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聊城律師孫培水分享黃金救援期的司法協作經驗

山東聊城：孫培水律師辦案手記之八：黃金救援期的司法協作與個案正義

（作者：山東瞬翔（聊城）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 孫培水）

一、引言：批捕階段的辯護價值

在刑事訴訟程序里，刑事拘留后的 37 日或者 14 日（尤其報捕后的 7 日）被稱作“黃金救援期”。在此期間，律師憑借精準的法律分析與司法機關積極協作，能夠有效推動案件定性變更，或是爭取不予批捕的決定。以下三起典型案例，集中展現了辯護前移的實踐意義，以及司法共同體在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協作成效。

這是三起在刑事拘留黃金 37 天（或者14天）內，借助精細化辯護實現“取保釋放”的經典范例，更是司法共同體積極踐行“少捕慎訴慎押”政策的生動體現。在法律的廣闊天地中，每個案件都像一面鏡子，清晰映照出人性與法理的交織。本期三起案件關鍵不僅在于準確解讀和適用法律條文，更在于洞察條文背后的“人性”溫度，也是法律人必須思考和面對的重要課題。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說：“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這經驗包含著對人性的洞察和對社會現實的考量。

二、案例一：游戲幣倒賣案的罪名辨析

（一）基本案情

嫌疑人（39 歲，患嚴重肝病）在游戲廳從事游戲幣倒賣業務達三年之久，累計獲利 22 萬元，公安機關以“開設賭場罪”對其刑事拘留。嫌疑人身處社會底層，為了維持家庭生計艱難打拼。他既未參與賭場投資，也不認識賭場經營主體，更未獲取賭場利潤分成，僅靠倒賣游戲幣的差價獲利。

他的遭遇讓我們看到社會底層弱勢群體在生活壓力下的無奈與掙扎。這也讓我更加堅定為他辯護的決心，正如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作為律師，我有責任為身處困境的人伸張正義。

（二）辯護要點

法律適用分析

依據《刑法》第 303 條及相關司法解釋，開設賭場罪要求行為人對場所具有組織控制性和經營管理性。而嫌疑人的行為屬于個體商販式經營，與賭場運營無實質關聯，更符合聚眾賭博罪中幫助行為的法律特征。

類案參照論證

律師援引大量同類判例，這些判例表明“僅從事游戲幣倒賣且無共犯故意的行為，不應認定為開設賭場罪”，為本案法律適用提供了司法實踐參照。

政策銜接意見

結合最高人民檢察院“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政策，律師提交嫌疑人的疾病診斷證明、家庭經濟困難證明等材料，說明羈押措施會對其家庭基本生活造成毀滅性影響，強調司法程序應有人文關懷。

（三）辯護核心：精準辨析開設賭場罪與賭博罪

開設賭場罪本質：組織性與經營性缺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03 條及《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開設賭場罪核心特征是對賭博場所或平臺的主動控制與經營。而嫌疑人的行為與之不符。

嫌疑人對賭場無“場所”控制權，賭場的機器設備、場地布局和規則等都與他無關，他如同商場里的擺攤小販，對賭場運營無話語權。他也未參與“利潤”分成，其收入僅來自游戲幣差價，與賭場經營利潤無直接關聯。從主觀方面看，他沒有“共同犯罪”的故意，連游戲廳老板身份都不知，更未積極促成賭場犯罪。正如法諺所說：“無犯意則無犯人”，其主觀惡性不足以構成開設賭場罪，行為充其量是賭博罪的邊緣幫助行為。

賭博罪的構成分析

賭博罪是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以賭博為業的行為。嫌疑人倒賣游戲幣的行為為賭博活動提供了便利，主觀上有營利目的，通過賺取差價獲利，客觀上為賭博活動提供了資金流轉渠道，更符合賭博罪構成要件。

處理結果

嫌疑人認罪認罰，積極退贓，檢察機關采納辯護意見，將罪名變更為“聚眾賭博罪”，并作出不予批捕決定。后續法院審理認定嫌疑人構成聚眾賭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三、案例二：家庭糾紛引發的傷害案件調解

（一）基本案情

嫌疑人因家庭矛盾與妻子發生爭執，用水果刀刺傷妻子致重傷，公安機關以故意傷害罪對其刑事拘留。該案件特殊之處在于，雙方處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案發后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并積極爭取妻子及其家人諒解，且他是家庭主要經濟支柱，家中有未成年子女。

（二）辯護策略

證據體系構建

辯護意見指出嫌疑人系電話傳喚到案，符合《刑法》關于自首的構成要件。說明被害人愿意維持婚姻關系，雙方有夫妻感情基礎。推動雙方及家人達成賠償諒解協議，并提交《諒解書》及家庭經濟狀況證明材料。

法律論證要點

依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中重傷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的規定，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家庭糾紛引發犯罪可從輕處罰”的裁判規則，提出本案存在定性爭議及量刑從寬情節。

（三）司法協作成效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嫌疑人行為社會危險性較低且具備和解基礎，作出不予批捕決定。法院最終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嫌疑人緩刑，促成了家庭關系的修復。

四、案例三：詐騙案件的因果關系抗辯

（一）基本案情

嫌疑人因收取“佛事功德款”17.6 萬元被指控犯詐騙罪。根據嫌疑人陳述，涉案款項主要用于寺院捐贈及佛事活動支出，部分款項經被害人同意支配，嫌疑人因付出精力和勞動，認為可得報酬而占有了部分款項，且并無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

（二）核心抗辯要點

構成要件辨析

主觀方面：嫌疑人無非法占有目的，資金流向可追溯，部分款項嫌疑人認為系其提供勞務的合理報酬。

客觀方面：被害人基于自身宗教信仰主動交付財物，其意思表示形成與嫌疑人行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類案援引論證

參照有關類案，該判例表明“若被害人未因行為人的行為陷入錯誤認識，則不構成詐騙罪”，為本案提供了法律適用依據。

程序權利主張

律師多次會見后及時提交不予批捕意見，結合嫌疑人的退贓、被害人諒解、無社會危險性論述，論證嫌疑人無羈押必要性，符合“少捕慎訴慎押”政策導向。

（三）裁判結果

檢察機關以“無羈押必要性”作出不予批捕決定。在審查起訴階段，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檢察機關結合被害人過錯、嫌疑人主觀惡性較小等情節提出緩刑量刑建議，法院最終判處其緩刑。

五、實務啟示與司法政策銜接

1. 辯護時機的關鍵性

批捕階段的精細化辯護可顯著提升案件改判幾率。律師需重點把握法律意見書撰寫、類案檢索、司法溝通等核心環節，在黃金救援期內形成有效辯護合力。

2. 司法共同體協作機制

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少捕慎訴慎押”政策框架下，通過事實證據審查、法律適用研討形成司法共識，實現個案正義與司法效率的有機統一。

3. 法律適用方法指引

罪名辨析需緊扣構成要件，結合司法政策導向與類案裁判規則，避免機械適用法律，確保案件處理符合實質正義要求。

六、警示意義：刑事風險的日常防控與權利救濟

上述案例揭示，刑事法律風險常常隱匿于民生經濟、家庭關系、民俗活動等日常場景中，需要引起社會各界的警惕：

1. 經營活動中的法律邊界

小商戶、個體經營者在游戲廳、棋牌室等敏感場所從事交易時，需明確區分“正常經營”與“犯罪幫助行為”的法律界限。如案例一中嫌疑人的游戲幣倒賣行為，因未厘清“開設賭場罪”的構成要件，險些背負重罪。在實務中，對“是否參與場所控制、是否獲取經營利潤”等核心要素的認知缺失，是普通從業者涉罪的主要原因。

2. 家庭矛盾的理性處理

案例二表明，婚姻糾紛中情緒失控可能引發刑事后果。數據顯示，近年來因家庭矛盾引發的暴力犯罪中，大量案件可通過早期調解避免升級。公眾需樹立“糾紛解決優先選擇司法途徑”的意識，避免以暴力方式處理情感矛盾，尤其要注意合理運用《反家庭暴力法》規定的告誡書、人身保護令等救濟措施。

3. 民俗活動的合規開展

案例三中嫌疑人的遭遇警示我們，參與宗教、民俗活動時，需嚴格區分民事委托與刑事詐騙的法律邊界。對于涉及財物交付的行為，應留存書面約定、資金流向憑證等證據，避免因“口頭承諾”“模糊表述”陷入刑事風險。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也需加強對民間信仰活動的規范引導，防范借民俗名義的違法犯罪。

4. 權利救濟的時效性把握

三起案例共同證明，“黃金 37 天”（或 14 天）內專業律師的介入可顯著改變案件走向。犯罪嫌疑人近親屬需破除“刑事案件找關系”的誤區，第一時間委托律師開展會見溝通、證據收集、法律意見撰寫等工作。司法實踐中，大量不予批捕案例得益于辯護律師在報捕階段的有效干預。

法律警示我們，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并不意味著風險消失，公眾需以案例為鏡鑒，在日常行為中強化法律意識，遇到糾紛及時尋求專業法律幫助。正如法諺所言：“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唯有主動知法、用法，才能在法治社會中筑牢風險防線。

結語

三起案例印證，刑事辯護的價值不僅在于法律條文的技術運用，更在于通過司法協作喚醒法律的人文溫度。在批捕黃金期內，律師以專業論證推動司法機關穿透案件表象、精準適用法律，這既是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也是法治共同體踐行公平正義的生動注腳。正如法諺所言：“法律乃良善與公正之藝術”，其終極意義在于讓每一個身處困境的個體，都能在司法程序中感受到法治的溫暖與力量。

三個案件的共性密碼，藏在最高檢“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政策里：

辯護前移：37 天（或 14 天），尤其是報捕后 7 天是生死線，比庭審更關鍵的戰場在批捕階段。

定性優先：罪名錯定一步，刑期天差地別。如第一個案例中的“賭博罪”與“開設賭場罪”，罪名不同，刑期有著巨大差異。

政策借勢：把“少捕慎押”細化為個案理由，如重病、家庭支柱、初犯、退贓諒解等，這些都是撬動不捕的支點。

類案賦能：提交類案，讓抽象法律變成具體參照，比空泛說理更有力量。

當三位當事人在不同的春天重獲自由，刑事辯護最本真的意義便熠熠生輝——這不僅是法律技藝的較量，更是一場關于生命尊嚴的救贖。在批捕前的黃金37天里，每一分鐘都彌足珍貴：它是自由與禁錮的分界線，是命運轉折的窗口，更是律師與時間的生死競速。

培根曾警示世人："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而黃金37天的價值，正在于通過每一環節的全力博弈，將潛在的"不公"消弭于萌芽。那些批捕階段力挽狂瀾的日夜，終將沉淀為法治長河中的金砂——微小卻永恒，沉默卻璀璨。

法治不是神廟穹頂的壁畫，而是無數法律人在每個37天里薪火相傳的堅守。當我們為當事人搶回命運的韁繩時，也在為時代刻下這樣的共識：法律不應僅是懸頂之劍，更該是鋪路之石，讓每個公民都能有尊嚴地行走在正義之路上。

這三起案件再次昭示：辯護必須前移，正義不能遲到。司法機關的審慎、律師的早期介入、精準定性、全力爭取，政策的春風化雨，共同織就一張正義之網。錯過它，自由可能遙遙無期；把握它，正義便觸手可及。而黃金37天 ，正是這張網上最關鍵的節點——既是對個體的救贖，亦是對法治水源的守護。每一次成功的黃金救援，都是星火；而萬千星火匯聚，終成照亮中國法治征程的星河。這，正是刑事辯護最崇高的使命——在命運的關鍵37天里，為自由而戰，為公正而行。（編輯：茌平新媒體 史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