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納吐單抗(Blinatumomab,商品名Blincyto)是現代腫瘤藥物研發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成果之一 。作為一種雙特異性T細胞銜接器(Bispecific T-cell Engager, BiTE?),它的出現標志著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治療進入了免疫療法的新時代 。
與傳統單克隆抗體(如利妥昔單抗)依賴自然殺傷細胞和巨噬細胞的ADCC機制不同,博納吐單抗通過精巧的雙臂設計,直接征用人體內最強大的殺手——細胞毒性T細胞(CTLs)。它能將T細胞強行拉向腫瘤細胞,打破了傳統療法的局限,為復發/難治性(R/R)B細胞惡性腫瘤患者帶來了生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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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歷程
博納吐單抗的誕生歷經數十年,克服了技術瓶頸與監管挑戰,是一段從理論到現實的艱難旅程。
1. 早期雙特異性抗體的困境
雙特異性抗體(Bispecific Antibody, bsAb)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但早期研發陷入了被稱為“死亡之谷”的困境:
- 生產噩夢:在雜交雜交瘤系統中,兩條不同的重鏈和兩條不同的輕鏈隨機組合,理論上可以產生10種不同的分子形式。在這10種組合中,只有一種是具有正確雙特異性的目標抗體,其余9種都是無用的副產物。這導致了極低的產率和極高的純化難度,使得大規模生產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 免疫原性問題:早期的抗體多源自小鼠或大鼠。當這些異源蛋白進入人體后,免疫系統會迅速識別它們并產生人抗鼠抗體(HAMA)或人抗大鼠抗體(HARA)。這種免疫反應不僅會中和藥物的療效,還可能引發嚴重的過敏反應,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 臨床試驗的潰敗:20世紀90年代,多個針對CD19/CD3或MOv18/CD3的雙特異性抗體臨床試驗相繼失敗。盡管它們在體外培養皿中表現出色,但在患者體內卻引發了嚴重的細胞因子釋放,且未能觀察到持久的臨床療效。例如,第一代雙特異性抗體在治療卵巢癌和淋巴瘤的嘗試中,因無法在腫瘤部位達到有效濃度且半衰期過短而告終。
這一連串的打擊讓制藥界對雙特異性抗體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許多大藥企紛紛撤資,認為這一概念雖然在理論上完美,但在工程上無法實現。該領域一度陷入了長達十年的沉寂期。
2. Micromet的堅持與BiTE技術的誕生
正是在這片廢墟之上,位于德國慕尼黑的初創生物技術公司 Micromet GmbH(后更名為Micromet, Inc.)開始了它的征程。Micromet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從慕尼黑大學免疫學系分離出來的衍生公司。1998年,Micromet從學術機構獲得了CD19/CD3雙特異性抗體的授權,這就是后來被稱為 MT103(即博納吐單抗)的分子。
當時,Micromet的首席科學官帕特里克·鮑爾勒(Patrick Baeuerle)和他的團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投資人對雙特異性抗體持極度保留態度,資金鏈時刻面臨斷裂的風險。然而,Baeuerle堅信T細胞銜接的潛力。他和Peter Kufer等人決定放棄傳統的全長抗體結構,轉而采用一種全新的、極簡的設計——“雙特異性T細胞銜接器”(B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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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met團隊的關鍵創新在于:
(1)單多肽鏈結構:BiTE分子由一條單一的多肽鏈組成,這使得它可以由真核細胞高效表達,徹底解決了雜交雜交瘤面臨的輕重鏈錯配問題。
(2)去除Fc段:去除Fc段意味著它不會非特異性地結合Fc受體陽性的細胞(如巨噬細胞或NK細胞),從而減少了不必要的背景免疫激活。同時,小分子量使其具有更好的組織滲透性,能夠更容易地穿透腫瘤微環境。
(3)極高的效能:早期體外研究發現,BiTE分子在皮摩爾甚至飛摩爾濃度下即可誘導T細胞殺傷腫瘤。這比普通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ADCC)效能高出數千倍。這種驚人的效能意味著臨床所需的劑量極低,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
3. 監管挑戰與劑量策略的意外發現
2006年的TGN1412災難(因T細胞過度激活導致志愿者多器官衰竭)導致監管環境極度收緊。監管機構要求博納吐單抗采用極低的起始劑量(MABEL,0.5μg/(m2·d)。這種極為謹慎的劑量爬坡過程,反而幫助研究人員摸索出了通過階梯給藥來管理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的關鍵策略,并驗證了其在微量下的驚人活性。
4. 商業化里程碑
2008年,《科學》(Science)雜志發表了博納吐單抗治療復發/難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I期臨床數據。2012年,安進(Amgen)以約11.6億美元收購Micromet,不僅提供了充足資金,也標志著BiTE技術獲得主流認可 。2014年12月3日,FDA加速批準 Blincyto(博納吐單抗)用于治療費城染色體陰性(Ph-)的復發/難治性(R/R)前體B細胞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B-ALL),使其成為全球首個獲批的BiTE藥物,也是FDA批準的最快的藥物之一。 繼2014年FDA獲批后,該藥迅速在歐盟、日本等主要市場獲得準入,根據摩熵醫藥數據庫顯示,該藥于2020進入中國市場,其適應癥為R/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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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用機制
博納吐單抗不僅是藥物,更是一種物理連接器。它不直接殺傷腫瘤,而是通過強行拉近T細胞與腫瘤細胞的距離,借刀殺人。
1. 免疫突觸的重構與“強吻”
在自然狀態下,T細胞受體(TCR)識別靶細胞上的抗原肽-MHC復合物(pMHC)是一個極其精密的過程,通常被比喻為一次高度特異性的“握手”。只有當握手力度(親和力)合適且環境(共刺激信號)允許時,T細胞才會激活。而腫瘤細胞往往通過下調MHC分子來把手“藏起來”,或者通過表達PD-L1等檢查點分子來傳遞抑制信號,從而逃避T細胞的識別(免疫逃逸)。
博納吐單抗徹底改變了這一規則。
- 非MHC限制性:博納吐單抗的一端結合T細胞表面的CD3ε亞基(TCR復合物的一部分),另一端結合B細胞表面的CD19抗原。這種結合完全繞過了MHC分子的呈遞要求。無論腫瘤細胞是否表達MHC,只要有CD19,博納吐單抗就能將其鎖定。這對于那些通過下調MHC來逃避免疫監視的腫瘤尤為有效。
- 人工免疫突觸:當博納吐單抗將T細胞和腫瘤細胞拉近到約10-15納米的距離時,它誘導形成了一個類似于天然免疫突觸(Immunological Synapse, IS)的結構。
- 多點接觸與穩定性:與天然TCR僅需少量接觸即可激活不同,BiTE誘導的突觸可能包含數千個結合位點,形成一個巨大的、異常穩定的接觸面。這種強效的連接被形象地稱為“魔術貼”(Velcro)效應或“致命的強吻”。在這個狹小的突觸間隙中,高濃度的溶細胞顆粒被釋放,確保了殺傷的精準性,同時減少了對周圍正常組織的誤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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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環殺手模式
被博納吐單抗激活的T細胞并不是一次性消耗品。相反,它們展現出了“連環殺手”的特質。
(1)快速裂解:一旦突觸形成,T細胞迅速極化,并將溶細胞顆粒(Lytic Granules)定向運輸到突觸部位。這些顆粒釋放穿孔素(Perforin)和顆粒酶(Granzyme)。穿孔素在腫瘤細胞膜上打孔,顆粒酶隨之進入胞內,激活半胱天冬酶(Caspase)級聯反應,誘導腫瘤細胞凋亡。
(2)脫離與再結合:完成殺傷后,T細胞會與死亡的靶細胞分離,并迅速尋找下一個CD19陽性目標。顯微鏡下的觀察顯示,一個T細胞在BiTE的輔助下,可以連續跳躍、結合并殺傷多個腫瘤細胞,這一過程被稱為“連環殺傷”。
(3)自我擴增:這種激活還會刺激T細胞自身的增殖。在臨床治療中,經常觀察到患者體內的T細胞數量在治療初期顯著增加,這進一步放大了治療效果。這種多克隆T細胞的擴增使得即便初始T細胞數量較少的患者也能獲益。
3. 旁觀者效應與細胞因子風暴
這種強效激活是一把雙刃劍。激活的T細胞不僅釋放毒素,還會大量分泌炎癥細胞因子,如干擾素-γ(IFN-γ)、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
- 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這些因子的急劇升高正是引發CRS的元兇,表現為高熱、低血壓、缺氧,嚴重時可導致毛細血管滲漏和多器官衰竭。IL-6被認為是CRS的核心驅動因子,這也是為什么IL-6受體拮抗劑托珠單抗(Tocilizumab)成為治療CRS的標準藥物。
- 神經毒性機制:2024-2025年的最新研究表明,神經毒性(ICANS)可能與全身炎癥導致的血腦屏障(BBB)內皮細胞激活有關。博納吐單抗誘導內皮細胞上調粘附分子(VCAM-1, ICAM-1),促使外周激活的T細胞粘附并遷移至中樞神經系統(CNS),引發局部的“微型風暴”。
三、臨床應用與挑戰
由于特殊的藥物性質,博納吐單抗的臨床使用具有獨特的方式和挑戰。
1. 連續輸注(cIV)的必要性
由于分子量極小(~55 kDa)且缺乏Fc段,博納吐單抗在體內會被迅速清除,半衰期僅約2小時 。為維持有效濃度,患者必須接受連續靜脈輸注,通常一個周期為28天連續輸注,隨后休藥14天。
2.“背包俠”的日常
患者需要隨身攜帶便攜式輸液泵,這催生了獨特的“背包文化” 。
- 生活限制:淋浴、睡眠都需要小心處理管路和泵,報警聲常是夜間的困擾 。
- 心理獲益:盡管有束縛,但相比高強度化療的住院痛苦,背著背包能在家自由活動、上學,對患者(尤其是兒童)是一種巨大的解脫 。
給藥方式有了重大改進:皮下注射,目前處于臨床研究階段。公布的皮下注射劑型(SC) 1b/2期臨床數據顯示了積極結果。其優勢在于皮下制劑在維持高緩解率的同時,展現了與靜脈輸注相當甚至更好的安全性(如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發生率可控)。一旦獲批,將極大提升患者的便利性和依從性,實現“去住院化”治療。
根據摩熵醫藥-中國藥品審評數據庫的最新監測數據顯示,2026年1月5日,CDE正式受理了安進公司遞交的進口申請(受理號:JXSL2600001),這意味著該藥離‘去住院化’治療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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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來源:摩熵醫藥-中國藥品審評數據庫
3. 副作用管理
- CRS管理:核心策略是階梯式給藥,即從極低劑量開始,待適應后再提升至目標劑量,必要時使用托珠單抗 。
- 神經毒性管理:癥狀包括失語、書寫困難等,通常在停藥和使用皮質類固醇后可逆。
四、博納吐單抗 vs. CAR-T
在CD19靶向治療領域,博納吐單抗和CAR-T(如Tisagenlecleucel, Axicabtagene ciloleucel)常被放在一起比較。兩者都利用T細胞殺傷,但策略截然不同:一個是“現貨型”的蛋白藥物,一個是“定制化”的活細胞藥物。
全方位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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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洞察:互補而非互斥
最新的臨床趨勢并非“二選一”,而是“序列戰”或“組合拳”。
- 降腫瘤負荷:CAR-T治療前,若患者腫瘤負荷過高,發生致死性CRS和神經毒性的風險極大。博納吐單抗可用于先期降低腫瘤負荷,使后續CAR-T治療更加安全。
- 橋接移植:對于許多高危ALL患者,博納吐單抗能高效清除微小殘留病變(MRD),使患者在最佳狀態(MRD陰性)下接受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allo-HSCT)。研究表明,MRD陰性是移植成功的關鍵預測因子。
- 序貫治療的等效性:2024年的研究數據表明,二者在作為移植前橋接治療時,2年總生存率(OS)和無進展生存率(PFS)無顯著統計學差異(博納吐單抗組OS 88.89% vs CAR-T組 73.89%),暗示對于等待移植的患者,博納吐單抗可能是一個更溫和、更經濟且同樣有效的選擇。
- 耐藥機制的重疊:兩者都面臨CD19抗原丟失(抗原逃逸)的挑戰。有些白血病細胞會發生CD19基因突變或通過可變剪接產生不含表位的CD19異構體,甚至發生譜系轉換變成髓系白血病,從而同時逃避這兩種療法的打擊。
五、結語
從1998年獲得授權,到2014年FDA獲批,博納吐單抗走了17年。
作為全球首個獲批的BiTE分子,它證明了一件事:不需要復雜的細胞工程改造(像CAR-T那樣),僅僅通過一個精巧的蛋白設計,就能讓T細胞成為癌癥的克星。
雖然現在的雙抗研發都在拼命加回Fc段以延長半衰期,但博納吐單抗在那個年代留下的工程學智慧,依然是今天免疫治療最寶貴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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