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清朝取代明朝是歷史的大退步——基于明清易代的思想文化分析

從歷史發展的長河看，人類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但這并不排除在某一歷史時期、某一特定的區域內出現歷史的大倒退，清朝取代明朝就是如此。

清朝取代明朝后，不僅恢復了程朱理學的絕對統治地位，而且采取極端文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進行大規模的禁書運動，使中國典籍和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使明末興起的啟蒙思潮中斷。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高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發展到程朱理學時期，日趨僵化，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主張，對“人欲”大加撻伐，作為欲望主體的“自我”由此被扼殺。但是這種以束縛人性、壓制人欲為特征的道德價值體系存在的基礎，一是相對貧乏的物質生活，二是專制政權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厲控制。而明中后期的社會思潮恰恰面臨著這樣一個難得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物質生活較之以往大大豐富；當時的明政府，由于皇帝的長期怠政，統治階級內部激烈的黨爭，朝臣間的彼此傾軋，國家機器陷入半癱瘓狀態，客觀上為思想的活躍提供了歷史的際遇。

晚明啟蒙思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首揭啟蒙思潮大旗的是李贄。李贄提出了“童心說”,并據此得出了“人必有私”和“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論斷，公開為“人欲”辯護，肯定私欲。值得注意的是，李贄并沒有停留在人的自然屬性上，他同樣關注人的社會屬性，說：“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為公，乃謂之道。”這里的“率性之真”既包括“根于天性”的“仁義之心”,更包括“勢力之心”。統治者如果能夠尊重人的自然屬性，尊重人的正常的欲望，并“推而擴之”,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需求，就能做到“天下為公”,這才是真正的“道”。

李贄的人性論，充分尊重個體的自然權利，他所說的“天下為公”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個個欲望主體組成的“公”。由此可見，李贄的人性論思想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思想有內在的一致性。

李贄的思想以其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在明中后期尤其是明末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繼李贄之后，公安派提出了“性靈說”、湯顯祖提出了“至情論”、馮夢龍則提出了“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他們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極度肯定，也就是對感性欲望的極端張揚，認為唯此才是人心中最真實的，傳統倫理道德不應該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應與塵世生活相聯系，關注個人的內心情感，所有這些都匯聚成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是，隨著清朝在全國統治地位的確立及其所奉行的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由李贄思想所點燃的啟蒙火炬被無情地窒息了，中國思想界又進入了萬馬齊喑的黑暗時代。

清初三大思想家雖然都受到了李贄等的思想的影響，但在人性的啟蒙這一點上，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退縮了。

在天理和人欲的關系上，三大思想家都受到了李贄思想的影響，他們都承認私欲的合理性。如王夫之在批判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說教的基礎上，提出了“飲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的論斷，認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飲食男女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種自然欲望，作為統治者必須滿足這種欲望。這和李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人必有私”的論斷一脈相承。黃宗羲還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其是非于學校”的論斷，這實際上也是對李贄“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但是，三大思想家與李贄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種暗合，而非自覺的繼承。實際上，在對人性的張揚和自我的關注這一點上，三大思想家不僅沒有沿著李贄的思想繼續前進，反而自覺地往回收縮：他們雖然都承認人欲的合理性，但是他們最后的落腳點并不是作為生命個體的自我的欲望，而是“公欲”,是“天理”。王夫之提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私欲凈盡，天理流行，則公矣”。顧炎武的思想更是以程朱理學為宗，他探討理欲問題的落腳點依然是在“理”與“公”上，主張“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黃宗羲不僅反對君主的“一己之私”,也反對其他個體的“一人之私”,并再次將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他說：“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于無欲，而后純乎天理。”他還提出了君子與小人之辨，認為小人有私欲，君子無私欲。

正是因為李贄思想的落腳點是自我，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思想的落腳點是“公”,是“天理”,他們與李贄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并因此對李贄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認為李贄是晚明社會風氣敗壞的罪魁禍首。

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對專制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他們還提出了樸素的民主思想，如黃宗羲就提出了“民主君客”論、“公其是非于學校”等政治主張。他們仍在進行著李贄開創的啟蒙事業，但是這種啟蒙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層面；在人性層面的啟蒙卻幾乎中斷了。這種中斷源于滿族統治者對漢族的武力征服和高壓政策。在“以夷變夏”、“天崩地解”的時代，反對民族壓迫的“救亡”運動壓倒了“啟蒙”,三大思想家不僅不可能將著眼點放在人性的解放上，反而將亡國滅種的罪責歸咎于王陽明的心學及其承繼者。王夫之、顧炎武都批評王學援禪入儒，空言心性，導致學風世風日下。在這種情況下，有“狂禪”之稱、極力張揚人性和自我的“異端”思想家李贄自然尤為他們所痛恨。黃宗羲雖然是王學的傳人，而且反對將王學的流弊加到陽明頭上，但他同樣反對佛學。

清朝統一全國后，更是很快重新確立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并以極端殘酷的文化高壓政策為之保駕護航。明末，文人結社十分盛行，知識分子獲得了一定的自由，有了一定的言說權力和操控輿論的力量，但是清朝的文人卻在高壓政策下噤若寒蟬，徹底失去了思想的權利。中國歷史上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退步。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15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