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艷偉｜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設置

作者介紹

薛艷偉，山西呂梁人，太原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歷史學博士，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要研究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包括宋代方志中的寺觀書寫、劉知幾年譜編撰等專題。

文章來源

《中國地方志》2025年第6期，第63-73頁。

摘要

寺觀類是方志中以記載佛寺和道觀為主的一個重要類目。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方志發展的鼎盛階段，寺觀類目在明清方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明清方志中關于寺觀類目的設置有多種形式，有的單獨設立寺觀志，有的將寺觀置于古跡志、祠祀志、地理志、建置志、方外志、仙釋志、雜志等門類中，還有一些將寺觀置于三寶體志書的土地部中。明清方志中關于寺觀類目的設置有三個顯著特點。此外，明清時期出現了關于寺觀門在方志中的廢立之爭。一些學者如陸隴其等反對在方志中設立寺觀志，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則主張在方志中設立寺觀志。

關鍵詞

明清時期；方志；寺觀；陸隴其；章學誠

寺觀門是我國古代方志中以記載佛寺和道觀為主的一個重要類目，也是在舊志中最為常見的門類之一。寺觀，即佛寺和道觀的統稱，所謂：“寺為浮屠所居，創由白馬。觀稱道宮之號，肇自蜚廉。佛寺為佛教僧侶及其信徒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有寺院、僧寺、僧廬、禪院、庵、伽藍、蘭若、精舍、叢林、寶剎等稱謂。道觀為道教道士及其信徒從事宗教活動的場所，有宮、觀、道館、道院等稱謂。在整個明清時期，上至全國性的一統志，中至一省通志，下至府州縣志書，設立寺觀門目成為定例，甚至中央政府頒布的修志凡例中也明確要求設立寺觀門。明成祖朱棣在永樂十年（1412）和永樂十六年先后兩次頒布《纂修志書凡例》，其中都有關于寺觀類的條款，作為指導全國各地修志的綱領性文件，這對于整個明代各地修志產生了深遠影響。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巡撫閻興邦通令各府州縣修志，同時還頒發《修志牌照》二十三條，其中第十七條是專門針對寺觀的規定：“寺觀——奉敕建或建置已久有可考載之，余刪。”在這則官方發布的修志凡例中，有明確的關于寺觀載錄的編纂要求，說明在當時官方視野中，寺觀已經成為不可缺載的事類。目前學界僅有少數關于方志中寺觀類編纂的研究成果，而且或者局限于某一地域，或者局限于某一時期。關于全國性的以及整個明清方志中寺觀編纂的研究成果還付之闕如。故本文擬從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設置體例和特點、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廢立之爭等幾個方面探討明清時期寺觀在方志中的編纂情況。

一、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設置體例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方志發展的鼎盛階段，這一時期就修志的數量和密度來說，在中國方志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明清時期的修志名家輩出、方志名著不斷涌現，方志學理論趨于成熟。明清時期的方志編纂體例，除了繼承宋元時期的平列體、綱目體、紀傳體這三種主要體例外，還出現編年體、三寶體、紀事本末體等新興編纂體例。明清方志中關于寺觀類目的設置，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第一，單設“寺觀”“寺院”“道觀”等門目。單獨設置“寺觀”一門者，如成化《重修毗陵志》、成化《湖州府志》、正德《姑蘇志》、正德《松江府志》、萬歷《杭州府志》、康熙《杭州府志》、咸豐《大名府志》、同治《蘇州府志》、光緒《無錫金匱縣志》等。還有的方志將寺院和道觀各立一門。如崇禎《松江府志》在卷50至52設立《寺院》，卷53為《道觀》。

對于在方志中單獨設立寺觀門的原因，成化《湖州府志》在《寺觀》門小序中說：“吳興山水清遠，其間僧廬、道院亦倍于他郡。然歷唐宋以來而興廢者不一，又有寺之庵，觀之宮名系于圖版者亦不一，故并書之，以見風俗之所尚如此云。”沈德潛在乾隆《元和縣志》卷30《寺觀志》小序中也說：“像教西流，化人東騖，二氏興而梵剎琳宮幾遍區宇。奉其教者遂奔走之若狂矣。自古迄今雖迭見興替，要與壇壝祠祀并存，緣其徒以善果福德之說誘天下，故集事易而功之終廢者鮮也。為存其建置夷毀之由，附于攬古搜遐之例。俾宰世軸者或得以考，且以覘風教之盛衰焉。志寺觀。”從中可見，編纂者的目的是保存自古以來本地的寺觀情況，并且希望可以從中反映出當地所崇尚的社會風俗的變遷等情況。

還有的方志是修志者認識到寺觀在穩定社會秩序方面有積極作用。如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13《寺觀志》小序中說：“自井田法廢，任富任貧，其孤煢無依者，二氏得而收之，則浮屠老子之宮，亦養濟外院歟。然而私創擅興，厥有賞罰，比更塵劫，物力艱難。凡前朝敕庀之區，昭代錫名之宇，聊且完葺，什僅一二，誠有所不暇也。方外盛替，亦覘世故，寵飾所在，悉如舊書。非是，頗刪略焉。志寺觀。”在修志者看來，寺觀在社會中還有慈善機構的功能，也可以借此觀察佛道二教的興衰和社會變化。另外一些方志則是修志者認為寺觀所在是當地的重要風景名勝。如光緒《常昭合志稿》卷16《寺觀志》小序所言：“夫二氏之于世教何如，姑勿論。論湖山之奇秀，固亦不可無，梵宇丹臺點綴其間也。”這里修志者更強調寺觀的游覽價值。

第二，將寺觀置于“古跡志”中。古跡志是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記錄有關本地的歷朝古跡遺址等。古跡志一般包括城址、宮殿、樓閣、園囿、故宅、堤苑、池井、陵墓、碑記等項目，有些方志將寺觀作為有關本地的古跡而列入“古跡志”中。如嘉靖《榮河縣志》、康熙《青田縣志》、康熙《富民縣志》、光緒《廣平府志》、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等。

為什么將寺觀置于“古跡志”中呢？康熙《宿州志》卷10《古跡志》說：“自佛老興而琳宮紺宇布滿天下，緇黃之流叢處其中，儒者非之。然其據山川之勝，足供游覽，遁惰之民藉是羈縻焉，是亦有補于政教□□□及也，爰志寺觀。”康熙《富民縣志》的《古跡志》小序也說：“至若諸寺觀，雖緇流黃冠修息地，而騷人寄興，遷客怡情，往往流連不能去。”修志者認為，僧道所在的寺觀一般都位于山水風景優美之地，吸引大批游客游覽，故在“古跡志”中記載寺觀。同治《湖州府志》卷首《凡例》云：“志寺觀，所以存古跡，非以崇釋老。自兵燹之后，寺觀大半無存。今仿《廣東通志》，以寺觀附于古跡之后。其無關古跡，而基已毀者，略加刪汰。舊志所無，非奉賜額，一概不增，以示貶抑異教之義。”這里明確指出將寺觀依附于古跡門，并不是為了推崇佛道二教，而是將佛道二教視為非正統思想的“異教”而加以貶斥。同治《徐州府志》將寺觀分散載入《古跡考》之下的各屬縣條目中，該志《凡例》云：“邑中寺觀多有古剎，雖足資訪古，而無關體要，今附入《古跡考》中，不復分載。”可見，修志者雖肯定寺觀有方便訪古的作用，但是認為還是不太重要，沒有為寺觀設立單獨的子目。

第三，將寺觀置于“祠祀志”“祀典志”“壇壝志”中。祠祀等志主要是記錄本地的壇廟、祠宇等與祭祀有關的建筑設施。一些修志者將寺觀看作是與祭祀關系密切的事物，而在“祠祀志”“祀典志”中記載寺觀，如正德《大名府志》、嘉靖《沛縣志》、萬歷《紹興府志》、天啟《潞城縣志》、乾隆《武進縣志》、乾隆《沛縣志》、光緒《鎮南州志略》等。

康熙《常州府志》將寺觀和祠廟附于《壇壝志》中，該志《壇壝志》小序解釋原因說：“至若緇羽之宮，輝煌金碧，亦所在多有。豈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沿流既久，而不能遽止乎？故附見焉。作壇壝祠寺志。”道光《上元縣志》在《祠祀志》小序云：“金陵祠祀有三：其一為壇壝……其一為廟宇……其一為寺觀。金陵多古剎，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信非虛語。今歷有年所，強半銷磨，然或在山水名勝之區，或為學士大夫所游賞。雖經風霜兵燹，而地靈人杰，寺觀有賴以不墜者，是亦香火之緣，而供奉之所不可廢者乎。作祠祀志。”可見，鑒于寺觀所在多為山水風景優美的地方，或文人士大夫喜歡游覽寺觀等原因，修志者將寺觀類置于“祠祀志”中。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學者反對將寺觀置于“祠祀志”，如程廷祚在《與袁明府論修志書》中指出：“札又云宜遵古志，以寺觀附入祠祀；又義冢宜附陵墓之后。夫魏晉以來，佛老浸盛，寺觀別為一卷，可觀升降，亦所以外之也。若祠祀，則自社稷明神以及忠節功烈之廟食者，必謹載焉，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未聞齋醮之事列于太常，豈可使祀典之重混于二氏乎！古志雖有，未可從也。”乾隆《江寧新志》也說：“至如寺觀，考之前志，載在祠祀后，顧祠祀為國家巨典，事必謹焉。曩者之香幢佛火，半出于一時之祈求，弗可以為經，茲附之古跡，存其名不泯其跡可也。”可見二者都認為“祠祀志”是用來記載“社稷明神”“忠節功烈”“國家巨典”之類的所謂正祀，必須慎重選擇載錄，不可記載佛道這樣的“異端邪說”。

第四，將寺觀置于“地理志”“輿地志”中。“地理志”是方志中最為重要的類目之一，專門記載和介紹一地的建制沿革、地理形勝、行政區域范圍、星野、山岳、河流、名勝古跡、物產、風俗等內容。有的修志者將寺觀視為本地的一種重要地理信息，故而一些方志將其置于“地理志”中，如道光《龍安府志》、光緒《溧陽縣續志》。正如乾隆《江南通志》在卷首《凡例》中說：“宮室、官署、祠廟、寺觀等類麗于地者皆入《輿地志》中。”

順治《胙城縣志》將寺觀置于《地理篇》中，該志在《寺觀論》中認為，雖然“佛老之說多出不經，薦紳先生難言之”，但是“城落之間，耕夫牧子過觀宇而知瞻禮焉，未必神道設教之一征云”。也就是說，修志者認為佛道兩家學說在正統儒家士人看來多少有些荒誕不經，但是城鄉的一些凡夫俗子等底層人民樂于去寺觀參拜，也是統治者通過“神道設教”治理社會的一種手段。光緒《新修潼川府志》卷6《輿地志六》設立寺觀類，該志在卷首《例言》中說：“陸氏隴其《靈壽志》例，凡浮屠、老子之宮，屏而不書。此固儒者之卓識。然唐宋以來相沿已久，驟難芟薙。且此中多名人金石文字，汰而棄之，殊可惜也，茲附《輿地志》。”可見，該志的編修者對寺觀總體上持否定態度。只是由于唐宋以來的方志中就有記載寺觀的慣例，一時難以改變這種做法。而且寺觀中有很多名人撰寫的碑刻文字，如果不予記錄則未免有些可惜。于是，修志者將寺觀附在《輿地志》下。

第五，將寺觀置于“建置志”“營建志”中。建置即創建和設置，主要記載本地歷代設置的建筑工程等設施的變遷情況，一般包括有城池、公署、學校、倉儲、書院、社學、街市、坊牌、養濟院、驛鋪、津梁等細目。一些修志者將寺觀視為當地的一種重要建筑，因而在“建置志”中設立寺觀目，如嘉靖《興濟縣志》、康熙《安定縣志》、嘉慶《如皋縣志》、咸豐《固安縣志》、同治《重修山陽縣志》、光緒《永平府志》等。光緒《桐鄉縣志》卷首《凡例》說：“竊以方外、寺觀既不能仿陸清獻《靈壽志》以異端斥之，則方外亦人物也，寺觀亦建置也。”修志者認為寺觀也屬于建置。

清代有部分學者不同意將寺觀列入“建置志”中，如章學誠認為：“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于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跡，則古跡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光緒《利津縣志》是一部全面仿效章學誠《永清縣志》體例的方志，其修志者也反對將寺觀列入“建置志”中，該志《例言》云：“康《武功志》載報本、慈德、寶意諸寺于建置門，尚少精識。夫建置者謂應建置者也，琳宮梵宇何與焉。”章學誠等認為建置志是用來記載法度的，寺觀不足以進入建置志。

第六，將寺觀置于“方外志”“方外紀”“外志”中。在中國古代正統的儒學士大夫和普通平民視野中，僧道遁入空門，不從事生產，不娶妻生子，不侍奉君主和孝順父母，與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人倫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們歷來被傳統社會視作游離于現實世界的邊緣群體，即所謂“方外之士”。不少方志專門設置“方外志”“外志”等門類來安排僧道的傳記和他們的居所——寺觀，如嘉靖《廣東通志》、萬歷《揚州府志》、康熙《仁化縣志》、嘉慶《灤州志》等。

康熙《仁化縣志》設立《方外紀》，下分仙釋、寺觀兩目。金堡在《仁化縣志》的《凡例》中說：“仙釋、寺觀于治道無預，附之各紀則不稱，刪之則不雅。今別標方外一紀，使之單行，蓋史例也。”金氏認為寺觀與地方治理無關，不適合依附于方志其他類目中，因而特別設置《方外紀》來記載寺觀。嘉慶《灤州志》在卷末設立《外志》，下分寺觀、仙釋兩目。該志《凡例》中說：“廟壇載在祀典者謹登《建置志》，其余寺觀皆入《外志》。”修志者在《外志》小序中說明設立此門的原因道：“唐狄仁杰奏毀天下淫祠，千古韙之。韓退之力排佛老，具見于《原道》一篇。是以寺觀、仙釋，祀典弗載焉。顧獨為志家所載者，一方事跡寧詳無缺，且不列于疆理、人物中，而附登篇末者，外之也。作《外志》。”光緒《灤州志》也沿襲了前志的這種做法，在該志的最后一卷設立《外編》，下分寺觀、仙釋、雜錄3目。在《凡例》中說：“陸清獻《靈壽志》不載釋道、寺觀，祛淫祀，斥異教也。舊志則編入末卷，聊示外之之意，今仍之。”在這些修志者看來，寺觀屬于淫祠和“異教”，他們只是從保存地方文獻的角度才考慮將寺觀載入方志。但是不能將其記載于方志正志的其他門類中，只是將其作為方志的附屬部分放置在方志卷末，表示寺觀和正志部分有所不同。

第七，將寺觀置于“仙釋志”“二氏志”中，這兩個門類是專門用來記載佛道二教中的高僧名道等杰出宗教人物的事跡。如康熙《肇慶府志》將寺觀附于卷23《仙釋志》之中。

光緒《溧水縣志》卷20《二氏志》下分仙釋、寺觀兩個子目。該志《凡例》解釋這樣安排的原因說：“典祀所載皆有功德于民者，春祈秋報，莫重于壇壝社稷，次則祠廟所在有關典制者，罔不奉祀維謹，所謂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他如寺觀，不在祀典，其為功德則未可知，舊志與正祀并列，未免混淆。今特別立寺觀一目，附載于《二氏志》內。”該志卷8《典祀志》，下分壇壝、廟制、祠祀。可見，修志者認為壇壝等是所謂“有功德于民者”的正祀，將寺觀排除于正祀之外，為了避免混淆，而將寺觀置于《二氏志》中。本身《二氏志》也是為了區別于一般的人物志而立，該志《凡例》云：“仙釋舊志向隸人物，今特別立《二氏志》一類，所以別正學也。寺觀向隸典祀，今移置于此。”修志者將僧道排除于正常的人物志之外，把排除于正祀之外的寺觀附于《二氏志》中。

第八，將寺觀置于“雜志”“雜類”“雜記”“雜略”“雜錄”“志余”“拾遺”中。“雜志”等門類一般用來記載一些方志需要記載，但是無所歸屬的事物，或無法自成門類的內容。正如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29《雜事》的小序所說：“志乘之作，各從其類，輯為成書。其有不能為類，而仍為蒐討所必及，載筆者于是有雜記之篇……惟以雜事綜其名，而隸以祥異、陵墓、寺觀、方外數端之無可附麗者。”“雜志”的內容十分廣泛，一般包括災異、祥異、軼事、遺聞、謠諺、傳說、碑碣、詩詠等。將寺觀置于“雜志”中的方志甚多，如嘉靖《鄢陵志》、嘉靖《宿州志》、萬歷《應天府志》、康熙《即墨縣志》、光緒《永嘉縣志》、光緒《青田縣志》、光緒《金壇縣志》、光緒《武進陽湖縣志》等。

光緒《永嘉縣志》將寺觀置于《雜志》的原因是，修志者認為方外和寺觀都是“吾道之駢拇枝指也”。也就是說，修志者認為佛道二教和寺觀屬于多余無用的東西，以區別于他們所尊奉的儒學正道。光緒《鹽城縣志》將寺觀置于《雜類志》，而且記述非常簡略，基本僅著錄寺觀名稱和地理位置，沒有其他信息。之所以這樣處理寺觀，修志者指出：“鹽邑……瀕海瘠壤，梵宇太多，無裨民生，徒耗物力。其富者往往擁腴田，飾精舍逸居，無教習為不法事。貧而狎者，又或披其發，跣其足，引類強索，擾害商民，質諸釋迦，當亦非彼教之初旨也。今縱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或詳載其創始年月及作者姓名，無乃以楮墨揚其波乎。今抑置《雜類》，略而不詳，以符于國朝禁建庵院之律意。所以裕民財，正民俗也。”可見修志者對寺觀持一種批判態度，對僧道的行為并不認可。

第九，將寺觀置于三寶體志書中的“土地部”中。三寶體是明朝始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方志體裁，一般分為土地、人民、政事三部，綱下再按事分類。如李世熊所纂康熙《寧化縣志》是一種三寶體志書，該志將寺觀置于《土地部》之中。李世熊認為佛道的教義可以“間佐政刑所不逮，則亦王治之小補云爾”。乾隆《阜平縣志》卷2《土地部》，寺觀為其下19個子目的最后一目。該志的《寺觀志》小序中說：“平湖陸稼書先生幸靈壽修邑志，削寺觀不書，所以黜邪崇正也。然宇宙之名勝多為二氏所據，故登覽歌詠必及之。或其徒之謹愿者，亦可佽役作董理之任。故仙釋在所必刪，而寺觀亦可以無惡焉。”修志者認識到寺觀的積極作用，故將其列入《土地部》。

由上可見，在明清時期，平列體的方志一般采取單獨設立寺觀志的做法。在綱目體方志中，則會將寺觀類置于古跡志、祠祀志、建置志、輿地志、方外志、二氏志、仙釋志、雜志等大綱之下，成為這些大門類中的一個子目。在三寶體志書中，則將寺觀置于“土地部”中。明清的少數方志分天、地、人等總綱，然后再列細目，明代大學者王世貞稱之為“三才體”。如道光《保安州志》分天、地、人、物四部，修志者將寺觀附于地部的第二卷“祠祀”目之下。嘉慶《龍川縣志》分天、地、人三部，寺觀被歸置于地部中。明清方志中對于寺觀的安置，除了以上這些常見的設置方式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做法。如嘉靖《巴東縣志》分為輿地紀、政教紀、藝文紀三部分，該志將寺觀置于卷2《政教紀》之中。天啟《衢州府志》卷15《翼教志》，下分仙釋、寺觀兩個子目。修志者認為佛道二教“亦足為宮墻之羽翼”，也就是說二教可以作為儒學的輔助和補充。雍正《賓川州志》將寺觀置于《風俗志》中，其下細目還有物產、災祥、古跡、勝覽、雜異等，這種設置方式是罕見的。乾隆《漢陽府志》將寺觀附錄于《人物·方外志》中，修志者將寺觀放在人物傳中，這種做法也是不常見的。

二、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設置特點

明清時期的方志中關于寺觀類目的設置，有如下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第一，同一地方的新舊志書對寺觀的設置方式沒有固定不變的格式，存在很大的變化性。中國方志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編纂的連續性，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加以續修，前后相續，有的方志一朝數修，甚至有多達十余次者。正如章學誠所說：“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明清很多修志者遵循“貴因不貴創”的原則，不少新志在體例和材料來源上都沿襲舊志，特別是那些以續修為名的方志。因而，同一地方的新舊志書對寺觀的設置方式有時完全一致。如嘉慶《金堂縣志》和同治《續金堂縣志》都是三寶體志書，二者都將寺觀置于《土地部下·山川志》中。

更多時候，本地新舊志書寺觀設置方式并不一致。如嘉慶《重刊荊溪縣志》將寺觀置于《雜志》中，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將寺觀置于《古跡》中。乾隆《武進縣志》將寺觀置于《禋祀志》，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將寺觀置于《雜事》中。乾隆《平江縣志》專設《寺觀志》，同治《平江縣志》的編修者對此做法提出批判，認為其不符合方志體例，其文曰：“舊乘專立《寺觀志》，于例未宜，然實無可附麗，今以附祠廟之末云。”同治《平江縣志》將寺觀附于《祀典志三》。同治《施南府志》將寺觀附于《典禮志》的“祠廟”目之下，光緒《施南府志續編》將寺觀附于《續建置志》的“壇廟”目之下。乾隆《阜平縣志》在《土地部》設立寺觀目，同治《阜平縣志》則將寺觀列為《地理志》中的最后一個子目。康熙《續修嘉善縣志》將寺觀附在《雜志》中，雍正《續修嘉善縣志》在卷3《建置志》設立寺觀目，光緒《嘉善縣志》也將寺觀置于《建置志》。

此外，有的地方修志對寺觀的設置方式有時相同，有時不同。如萬歷《潞城縣志》和天啟《潞城縣志》都將寺觀置于《祠祀志》中，而且包含的4個子目也完全一樣，分別是壇壝、廟宇、寺觀、武備。康熙《潞城縣志》將寺觀置于《建置志》中，光緒《潞城縣志》則將寺觀附于《祀典考》之后。

第二，明清修志者一般都采取先寺后觀、寺在觀前的排列順序。絕大多數方志在著錄寺觀名稱時，皆先記載佛寺然后再著錄道觀，井井有條、雁行有序。之所以修志者大都采取這種寺在觀前的排列順序，這是因為在明清時期普通民眾的信仰體系中，佛教要比道教更加流行，佛教徒和佛寺的數量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更多的緣故。而且，絕大多數方志所記錄的佛寺數量要遠超道觀的數量。如康熙《寧化縣志》所著錄的佛寺有300余所，著錄的道觀僅有6處。對于出現這樣寺、觀數量懸殊的狀況，編纂者李世熊分析說：“寧之道流固不熾，其以觀以堂名者間皆僧居之。而僧寮之僻不盡志者，又再倍于此，可謂繁矣。蓋五代時閩主王延鈞度僧至二萬人，其弟延曦繼之，復度一萬。閩中多僧實始于此，遂稱閩為佛國僧鄉。雖蕞爾寧而寺院繁多如此。”李世熊認為閩地自五代以來就佛教盛行，被稱為“佛國僧鄉”，道教在當地遠不及佛教流行，所以造成這種寺多觀少的局面。

在不少的方志中，修志者以道觀依附于佛寺之后，從而使道觀處于一種附屬的地位。正如同治《蘇州府志》卷39《寺觀一》的小序中所說：“吳民佞于佛，浮屠氏之宮，奚啻千百……道觀，前志分門，今以類從，即附其后云。”乾隆《元和縣志》卷30《寺觀志》所著錄的佛寺有70余處，著錄的道觀僅有12處。同治《平江縣志》卷29《祀典志三》所著錄的佛寺有200處之多，占6頁篇幅，不僅記錄了一些比較大的寺院，把一些規模很小的村庵也載入方志。該志在佛寺之后緊接著著錄道觀，僅有20余處，且只占1頁篇幅。光緒《常昭合志稿》卷16《寺觀志》根據城鄉遠近和時代先后將該地的佛寺分為城內佛寺、虞山佛寺、附郭佛寺、四鄉佛寺4類分別載錄，所著錄的佛寺有80余處之多，著錄道觀僅有20余處。此外，還有些方志如康熙《肇慶府志》、乾隆《元和縣志》、光緒《肥城縣志》等對寺觀的排列比較混亂和隨意，沒有任何規律。

第三，同一地方的新舊志書對寺觀的選取標準和詳略程度也不盡相同。如乾隆《蘇州府志》僅記載了一處寺觀，道光《蘇州府志》細大不捐地記錄了大大小小的寺觀，同治《蘇州府志》則只記載那些比較著名的寺觀。正如同治《蘇州府志》卷39《寺觀一》的小序中所說：“乾隆志所載僅有叢林寺，前志始錄其小者。然無名跡不足以資考訂，宜擇其稍著名者采之。”再如，乾隆《阜平縣志·寺觀志》僅記載11處佛寺，卷末指出：“邑寺不止此，此外則概置之，亦陸氏之意也。噫！二氏之教行久矣，釋氏為尤甚，瓊宮梵室金碧輝煌，無處不有。今修一邑志，必欲嚴寺觀之去留，其為防閑議，向亦不欲增其勢，而稍抑其焰，少存黜而放之之意云爾。”修志者對入志寺觀嚴格選取，目的是抑制佛道盛行的狀況。同治《阜平縣志》指出前志載錄的寺觀過于簡略和選取過于慎重，于是增加寺觀入志的數量。該志《凡例》中說：“自《靈壽志》不錄寺觀，諸志多遵之者。舊志雖有是篇，所載略矣。竊思伽藍作記固非儒者之書，方技名篇何礙史家之體。況志為一邑紀名勝，非與諸生談理學也。故采擇靈區，增登數則。”該志《寺觀志》小序認為，陸隴其在《靈壽縣志》不立寺觀志的做法未免過于狹隘，接著說：“前史于毀淫祠者皆奉為善政，大約惡其與民爭地耳。吾謂邑里都衢不可有寺觀，若名山佳水則寺觀不必無也。阜平居山中，寺觀所在多有，其勝者乃至仰邀天題親蒞宸翰，允宜恭紀其盛，為山靈億萬年之嘉寵，因并采其可銘者列于篇。”反映了修志者對于寺觀持一種通達的看法。

此外，不同方志對于記載同一所寺觀的詳略程度也不同。如對于江都縣長樂寺的記載，雍正《揚州府志》用了寥寥10余字，只是敘述隋朝時寺僧住力在該寺建塔5層。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則用了500余字，主要是增加《法苑珠林》中對寺僧住力生平事跡的記述。對于甘泉縣的法凈寺，嘉慶《重修揚州府志》用1400余字來敘述該寺的歷史沿革和名人事跡等情況，同治《續纂揚州府志》則僅用20余字，所用字數不足前志的零頭。

三、明清方志中寺觀類的廢立之爭

明清方志中關于寺觀的編纂，也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當時有一些學者反對在方志中設立寺觀志。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初著名學者陸隴其，陸氏在其所修《靈壽縣志》中就沒有設立寺觀志。陸隴其在該志《凡例》中說明原因道：“辟邪崇正為政之大防，故佛老寺觀概不敢載，如魯柏、祁林止因事而見。”陸氏在該志卷三《祀典志》小序云：“正如佛老之宮，世俗所崇奉，君子所深摒，無足道義矣。”從中不難看出陸隴其的思想傾向，陸氏本人是康熙朝的理學名臣，一生以發揚朱子學為己任，提倡實學，反對空談心性。陸氏視佛道教為異端邪說，為正人君子去不取，因而不難理解他為什么反對在方志中設立寺觀志。晚清學者陸以湉對陸隴其的做法大加稱贊，他說：“國朝志書如平湖陸清獻公隴其《靈壽志》，不登寺院，黜異端也……體例最嚴。”陸以湉認為《靈壽縣志》不載寺院是體例最為嚴整的表現。光緒《利津縣志》卷首《例言》亦說：“陸清獻《靈壽志》盡去寺觀二氏之祠，不得攔入，義例最嚴。”同治《上江兩縣志》也沒有記載寺觀，修志者在卷末的《敘錄》解釋原因說：“若夫二氏之院寺，則淫祀而已，固不必詳載其原委也。”如上這些修志者視寺觀為“淫祀”，是儒學出身的知識分子所不屑于談論的，也是方志所不必詳細記載的。

對于陸隴其的這種不載寺觀的做法，乾嘉時期的章學誠在《書〈靈壽縣志〉后》一文予以猛烈抨擊：

寺觀刪而不載，以謂辟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為辟邪崇正，千百載后，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于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多遴僧道以為典守，于事大有所賴，往往見于章奏文移，未嘗害于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

章學誠認為陸隴其刪除寺觀的做法不僅迂腐失當，而且見解狹隘，章氏進一步指出方志中記載寺觀的幾點作用：第一，寺觀志中多記錄有金石資料，這可以考求古事；第二，在國家制度層面設定有僧道官，僧道官必定有自己駐錫的寺觀，而且僧道官必然有一幫自己的追隨者；第三，寺觀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社會慈善機構的角色和充當了社會救濟功能，如地方社會在遭遇水旱災荒時的賑濟、棄嬰的收養、先賢祠墓的供奉等，地方官吏大多擇寺觀作為舉辦這些活動的公共場所，而且多遴選和尚道士操辦這些事務。可見寺觀可以幫助地方官員處理一些社會事務，起到了很好的社會作用。因此，章學誠認為關鍵在于怎么對佛道進行因勢利導，而不是把僧道都抓起來，并把他們的寺觀改為民居。

晚清學者李元度對章學誠的說法甚表贊賞，他說：“陸氏《靈壽志》遂刪寺觀不錄。會稽章學誠嘗議其迂……其論甚辨，夫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凡今之入彼法者，大半煢獨貧民借以資生路，未必不可濟王政之窮也。”他認為佛道二教以及寺觀是貧困無依的老百姓借以謀生的一條退路，有利于補充統治者所不能顧及之處，有助于保持社會穩定。晚清民國的劉聲木也批評《靈壽縣志》缺載寺觀一門曰：“平湖陸清獻公隴其所修《靈壽縣志》□卷最有名，惟其中不載寺觀，實為一大缺典。在陸清獻公原意，本為崇正辟邪而設，然神道設教，圣人不廢。佛教之入中國數千年，深入人心，實可補儒教所不及。且名山勝境，平民所不能住、不敢住者，半多緇流所聚，即盜賊亦視為世外人，聽其安居，不加劫掠，而騷人墨客愛其風景，形之詩文筆記者，自六朝以來，代有其人，實藝文中一大關鍵。其關系之大，流傳之久，信仰之眾，豈能遽廢。陸清獻公此舉，洵屬一偏之見，于世道人心，果有何益乎。”在劉聲木看來，《靈壽縣志》缺載寺觀是一大缺憾，是陸隴其本人的偏見造成的，他沒有認識到佛道和寺觀對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另外，劉聲木認為，寺觀一般都地處名山勝境，風景宜人，吸引歷代文人墨客前往登臨游覽，從而在寺觀留下大量詩文，這是一個巨大史料寶庫，為方志不可缺載之物。

也有一些修志者一方面對陸隴其批判佛道表示贊賞，但是另一方面又基于某些原因在方志中依舊設立寺觀志，并不效仿陸氏不載寺觀的做法。如同治《泰和縣志》在卷首《敘例》中說：“陸稼書先生修《靈壽縣志》刪寺觀而不載，以謂辟邪崇正道，固宜爾。不知《春秋》重興作，若俱削而不載，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再如，光緒《廣平府志》卷首《凡例》中云：“舊志寺觀、陵墓各列專門，今統歸古跡。雖陸清獻公《靈壽志》不載寺觀，有辟邪崇正之義。然神道設教，載在義經，名山古剎，尤多名勝，則亦不可刪削也。”光緒《永平府志》卷首《凡例》云：“陸稼書先生《靈壽志》不載寺觀，亦崇正辟邪之義。然神道設教，先王不廢，且緇黃所聚，山巔水涘，每為騷人墨客所留連，茲聊當古跡存之可也。”光緒《畿輔通志》卷首《凡例》中有云：“《靈壽縣志》不載釋道寺觀，皆義正詞嚴，確可宗法。惟間有名區勝跡，不可遽廢者，附入‘古跡’。”光緒《肥城縣志》的《凡例》中說：“《靈壽志》不載寺觀，以辟二氏。義例極嚴。然于作志之義，究有未協。《武功志》入寺觀于建置，亦張彼教之焰。今以載在祀典者，入《禮儀志》祠祀條下，不在祀典者俱入古跡。”如上這些修志者多從正統儒家思想的立場出發，視佛道為異端邪說，反對設立單獨的寺觀門。但是，因寺觀多有金石文字或名勝古跡，而將寺觀置于“輿地志”或“古跡志”中。光緒《唐縣志》卷首《凡例》中說：“寺觀陸清獻《靈壽志》不載，抑二氏也。康對山《武功志》載之，存古跡也。今以廟宇入‘村鎮’，備查匿奸。寺觀入‘雜稽’，聊供游覽，而古剎名勝借以流傳弗失。”又在《寺觀》目小序中說：“《靈壽志》不載寺觀，抑二氏也。然隋唐以來名剎林立，初則祈福，弊則惑民，維持風俗者宜察焉。唐邑梵宮琳宇不少建修，今擇其有關事跡者存之，碑碣雜詩足資考鏡者附之。登臨游覽，慎勿移情衲子緇流。志寺觀。”黃彭年在為光緒《唐縣志》所作序文中說：“予惟修志之法，例必嚴，文必簡，古事必真，近事必備。予在畿輔志局，嘗持四者相考究，而每患其難。今觀縣志，‘方伎’入‘識余’，‘寺觀’列‘雜稽’，可不謂‘嚴’乎？”黃氏對光緒《唐縣志》將寺觀置于《雜稽志》的做法表示贊賞之意，認為這是該志體例嚴整的表現。

余論

佛、道二教和儒學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干，在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據重要地位。寺觀作為佛道二教依托的宗教活動場所，在古人的日常社會生活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正如康熙《齊河縣志》卷8《寺觀志》后論所說：“寺觀在在有之，亦在在祀之。其義何居？蓋二氏之教已歷千年，其說浸淫于士大夫而滋蔓于小民，概絕之不得也。”無論是知識精英群體，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受到佛道二教潛移默化的影響。乾隆《樂至縣志》卷3《寺觀》小序也說：“今之寺觀遍寰宇，大約名山勝境所稱洞天福地者，莫不營建珠宮梵宇，集緇流羽士以居之。”不管是大小城市，還是窮鄉僻壤，到處都有寺觀的存在，并給人們的生活提供各種便利。特別是寺觀作為城市的一種重要建筑，在城市的空間布局中占有一定比重，大多數方志編纂者都會將其記載到方志中。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方志發展的鼎盛階段，寺觀類目在方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已經成為專門的事項被列為固定的篇目。如道光《貴陽府志》卷36《祠宇副記》小序中所說：“祠宇之有寺觀，所以崇二氏也。天下郡縣亡不有之，方志亦莫不志之。然則可以廢之乎？曰：‘使其地無一寺觀，斯可以廢而不記矣，否則不能也。’何則？志者所以紀一方之事，期其事之登于至美，如是則寺觀烏可不記乎。”這段話大致可以反映出當時大多數的修志者對方志記載寺觀的認識。在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之下，除了陸隴其的《靈壽縣志》等少數方志外，絕大多數修志者基本會將寺觀作為一項重要事物載入方志。明清6000余部方志中的寺觀類資料，成為我們今天研究明清時期佛教史、道教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值得后人高度重視。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郭梨鑫

媒體編輯：李陳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