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士人為何在明清易代時大量降清？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來了。在拐點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大批山東籍官員選擇歸順清朝。乾隆年間編修的《貳臣傳》收錄了50多名頭部人員，其中近25%從山東走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片孔子故鄉的土地上，涌現出如此多的“降清者”？

要理解山東士人的選擇，首先要看他們在明朝末年的處境。

明朝近300年間，共錄取進士約24595人。其中南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3892人，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僅這三地就占了43.58%。而山東只有約1710人，還比不上福建的2374人。

再看狀元數據：明朝89位狀元中，南直隸24人，浙江20人，兩地合計近一半。山東只有3位狀元，整個北方諸省加起來不到20人。

科舉成績直接轉化為官場權力。江南出身的官員們形成了緊密的利益集團。萬歷年間興起的東林黨，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都是無錫人；明末的復社，創始人張溥是太倉人，領導層幾乎全是江南士子。

這些江南集團掌控了內閣、吏部、都察院等要害部門。天啟初年東林黨全盛時，內閣中江南籍大學士比例高達62%。吏部這個管官員升遷的部門，更是被他們牢牢把控。

北方士人在這種格局中處境尷尬。山東雖然也出了于慎行這樣的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但他始終難以融入江南士人的權力核心，最終心灰意冷辭官回鄉。

這種權力失衡積累了兩百多年。到明朝末年，北方士人對朝廷的不滿已如暗流涌動。

1644年五月，清軍入關。攝政王多爾袞面臨一個難題：如何統治人口數十倍于己的漢地？

他的策略很明確——爭取北方精英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明朝官場不得志的北方士人。

同年七月，多爾袞頒布“征聘隱逸”令，要求各地推薦有才德的隱逸之士。這道命令像一塊石頭，在北方士林中激起了巨大漣漪。

最先響應的是新任山東巡撫王鰲永。這位淄川籍官員深知清廷需要什么，也清楚山東士紳的影響力。他到任后，以同鄉身份四處拜訪士大夫，不到30天就給滿清推薦了39位老鄉。

幾乎同時，沈惟炳（曾被李自成任命）也提交了一份35人的名單，其中山東籍16人，北直隸6人，山西9人，河南5人。兩份名單有7個山東人是重合的。

多爾袞對山東士人給予了超規格的禮遇：先后有4人擔任各部侍郎，2人升任兩部尚書，這還僅僅是開始而已。

不僅如此，清廷還采納了王鰲永“寬免山東賦稅”的建議，免除了明末以來的“三餉”加派。1645年，孫之獬提出進一步減稅，也獲得了批準。

這些舉措傳遞出明確信號：清朝不僅接納山東士人，還要給他們實實在在的好處。

山東士紳的選擇，不能簡單用“變節”來解釋。看看1640年代的山東，就能理解他們的處境。

山東當時呈現兩極分化：運河沿岸的濟寧等城市商賈云集，但中部和西南部的山區土地貧瘠，災荒不斷。在生存壓力下，許多人淪為土匪。史書記載，從北京到徐州的官道上，“整村整村的人以搶劫為生”。

更可怕的是有組織的反抗。1622年，巨野人徐鴻儒以白蓮教起義，自稱“中興福烈帝”，饑民們“攜婦子、牽牛車、裹糧食，爭相投奔”。這場起義雖然被鎮壓，卻動搖了明朝在山東的統治根基。

1643年，李自成大軍橫掃中原，山東官府幾乎癱瘓。士紳們為了自保，打造起了自己的護衛力量，府邸成了碉堡。

李自成占領北京后，向山東派遣官員推行“追贓助餉”——說白了就是 systematic 搶劫。在德州，大順政權官員對前明官員嚴刑拷打，索要錢財。罷官回鄉的謝陞被勒令交十萬兩白銀，他的夫人不堪受辱服毒自我了結。

山東士紳對大順政權恨之入骨。那么南明呢？

這里有一段歷史恩怨：萬歷以來，“東林黨”和“齊黨”斗了幾十年，前者是南方集團，后者是北方或者山東集團。山東士紳清楚，即使南明站穩腳跟，掌權的很可能還是他們的老對手。

相比之下，清軍入關時打著“為崇禎報仇”的旗號，軍紀相對嚴明（至少在初期），主要攻擊目標是他們痛恨的大順軍。選擇清朝，成了山東士紳權衡利弊后的理性計算。

山東士紳的選擇，很快收到了回報。

順治二年（1645年），清朝在山東舉行鄉試，錄取90人。次年，滿人搞的首回會試，聊城人傅以漸高中狀元，成為滿人首粒狀元。

到1645年夏天，清軍取得了驚人戰果：五月，大順軍基本被擊潰，李自成在湖北被鄉團打死；六月，清軍進入南京，弘光朝廷覆滅。這些勝利背后，山東籍官員在后勤、招撫、治理方面的貢獻不可忽視。

當然，山東士人的選擇也付出了代價。最典型的是孫之獬，他為了表忠心，主動剃發易服，后來在山東起義中被殺，全家七口遇害。乾隆編修《貳臣傳》時，這些人的名字被永久釘在了“武臣”的恥辱柱上。

回顧這段歷史，有幾個事實值得思考：

第一，山東士人的選擇不是孤立的。在《貳臣傳》收錄的官員中，近三分之二是北方人。這反映了明朝長期南北照顧不周的結局。

第二，清初對山東士人的重用是戰略性的。山東地處南北要沖，北連京畿，南控江淮，穩定山東就能屏障北京、威脅江南。

第三，山東士人的選擇客觀上加速了統一。當江南還在為“剃發易服”激烈抵抗時，北方已在山東等地士人的協助下逐步穩定，為清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最后要說的是，歷史評價往往因時而異。乾隆編纂《貳臣傳》時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武臣”，但清朝能在中原站穩腳跟，恰恰離不開這些“武臣”的幫助。山東士人在明清易代之際的選擇，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既有個人利益的考量，也有對恢復秩序的期待，還摻雜著地域政治的恩怨。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王朝更替從來不是簡單的忠奸二分。在時代巨變中，個人的選擇往往被裹挾在更大的歷史潮流里，其是非功過，需要放在具體的時空背景下才能理解。而對于山東這片土地來說，明清之際的特殊選擇，成為了它歷史記憶中復雜而深刻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