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如果中國有兩個這樣的女人，足以將日本沉沒

美國歷史學家謝爾頓·哈里斯，一位深耕日軍戰爭罪行研究的學者，曾留下過一句分量極重的話，“如果中國有兩個這樣的女人，足以將日本沉沒。”

它指的并非金戈鐵馬，也無關經濟搏殺，而是一個女人的名字——王選。

她是誰？一個普通人，沒有任何公職身份，卻憑一己之力，讓一個國家政府感到“頭疼”，讓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歷史，重新暴露在陽光之下。

在成為那個讓日本政府無法忽視的名字之前，她的人生本是另一番光景，在東京有著年薪五十萬的體面工作，家庭美滿。

是什么，讓她甘愿放棄這一切，投身于一場看似以卵擊石的戰斗？

王選的人生起點，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

1952年，她出生在上海，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刑事法庭的庭長。

給她取名“選”，就是為了紀念國家選舉法的誕生。

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她繼承了父親那股子追尋事實、認死理的勁兒。

17歲那年，她響應號召，去了浙江義烏一個叫崇山村的地方插隊。

那時的義烏，還不是后來那個喧囂的“小商品世界之都”，只是個貧窮落后的小山村。

在田間地頭勞作的日子里，一件奇怪的事，一直盤旋在王選的心里。

她發現，村里很多老人的腳，都患有一種奇怪的病，長年潰爛，瞧著就讓人心驚。

這病不像會傳染，可為什么村里那么多人都有？

這個疑問，她揣了許多年。

后來，她的人生走上了快車道。

她考上杭州大學，畢業后當了英語老師，之后又隨丈夫去了日本，在筑波大學讀完了研究生。

憑借優異的學歷，她在東京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按那個年代的說法，年薪高達50萬。

一切看起來，都順理成章地走向一個殷實美好的未來。

1995年，一份關于“731部隊”細菌戰的新聞報道，像塊石頭一樣砸進了她平靜的生活。

報道里提到的地名，正是她當年插隊的義烏崇山村。

一瞬間，所有零散的記憶碎片都拼湊了起來，那些爛著腳的老人，父親曾講過的家族往事……原來，那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病，而是人禍。

她這才知道，1942年的秋天，日軍飛機曾在崇山村上空投撒了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

她的叔叔，就是在十三歲那年，因為去探望一個染病被棄的婦人而感染。

親戚們出于恐懼，用門板把他抬到村外荒野。

姑姑后來回憶，弟弟在那個嚴冬的夜里，身體發黑，蜷縮成一團，在凄厲的哀嚎中死去。

緊接著，日軍為了抹除證據，一把火燒了整個村子，甚至對村民進行活體解剖。

這場浩劫中，王選家族里，有八位親人喪生。

那段被刻意掩蓋的過往，就這樣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王選說，良知不允許她當一個旁觀者。

決定一旦做出，便再無回頭路。

王選辭掉了在日本的優厚工作，放棄了繼續深造的機會，全身心投入到這場勝算渺茫的對日訴訟中。

她首先聯系上了日本民間細菌戰調查團的成員，學者松井英介與森正孝。

靠著一口流利的日語，她迅速融入了這個由日本正義人士組成的團體。

但她很快發現一個問題，在首次為訴訟召開的記者會上，發言席上坐著的，清一色是日本律師。

王選覺得不對勁，這是中國人的訴訟，理應有中國人自己的聲音。

她主動“攬權”，成了原告團無可爭議的團長。

從那天起，她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奔波。

她拿出自己的積蓄，輾轉于中國的浙江、湖南、江西等幾個重災區，挨家挨戶地走訪受害者。

她聽完總是沉默很久，然后在筆記本上工整地寫下每一個名字。

幾年下來，她收集了180多份中方受害者的證詞，整理成冊。

這些帶著血淚的口述，成了她最堅實的武器。

1998年，王選第一次帶著上百名受害者，站在了東京地方法院的門前。

她手中捧著厚厚的證據卷宗，以原告總代表的身份，控訴日本政府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細菌戰罪行。

面對日本辯護團的冷漠和刁難，王選幾度哽咽，卻始終沒有退縮。

但正義之路，從來都不是坦途。

判決的結果，冰冷如鐵——法院拒絕承認日軍發動過細菌戰。

那一刻，王選的手在顫抖，卻沒有流淚。

她知道，這一仗，遠未結束。

失敗沒有讓她停下腳步。

在之后的幾年里，她帶著那些大多不識字的農村老人，像個保姆一樣，往返于中日之間。

她教他們如何在東京坐地鐵，在生活中時時照看，在法庭上為他們發聲。

她變賣家產，資助受害者赴日出庭，同時在東京、大阪、北京舉辦展覽，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

她甚至在日本街頭發傳單，面對那些視而不見的路人，耐心講述細菌戰的真相。

在前后二十九次的交鋒中，她一次次被拒絕，但她沒有放棄希望。

終于，她找到了一個關鍵人物——曾親自參與細菌戰的731部隊成員筱冢良雄。

那位年邁的日本老人，在法庭上用顫抖的聲音，承認了日本軍方的暴行。

歷史的真相，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終于做出判決。

判決書以不容置疑的措辭，確認了日軍曾系統地研發和使用生物化學武器。

雖然法院依舊以國際法為由，駁回了道歉與賠償的訴求，但這一聲遲到了近六十年的“承認”，已是石破天驚的勝利。

雖然官司在法律意義上是敗訴，但王選卻撬開了那堵封閉的歷史之墻。

細菌戰的事實，從此被正式寫入了部分日本中學教科書，引發了日本社會的反思。

同年，中央電視臺將“感動中國”年度人物的獎項頒給了她。

面對鏡頭，她沒有說太多豪言壯語，只說了一句樸實的話，“我看到了，特別是女性生命被如此摧殘，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堅定地去做！”

這句話，沒有宏大的口號，卻有著刺穿人心的力量。

訴訟結束后，王選將工作重心轉回國內，聯合大學生組成志愿者團隊，繼續深入挖掘和記錄日軍在華的細菌戰罪行。

她說，這是一項終身的事業，她要為正義奔波到底。

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那句“足以將日本沉沒”的贊譽，并非好戰之言，而是對一種精神力量的敬畏。

這種力量，源自一個普通人對正義的執念，它讓沉默的過去重新發聲，也迫使一個國家面對自己的陰影。

縱使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未就細菌戰的罪行正式向中國人民道歉，但王選并沒有放棄。

她用自己的大半生證明了一件事，歷史不會自動清算，真相需要有人去捍衛。

而她，就是那個不肯向謊言低頭的守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