界經濟論壇本身及其舞臺上所倡導理念的信任已經喪失——即"多極化"固有的"復雜性"是參與者可以"管理"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語）；或者這個"人類歷史獨特時刻"的危機，可能通過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重建"彼此之間的信任"而得到克服（施瓦布語）。人們不禁要問，世界經濟論壇的相關性之所以如此減弱，是否因為高層管理者無法為回答如此愚蠢的問題辯護，比如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博爾格·布倫德關于胡塞武裝襲擊紅海商業航道的動機提問（"這與加沙戰爭有多大關系？"）。

或者，也許他們不再真正相信，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足以抵御此類經濟動蕩，更不用說解決像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這樣持久的危機了 ——正如卡塔爾財政部長提醒與會者的那樣，這正在減緩整個地區的經濟。"一年前，這個論壇創造了一個詞，'多重危機'，"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在第三天宣布（其實這個說法并不準確）。然而，"情況變得更糟了。"

2024年，"分裂"不僅描述了外部世界，也描述了論壇內部"對話"的狀態。大多數重要演講者唯一能達成共識的前提是：世界經濟論壇誕生時的那個世界已經不復存在。

這 個世界并沒有如計劃般通過"跨部門伙伴關系"、"利益相關者參與"、多邊外交或達沃斯人所推崇的逐利空間化整體經濟系統而維系。"我們正處于秩序之間，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新秩序會是什么，"布倫德說。"希望，"他補充道，"不會是'叢林重新生長'，而是基于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新秩序。"

"達沃斯正在衰退，"在論壇第二天，馬克·馬洛克-布朗從安保森嚴的會議中心通過電話告訴我。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主席，并負責監督從索羅斯父親到兒子的領導權交接，他對當前的形勢直言不諱："多年來，你幾乎可以連續參加達沃斯和慕尼黑安全會議"——后者是一場安全政策會議，將在次月舉行，就在楚格峰對面不遠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達沃斯被視為更具時代性的活動。

"慕尼黑讓人想起"冷戰世界"，而達沃斯"隨著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與自由主義價值觀攜手，似乎把握了時代精神。"但現在，他說，"很多人優先選擇慕尼黑，因為安全突然成為首要議題。烏克蘭、加沙，還有非洲和中東的沖突。"精英們的焦慮現在更多地集中在地緣政治議程上，而不是"這里更偏重企業的議程。"

確實，所有與我交談的參與者中，沒有人能解釋政治頭條人物與企業會議輪轉之間的關系。只有一個事件似乎說明了這一點：沃洛德米爾·澤連斯基的演講。他沒有要求更多武器，而是談到了對他的國家進行投資的必要性（自戰爭開始以來，他一直在努力通過壓制工會和促進企業土地所有權來使其對國際公司更具吸引力）。這一請求顯然與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的出現有關，這位堅定的親烏克蘭鷹派人士，在當天下午與澤連斯基進行了閉門會談，同時出席的還有來自黑石、貝萊德和橋水聯合的資產管理高管。

在這部分日程中，我在烏克蘭之家駐點觀察。這座建筑距離一家面包店不遠，該面包店直到2022年還是俄羅斯之家，那時世界經濟論壇被迫遵守歐盟主導的瑞士戰時制裁，將克里姆林宮及其眾多相關的億萬富翁——達沃斯派對圈的長期常客——從活動中剔除。演講在為當天晚些時候的小組討論搭建的舞臺背屏上播放，房間里人很少。

當澤連斯基講完后，房間開始為下一個活動"戰爭中的女性：重新定義力量和韌性"填滿。在活動中，烏克蘭退伍軍人和醫務人員描述了她們如何克服性別刻板印象參與國家防御。"愛將拯救世界，"一位演講者總結道。人群鼓掌，一位伏特加品牌的加拿大高管轉向鄰座宣布："我們必須讓烏克蘭出現在正確的人面前。"

對于UNI全球工會的負責人克里斯蒂·霍夫曼來說，論壇的目的很明確：建立人脈。"沒有比到達沃斯并在兩天內與四位首席執行官會面更有效的方式了。我們在任何其他場合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哥斯達黎加外交部長阿諾爾多·安德烈·蒂諾科對我說。

當天晚些時候，在一個LGBTQ活動中，時任愛爾蘭總理利奧·瓦拉德卡進入時，似乎沒有任何狂歡者注意到。這里的人真的對世界領導人出現在歐洲迪斯科滑雪小屋派對上如此漠不關心，還是他缺乏一位名叫斯坦的亞利桑那州中年男子的明星魅力——所有賓客似乎都圍著后者轉？

我利用瓦拉德卡被社交冷落的機會，詢問他到達沃斯可能給愛爾蘭帶來什么好處。他指出，有很多美國人出席，所以這是一個"開會"的相當便利的方式。第二天，在當地米格羅斯自助餐廳的長椅上，一位疲憊的英國記者在她第三次參加論壇后總結，她對國會中心內活動的印象是："首席執行官的速配約會。"

難道就沒有人愿意為無摩擦國際貿易的持久力量和重要性做出原則性辯護嗎？有一個明顯的人選可以為此作證，他就是《為什么全球化有效》（2004）、《修復全球金融》（2008）和最近較為謹慎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2023）等書的作者：《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在論壇第四天晚餐前，在克雷斯塔酒店異常空曠的餐廳酒吧，他與我見面，那里唯一的其他顧客是來自中國快時尚品牌Shein的代表團。全球化仍然有效嗎？這曾是"一個大商業故事"，沃爾夫承認，世界經濟論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過展現自己"為解決全球經濟問題做出貢獻……但有趣的是，這顯然已經消失了。顯然，這不是現實世界了。"

大廳里那棵下垂的棕櫚樹前放著一個"Shein會議"的標牌。該公司到達沃斯是為了與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伙伴進行"互動"，探討"負責任時尚如何賦能我們的社區并為更可持續的未來做出貢獻"。

我轉向沃爾夫，世界經濟論壇在這個"新興秩序"中扮演著什么角色，如果還有的話？

"這些會議非常非常有價值。這不是小事。再次強調，這是人們可以以這種非正式方式聚集在一起的召集力的一部分，"他解釋道。"但我不知道，在當今世界上，是否能指出某些明顯有價值的東西，是每個人都會認同其價值的，而且如果沒有世界經濟論壇就不會發生的……我很難看出世界經濟論壇品牌本身以某種深刻的方式改變了世界。"他停頓了一下，環顧空蕩蕩的大廳。"但是《金融時報》也沒有。"

國會中心位于達沃斯中心。從廣場一側到達那里，必須沿普羅姆納德走過一半路程。人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這只是通往真正活動的通勤路線，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當你踏上普羅姆納德時，你就已經身處"達沃斯"了。去年一月，人們發現這里聚集著一群創業公司和圓滑的自我推銷者，他們的主要關注點——與論壇內部的人不同——似乎不是追求穩定的新秩序，而是尋求一個位置，以便在轉型的混亂中捕捉有利可圖的機會。

普羅姆納德上的大多數商店在那一周都被清空，改造成展館，由知名度和地位差異巨大的國家、地區和公司租用并臨時裝修。Meta的展館（似乎總是對公眾關閉）在卡納塔克邦之家（似乎總是開放，其工作人員對為何會有人進來感到困惑）的馬路對面。

阿聯酋展館占據了國會中心上方山頂的黃金位置，位于Meta和Palantir之間。濃郁的滴濾咖啡隨時供應，如果你在每個展館提供的水果和糕點托盤旁逗留太久，風險不是被趕出去，而是被突然襲擊：你的手機會被搶過去，迅速打開到LinkedIn應用程序的個人資料二維碼，這樣你就可以在擦掉手指上的碎屑并握手之前與你的"攻擊者"建立"專業連接"。

本周早些時候，我被一個名為"信任之家"的場所吸引，這個神秘機構對世界經濟論壇2024年口號的模仿似乎很拙劣。該展館令人困惑的母公司"yeswetrust"，似乎提供從加密貨幣到泰國房地產，再到每日激勵冥想、飲水和呼吸的一切服務。 在其網站的一個頁面上，會員費標價為每年4,400瑞士法郎（約5,000美元），而在其他頁面上則為88歐元。

在我們快速的采訪中，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斯特凡·卡納爾加向我解釋說，他在瑞士金融界工作了十年，問題一目了然。"這不性感，"他說。"不夠多樣化，不可品牌化，也沒有產生積極影響。"解決方案在于，一家可以幫助那些"有美好想法"的人的公司，將他們的"有價值項目"變為現實”，該公司是一個"包含房地產、教育、風險構建平臺、活動和會員俱樂部的生態系統"，還承諾允許投資者在Polygon區塊鏈上購買Trust Share代幣。他說有五個目標，然后列舉了六個："感受更有活力，個人發展，找到人生目標，實現愿景，獲得財務自由，創造影響。"所有跡象都表明這是一個騙局，但目標究竟是誰？

當天晚些時候，我來到一家美國"穩定幣"加密貨幣公司的休息室，該公司聲稱用戶可以向其他國家的"無銀行賬戶"人群匯款，讓他們持有或兌換成當地貨幣。我 問公司的一位代表——她告訴我該公司不從常規金融交易中獲利——這與標準貨幣交易有何不同。"人道主義戰略是我們模式的關鍵部分——我們的創始人深切關注正義，"她回答道。 這種問題與答案的脫節，語境與內容的割裂，或者簡單說詞語與意義之間的斷層，是達沃斯體驗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

正是這種脫節，使得某個地方的人在明顯缺乏對達沃斯形象認知的情況下，批準在普羅姆納德中央懸掛一條寫著"世界兒童論壇"的橫幅。正是這種脫節，導致一位負責"平等休息室"的品牌專，家在窗戶上貼出這樣的座右銘："人工智能不會搶走女性的工作。使用人工智能的女性會。"那一周，作為一個多語者群體使用的單一語言，成了一種無意義的填充文本。重要的只是你在那里，而且在說話。

要理解這些運營者在達沃斯做什么，只需參考世界經濟論壇那句自我標榜的無私宣言——"致力于改善世界狀況"。這句話概括了施瓦布式全球正義愿景的涓滴效應，這種愿景源自"有意識的領導者"的投資。" 有意識"是這種場合中人們喜愛的另一個術語。（它的反義詞不是"無意識"，而是更接近"過時"，在其無意義性上具有完全的民主性："如果你使用'無意識'這個詞，你就是有意識的，"正如一位有意識的領導者、平等休息室的創始人所解釋的。）

處處可見一種特別令人困惑的循環論證，從世界經濟論壇等級制度的頂端，一直延伸到普羅姆納德的底端場所：改變世界的最佳方式是創建一個有價值的企業；要有價值，企業必須改變世界。

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持續下滑的利潤率危機中，新來者很快遇到了邏輯障礙：當似乎沒有什么能帶來可靠收益時，如何通過改變世界來賺錢以改變世界？他們的答案似乎是：去創辦一家公司，其唯一目的是聲稱知道如何改變世界，編造一個不必要的加密貨幣子項目，在達沃斯舉辦一系列毫無意義的小組討論，并希望像你一樣既無知又渴望解決方案的投資者會出現并投資。

大約五點鐘，普羅姆納德的氛圍發生了轉變：茶炊被換成了一盤盤冰鎮白葡萄酒，街道變成了創業公司夜生活的狂歡之地。理論上，達沃斯的任何人都可以走進這些活動場所，喝上幾杯長相思和幾口迷你乳蛋餅就離開，但我很高興能夠進入一個需要門票的派對，這個派對在福音派加密貨幣圣地舉行，由《金融時報》和IMAGINE共同主辦（后者"支持來自整個行業價值鏈的首席執行官們，采取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勇敢行動"……諸如此類）。在里面，來賓們可以自取繡有Filecoin標志的毛絨狐貍。

我漂到一張桌子旁，一對無聊的美國管理顧問正在滾動瀏覽他們的X（前Twitter）動態。"他知道他什么時候到嗎？"其中一個人問我。"誰？"一絲懷疑閃過。"阿爾·戈爾。"現在已是十點鐘，這位前副總統遲到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站在舞臺旁，站在《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莉安·泰特前面。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呼吁，世界經濟論壇與會者討論世界上的"積極風險"，而不是只談論厄運和陰郁。反應如何？她嘆息道，這是她經歷過的最糟糕的反應。

我們的談話被我小腿上的一記重擊打斷了：面帶微笑的戈爾從后面撞到了我。"我是阿爾·戈爾，"他說。 這雖然不是正式的道歉，但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道歉。他與我握手。當他登上舞臺時，教堂里充滿了崇敬的歡呼聲："我知道你們為什么在這里。不僅僅是因為你們在達沃斯，而是因為你們在這個活動中。你們是反叛的一部分……你們是將帶來我們的世界和文明迫切需要的改變的人。你們是這個新興的、相互交織的草根生態運動網絡的一部分，這些運動共同構成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此類運動。"

房間沸騰了；有人把一個Filecoin狐貍扔到空中。二十分鐘后，觀眾開始顯得疲憊，但戈爾仍在繼續："阿道夫·希特勒的書名為《意志的勝利》。對什么對勝利？對知識的權威……好吧，讓我們根據我們一致認為是關于現實的最佳可用證據，來決定我們將去哪里，如何到達那里。我們有一個認識論危機。我不得不查這個詞。真尷尬……"我離開去趕最后一班去蘇黎世的火車。

論壇結束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達沃斯。當太陽下山時，清冽的寒氣如此銳利地穿透空氣，仿佛將世界的輪廓都變得更加分明。腳下的雪已結成冰，外出似乎有些危險；街上幾乎空無一人。

達沃斯看起來像月球表面，像一個被遺棄的太空殖民地，某個更大系統的前哨站——它曾短暫繁榮，直到關于新星球上金礦的消息開始流傳，商隊便繼續前進，只留下充滿抱負的殘骸。Meta、Circle和AI House的標志，以及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基金會的標識正在從建筑物的正面被拆除，露出了原有的面包店、按摩院、學校書店和酒店。仿佛這座小鎮躲在地下掩體里一周，現在才重新浮出地面，抖落冬眠的塵埃。

隨著世界經濟論壇本身的重要性減弱，被稱為達沃斯的活動規模卻在膨脹，每年消耗著越來越多的城鎮資源。 在論壇期間，人口從一萬二千居民暴增到約三萬人。幾乎不可能在鎮上開車、送孩子上學（事實上，孩子們在論壇期間被送到滑雪場）、在餐館就餐或者購物。租賃合同——無論是商業還是住宅——有時只提供十一個月的期限。每年一月，許多租戶搬離，好讓房東能在四個晚上賺取一年的收入。

幾年前，施瓦布要求該鎮建造更多酒店以容納論壇賓客，否則他就將論壇遷往他處。該鎮答應了，當地人告訴我，新的豪華酒店此后通過在一年中360天大幅降價，已將較小的酒店擠出市場，而這期間幾乎唯一的游客就是瑞士度假者。

但隨著時間推移，放棄家園換取幾份額外的餐飲或鋪床工作，或者最多幾千瑞士法郎的回報，與論壇結束后城鎮恢復所需的時間相比，變得越來越不劃算。當地對活動建設工作有嚴格的時間規定，但世界經濟論壇設法規避了這些規定，導致道路和公共空間在客人離開很久后仍無法使用。（三月底，鎮上公園的一處臨時建筑仍在拆除中，已經超過期限數周。）對于經營高檔酒店的企業集團來說，經濟效益也不太可靠：在過去五年中，至少有兩家最大的酒店已經上市出售。

在一個標有反世界經濟論壇鮮明橫幅的建筑物的每個信箱里，都留下帶有我電子郵件地址的懇請紙條后，我終于聯系上了尤爾格·格拉斯爾——達沃斯反世界經濟論壇運動的領軍人物。 橫幅上寫著"你們是占領者，我們是居民"。在一個以全球化的奢華承諾而聞名的小鎮，自由市場的失敗并未被格拉斯爾忽視。他指出，扭曲供需平衡的壓力總是來自"那些聲稱看不見的手會調節一切的人"。

在論壇結束一周后交談時，他專注于即將到來的春季窗口期，達沃斯居民可能有機會，通過否決世界經濟論壇與地方和聯邦政府之間不穩定的成本分攤安排，將該機構趕出城鎮。（世界經濟論壇的安全措施每年花費超過九百萬瑞士法郎，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其中約一百萬由達沃斯承擔。）上一次關于這個問題的投票是在2018年9月，63%的人批準了這些費用。

然而，與此同時，達沃斯人似乎終于受夠了；格拉斯爾認為，占領者終于越界了。但其他人，包括《達沃斯報》的編輯芭芭拉·加斯勒，對達沃斯是否準備好驅逐該機構持懷疑態度，因為達沃斯此時已經被世界經濟論壇的節奏所束縛，如此依賴其利潤。

在論壇期間，我在一家被清空的愛爾蘭酒吧里設立了臨時辦公室。據說酒吧老板本希望將其租給一個未具名的非洲國家作為展館，但那個國家從未出現。酒保建議我如果想了解當地人對世界經濟論壇的真實看法，可以在周末回來。

當我回來時，發現飲料不再免費，但酒吧比我整周看到的都要擁擠。年長的男人們聚集在這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邊緣的長椅上，而年輕人則在吧臺邊聊天玩耍。我在一張凳子上坐下點了一杯酒；酒保朝我點點頭，但不想交談。我感覺自己像個入侵者：為世界經濟論壇而來的人不該在此逗留；這個鎮子不再屬于我們。

當我喝完第一杯酒時，一個年輕人坐到我身邊，自我介紹叫斯特凡。他三十多歲，圓圓的笑臉，手里端著一品脫吉尼斯黑啤酒的殘余。他示意酒保給我們倆都續杯，我們開始交談。他整個星期都在哪里？保持距離，他說。他在該地區為酒吧和酒館送飲料，這些工作在論壇期間會減少，因為大型餐飲公司取代了本地生意。他在幾英里外有自己的公寓，整個星期都坐在陽臺上抽水煙，等待這一切過去。

斯特凡向我介紹了他的朋友們，他們年齡相仿：一個波蘭水管工和一個在米格羅斯工作的當地女子。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都討厭世界經濟論壇，但沒有人相信投票能將其趕出小鎮。"他們現在聯系太緊密了，"斯特凡告訴我，"一個名字和另一個名字意味著同一件事。"三人一致認為，雖然當地人除了幾周的高工資外看不到多少好處，但這里面涉及的金錢太多了。

當酒吧打烊時，我們轉移到一家俱樂部，那里人滿為患，我們在寒冷的空氣中等了二十分鐘才能進去。保安開玩笑說，這是一個慶祝世界經濟論壇結束的派對，他那周在國會中心當班。門打開時，撲面而來的是溫暖的空氣、頻閃燈光和年輕人的歡聲笑語，他們為了相聚而來，喝著伏特加配馬黛茶，擁抱著朋友。

到第二天，達沃斯的日常生活節奏重新確立。在國會中心后面的露天溜冰場上，孩子們在進行冰球訓練。就在搭乘當天下午的雷蒂亞鐵路離開小鎮之前，我乘纜車上到沙茨阿爾卑，那是托馬斯·曼小說中的前療養院。從高山之上，我能聽到的唯一聲音是下方溜冰場上冰刀的刮擦聲和冰球低沉的撞擊聲，在清澈的空氣中回蕩，傳遍整個山谷。

斯特凡和他的朋友們最終是對的，他們對達沃斯能輕易擺脫這個強大機構的掌控持懷疑態度。三月，大型鎮議會批準了新的安全費用分攤協議。 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將其份額增加略多于一百萬瑞士法郎，這一舉動巧妙地避開了可能讓居民表達不滿的投票。在可預見的未來，論壇將繼續留在達沃斯。

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格拉斯爾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表達他的失望，并在信息末尾附上了一份氣候報告：在他的童年時期，當地有句諺語說冬天"沒有壞天氣"，但過去幾個月大多是陰雨連綿。他寫道，這與許多其他事物一樣，"現在完全不同了"。

五月，在首屆研討會舉辦約半個世紀后，世界經濟論壇宣布，現年86歲的施瓦布將卸任該組織的領導職務，由布倫德全面接管執行責任。施瓦布在他最后的開幕演講中說的沒錯：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同時也更加相互連接。但他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悖論。對達沃斯的一些人來說，全球經濟的"分裂"反而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更好地融入古老的大國和跨國資本的標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就走上了這樣的道路，回想起來，它在去年一月普羅姆納德上的顯赫地位既非偶然也不令人驚訝。

這并非偶然，是因為阿聯酋的代表——這個在1971年那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末誕生的聯邦，當時它及時從衰落的英帝國中脫離， 從禁運引發的油價飆升中致富——是論壇的寵兒，在整個過程中被譽為多極危機中的少數贏家之一。

這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如果說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個旨在加速商業和政府之間商業聯系的活動，同時在世界事務上保持平淡和不承諾的態度，那么這也正是阿聯酋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確切模式：吸引美國和中國投資；允許俄羅斯石油流動；向科技獨角獸投資；建立眾多半自治的、對企業友好的"區域"；最重要的是，保持商品流動。

布倫德基于聯合國憲章尋找新世界秩序的努力，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達沃斯人的新棲息地，已經在阿聯酋自由區的模式中形成——這是保護私人利潤積累免受政治干預項目的自然結果。當這本雜志出現在報攤上時，商界和政界領袖再次聚集在歐洲心臟地帶的一個小鎮，試圖預測全球化的未來。

該計劃在十月的一次更加封閉的聚會上提出，即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未來理事會年會，地點選在那個沙漠綠洲——迪拜，在那里，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不受所得稅、工會或民主進程的束縛。

【完】

歡迎訂閱不懂經知識星球，星球新開主題專欄，個人IP的底層邏輯和頂層設計。經叔將基于多年的品牌策劃和廣告營銷從業經驗，結合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以及信息論的前沿理論，從不同的視角來重新定義個人IP。

我是不懂經的經叔，國內最早翻譯介紹了納瓦爾的《如何不靠運氣獲得財務自由》，以及影響了納瓦爾、中本聰、馬斯克等大佬的《主權個人》。

不懂經知識星球，眾多百萬粉絲大V、千萬及億萬富翁訂閱。專注分享一人企業、一人創投主題，關鍵詞：AI、IP、創投、科技及商業前沿的高杠桿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