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訌升級，官員認清中國核威懾東京無生還可能

一邊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NHK電視臺公開喊話，將中方此前的出口管制措施斥為“無法容許”，態度強硬地要求中方撤銷；

另一邊，日本國會內部卻傳來截然不同的聲音：“若中國動用核武器，東京挨一發就得玩完。”

為何日本政壇對華態度如此分裂？高市能聽得進去勸告嗎？

這次在東京掀起風浪的，不是別的國家，而是日本國會里自己人說的話。

1月11日，高市早苗在鏡頭前一本正經地說要“強化核保護傘”，仿佛只要把“美日同盟”四個字喊得夠響，東京上空就多了一層無形盾牌。

幾乎同一時間，令和新選組的山本太郎在國會直接扔了一句：“東京挨一發就得玩完。”

這話聽著扎耳朵，卻把很多人心里不愿面對的東西擺到了桌面上。

日本不是沒見過核爆的威力。

1945年，廣島和長崎各挨了一顆當量一兩萬噸的原子彈，幾十萬人在幾個月內死亡，那時候城市人口密度和建筑材料都遠不如今天。

現在的東京都市圈聚集了接近四千萬常住人口，地鐵、寫字樓、高層住宅連成一片。

現代中遠程彈道導彈的當量、精度、投送手段，比七十多年前的“小男孩”“胖子”高出不知道多少級。

一枚中高當量核彈落在東京核心區域，不用說“3800萬人瞬間歸零”那么夸張，單是直接和后續傷亡，再加上基礎設施癱瘓，就足以讓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功能瞬間失去。

問題是，日本一直把希望押在《美日安保條約》那把“保護傘”上。

這份1960年簽的條約，在冷戰時期確實給了日本不少安全紅利，因為那時美國的首要對手是蘇聯，日本等于站在了第一排防線的身后。

但幾十年過去了，戰略重心東移，華盛頓考慮問題的順序也變了。

過去幾次亞太緊張局勢升級時，美軍在第一時間做的，往往不是“和盟友并肩作戰”，而是先把駐外軍屬、家屬悄悄轉移到安全地帶。

日本方面很多時候都是事后才從渠道得知。

說明得很清楚：一旦風險失控，美國優先考慮的是自己人的安全，而不是某個盟友城市會不會被卷進去。

再回到物理現實，從東海某些潛在發射點到東京，直線距離也就一兩千公里，以現代中程導彈的飛行速度算，預警到命中的時間窗口可能就是十來分鐘。

美軍的決策鏈條，從發現異常、確認性質、向上請示、總統授權、下達攔截命令，到導彈真正起飛攔截，這一整套流程要壓縮到幾分鐘內，難度可想而知。

所謂“核保護傘”，在這種時間尺度面前，更像是一個安撫人心的政治說法，而不是能救命的技術方案。

山本太郎那句“挨一發就完了”，真正刺痛人的地方在于，它把日本國土狹長、人口高度集中、沒有戰略縱深這些老問題，用最殘酷的方式講了出來。

如果說核打擊是最極端的情況，日本常規軍力的窘境其實也不光彩。

防衛省年度預算節節攀升，已經打破戰后“1%GDP”這條心理線，但攤開裝備清單就會發現，錢花得并不值。

航空自衛隊的主力F?15J戰斗機，大量服役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航電系統長期沒根本性升級，主要雷達還是機械掃描。

面對周邊國家逐步換裝相控陣雷達、新一代隱身戰機，F?15J在探測距離、目標識別、網絡協同上全面吃虧，飛行員只能靠超負荷訓練和戰術補救。

更尷尬的是機體壽命問題。

多架F?15J服役時間已接近40年，機體疲勞嚴重，高過載機動都要掂量著來做，自衛隊內部早就有“再這么飛遲早出大事故”的抱怨。

近年來在東海、琉球附近空域，中日軍機多次近距離對峙，對方戰機用更先進的火控雷達牢牢“壓制”己方，已經成了飛行員的真實感受。

這不是宣傳片里的“勢均力敵”，而是技術代差在空中的直接體現。

日本這幾年開始引進F?35，想用第五代戰機拉回一點優勢。

但美日軍售向來有潛規則：賣給盟友的通常是功能受限版。

F?35的核心源代碼、日本是看不到的，關鍵軟件升級、性能調整都得看美國臉色。

先進導彈的配套供應也被嚴格控制，自衛隊只能在一定數量和條件下使用。

這意味著，日本掏了真金白銀，卻買來一套“鎖在柜子里”的高端裝備，遇到戰時軟件維護、零件替換的極端情況，未必有自主調整的權力。

再看導彈防御。

日本買來了宙斯盾艦和陸基反導系統，紙面指標看起來很亮眼，媒體也喜歡用“多層攔截網”來形容。

但無論是海上的標準系列攔截彈，還是陸上的愛國者系統，設計時假定的對手是數量有限、軌跡相對常規的來襲目標。

一旦面對的是多彈頭、變軌機動、同時從不同高度和方位發射的飽和攻擊，任何國家的反導系統都沒有十足把握，更何況日本這種規模和布局。

高市早苗之類政客嘴里“提升威懾力”的辦法，大多是繼續增加軍費、繼續買美國武器。

問題在于，這樣的投入并不能改變日本“買辦軍備”的本質：核心技術在別人手里，戰時節奏和使用權也在別人手里。

把越來越多的錢砸進這口無底洞，換來的更多是一種心理安慰，而不是決定勝負的硬實力。

軍事上的被動只是一面，日本更現實的軟肋在于經濟和產業鏈。

幾十年來，日本把自己深深捆在全球化體系之中，能源、高端原材料、海外市場高度依賴外部穩定。

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巨大，同樣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零部件、稀有金屬和中間產品。

近幾年中國對部分關鍵原材料、設備實施出口管制，美國又聯合荷蘭、日本限制高端光刻機對華出口，這種“你卡我、我反制你”的循環，日本往往變成被兩邊力量同時牽扯的一方。

半導體就是典型例子。

日本在材料、設備某些環節還有優勢，但整條鏈條離不開東亞整體協作。

在中國設廠的日本企業既要向中國客戶供貨，也從當地配套廠拿貨。

汽車、家電、消費電子背后都是跨境配套。

一旦因為地緣政治摩擦出現物流中斷、關稅壁壘、特定物料出口受限，日本高科技企業立刻感到“喘不過氣”。

前幾年全球“缺芯”，東南亞疫情、海運受阻，再疊加地緣風險，豐田、本田、索尼等一大片日本企業減產停線，已經給過一次預警：日本產業其實離“被掐住脖子”并不遠。

更遠一點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用《廣場協議》、半導體協議逼日本匯率大幅升值、讓出芯片市場，日本從全球半導體老大一路滑落，很多人今天回想起來依然心有余悸。

現在風向變成了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下重手，同時拉上日本、韓國、歐洲一起表態。

表面上是“價值觀聯盟”，實質上每個國家都在算自己的經濟賬。

就拿歐洲來說，一邊嘴上強調“降低對華依賴”，另一邊德國、法國的大企業依然在中國追加投資，把新能源汽車、電池、化工項目越投越大。

所謂“G7一致對外”的口號，在具體項目和訂單面前，往往一碰就碎。

對日本來說，沒有核武器、沒有戰略縱深，這是寫進歷史和地緣的既定條件，靠再多政治口號也改不了。

真正值得思考的，反而是怎樣減少對單一保護傘的迷信，怎樣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穩住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往來和安全對話。

繼續把希望押在別人“良心”和“義務”上，最后很可能換來的，只是一張在關鍵時刻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