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古人的“以喻代論”

范縝的“人生猶如落花”論，能讓宰相蕭子良無言以對，對我則基本沒用。

《資治通鑒》記載了一個故事，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我給大家翻譯一下：

竟陵王蕭子良癡迷佛教，經常延請高僧講論佛法，僧俗參與甚是踴躍，盛況在江左空前。蕭子良有時甚至親自為僧人分食遞水，許多人認為當宰相的這么干有失體面。

范縝則堅稱無佛，蕭子良問他：“你不信因果，請問世間的人為什么有的富貴有的貧賤？你怎么解釋？”范縝答對道：“人的出生猶如樹上的花同時綻放又隨風飄散，有的落在華美的席子上，有的落到糞坑里。落在席子上的，比如殿下您；落在糞坑中的，比如我范縝。人生的貴賤雖然大不相同，但哪里能看出有因果輪回的影子呢？”蕭子良聽了一時語塞，無以反駁。

很顯然，在這個回合的較量中范縝贏了，蕭子良輸了。之所以說蕭子良輸了，是因為面對范縝拋出的“人生來或富貴或貧賤純屬偶然”的觀點無還手之力，而這個觀點正是對佛教“果報輪回”的正面否定。

《資治通鑒》“子良篤好釋氏”這段后面，還有一段記述，原文如下：

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

翻譯出來就是：

隨后范縝就寫出了他著名的《神滅論》，說“形體（肉體）是精神（靈魂）賴以存在的基礎，而精神則是形體的功用體現。精神對于肉體，猶如刀刃的鋒利與刀的關系，從來沒聽說過刀已不在而鋒利猶存，又怎么能說肉體消亡了精神還存在呢？”此論一出，朝野嘩然，眾人紛紛詰難他，但終不能讓他屈服。

若單純從邏輯學角度講，范縝“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的觀點，比他“人生猶如落花”的觀點更加精彩，也更具說服力，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把肉體與靈魂的關系比作刀與鋒利的關系，實在精妙絕倫。確實，范縝的上述兩個觀點就曾經極大地影響了近代大學者胡適先生，并由此塑造了他的世界觀。

但我總覺得范縝的觀點哪里有問題，到底哪里有問題呢？

原來，他的論據與論證統統站不住腳！

你看，他對“人為何有富貴有貧賤”及“肉體與靈魂關系”的解釋，均采用的是“以比喻替代論證”的方式。

這正是問題所在！請問：你憑什么認為人生猶如落花？這個比喻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假設，換言之，把人的出身比喻成落花本身就需要嚴密的論證，而你直接越過論證這個階段塞給我一個觀點了事。“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亦然，同樣是一個需要證明的假設，基于沒有經過證明的假設引導出看似合理的結論，到底有多大的說服力？

我們知道：比喻只能用于說明，不能用于證明。

確實，巧妙的比喻可以幫助理解，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一下無關緊要，但是當我們面對的是嚴肅的科學問題的時候，就不能隨便使用了，因為比喻不觸達事物本質，只停留在表面的相似。科學的嚴肅的問題客觀上需要用科學的態度與方法來對待，比喻從來就不是科學的解釋方式，更不是嚴謹的論證方式。以比喻取代論證只會讓我們陷入“以為明白了其實更糊涂”的尷尬境地。

這實際上意味著，哪怕范縝的結論是對的，因為他使用了比喻的論證方式，導致他的結論經不起推敲。假如當時蕭子良問他“你把人生比喻成落花的依據是什么”，我真不知道他該怎么回答，無法自圓其說還是不得不長篇大論？

一個不幸的事實是：“以喻代論”是中國人自古就有的認知傳統，幾千年來鮮有人質疑這個認知邏輯的缺陷。

由此聯想到另一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中國幾千年歷史燦爛輝煌，一直走在人類文明的前沿，為什么近代科學發源于歐洲而不是中國？

我的思考是：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成為限制科學發育的最主要障礙——一直以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偏感性而非理性，感性的表達方式與思考方式不利于理性科學的發育。比如，比喻無法產生科學定理，也無法產生科學公式，當然也談不上實證。

科學依據的是嚴密的邏輯推理與論證，需要實證驗證，比如胡適先生的導師杜威倡導的“實證主義”，強調用實證方法驗證觀點，這與范縝“以比喻作辯駁”的方式，已然形成了現代思維與傳統思維的分野。

當然，我并不苛責古人，而是站在現代科學思維的視角，審視“以喻代論”認知模式存在的局限性，意在鏡鑒未來。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依然習慣用比喻的方式論證道理，那就是大悲哀了，說明我們有很多人至今沒有跳出古人的思維局限，未建立科學的思維方式。

我認為，我們對待“靈魂是否能獨立存在”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我們至今沒有足夠充分的證據證明靈魂必定不能獨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