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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針對萬惡的美帝恐嚇要揍伊朗一事,知名媒體專家胡錫進發表洋洋灑灑數千字的文章,其中如此稱:
“……在老胡看來,外部力量通過空中打擊推翻伊朗政權的難度非常高,而且事情的矛盾在于,特朗普如果僅僅要立威,教訓伊朗政權一番,根本不會有什么實質政治意義,而且反過來促使伊朗團結的可能性倒是挺大的……”
“……一個更高的幾率是:這次軍事行動將留下一個政治及軍事上新的‘爛尾工程’”。
老胡退休后,作為時政類自媒體大咖,其發聲也更為放飛自我。
但這次,真的如老胡所言,事實會是如此嗎?美國教訓伊朗,真的不會有實質政治意義?
或許,老胡的記憶力太差了些吧?比如,不久前,美國軍事打擊伊朗的核設施,令伊朗渴望攜核自保的最大后路,已轟然消失。
且伊朗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及重要科學家,也遭到定點清除——而恰恰正是這些外部的嚴重打擊,令伊朗國內經濟窘境更為雪上加霜,才有了今天,其內部可謂最大的混亂不堪與重大危機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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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面對美帝又一次想教訓伊朗的局面,胡錫進仍給出“不會有實質政治意義;軍事打擊還會留下爛尾工程”的預測與定論——這豈不又有點像老胡當年在環球時報任上,該報發表的洪鐘大論:《薩達姆為什么不慌”》,一樣的好玩又好笑呢?
事實上,伊朗罕見的處于內外交困之際,美帝及其跟班小弟以色列在此時,如果再來踩上一腳,那不啻是極為致命的一擊吧?
可是,到了胡錫進這里,卻成了“無意義和爛尾工程”了——你這是為波斯朋友打氣呢?還是會像對待薩達姆那樣,是在坑你的國際老朋友呢?
其實,不難看出,像老胡及其“磚家”朋友們的此類發聲,大多隱含著情感偏向和立場先行出發的意味,所以,就會無論面對何種情況,只要是事關我們的對手——“美帝”,那就要自然和天然地站在“敵人的敵人之朋友”一邊立論!
所以,面對美帝的大軍壓境,老胡仍是替波斯朋友“我自巋然不動”地打氣、預測和下結論了。
在我們這兒,類似于老胡這樣的“專家、學者”并非罕見。
比如,曾在官方最高電視臺上,那位常年做嘉賓的“美女軍事專家”,在打擊伊朗核設施前,就信誓旦旦的斷言:
“你看,伊朗現在講……只要美國發出第一枚導彈,你只要把這個火點起來,對以色列半小時我就能滅掉!”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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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曾在美帝擄走委國總統前,在電視臺上宣稱:“有S-300的委內瑞拉,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
這跟老胡的老東家報紙上,當年的“薩達姆不慌”之高論,確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可很快,臉裝在褲襠里的美帝,卻一點也不聽我們這位美女軍事專家的正言奉告與嬌聲怒斥,竟然如入無人之地一般,將“中國的老朋友”馬杜羅總統給強擄而去。
類似的“立場堅定”之先驗性專家預測還有很多:
比如,在“俄烏戰爭”發生前,國內的一眾軍事、國際問題專家們,都紛紛給出了自以為是的預測與定論:
比如,曾盛贊“俄羅斯人最感欣慰的,就是俄國開疆拓土”的“宋忠鵝”同學,當時就宣稱:“美國人在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話,這就是本世紀最大的謠言!……”。
還有軍事專家某文龍稱:“……這家伙,大嘴巴子打得拜登的老臉,估計挺疼啊!至少在正月里都不會消停”。
而知名國際問題專家“嘿嘿嘿”則稱:“我看那個拜登總統……就是撒謊的人啊!……那種低智商的撒謊,就是完全無中生有……”
還有那位身份證上棄掉祖姓,改作被閹的知名史學家之姓氏者稱:“……被打臉啊,那不是一般的打呀,那打得啪啪的呀——一點動靜都沒有啊,本來就沒這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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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墻頭不出紅杏卻出飛盤”的行家里手——胡錫進當時也說:“拜登總統公開宣揚的,俄羅斯將在16日對烏克蘭發動的進攻,在哪兒呢?……一國總統啊,而且是美國總統,就敢這樣滿嘴跑火車……”
“看來,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撒個謊,根本就不是個事,政治家可以張口就來,他們控制的輿論呢,積極幫著洗地……美國高官們一點尷尬也沒有,華盛頓那幫人,就是一群滾刀肉,真理的刀子一遇到他們,只能打滑啊!”
——不知自認掌握了“真理刀子”的老胡,此后面對“滿嘴跑火車”之語,會否羞澀難當、小臉緋紅呢?
當然,預測,本就有準或不準的不同結果——我們并非要求這些專家、學者或大咖們,一定預測準確無誤,但是,有些專家竟能做到預測總是不準,那顯然是更大的人間奇跡了吧?
這其實,跟另外一些專家對于國內民生的提案、建議,總是與民生現狀形同陌路、相差甚遠,在道理上大多也是豪爽不差——因為,這些磚家的眼睛并沒有謙恭地向下,向著人民與民生說話!
《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談論當年蘇聯社會時說,“他們的話,你得反著聽……因為,他們的觀念體系和評價標準都是反人類的!”。
著名的黑人“公知”——托馬斯-索維爾也曾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這類知識分子有著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可以隨心所欲的極度愚蠢,卻不用為其后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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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當年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訪問蘇聯,并免費在莫斯科的大都會酒店里,度過了自己豪華的75歲生日,回到英國后,其真誠地盛贊“蘇聯那里沒有饑荒,那里沒有失業,‘大林子’也是最開明的領導人”云云。
還有知名的法國哲學家薩特,亦曾面對古拉格的血淚和烏克蘭的饑荒時,依然不吝贊美之詞,并毫無悔改地說:“我不會放棄希望,也不會放棄我的選擇”。直到去世前,薩特才懺悔:自己不配進太廟、入先賢之祠。
那么,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何在呢?——托馬斯-索維爾給出了五大維度:一是對經濟的理解;二是對用詞的偏好;三是對法治的認知;四是對戰爭的態度;五是對社會理想的建構。
一言以蔽之,評判何為“公知之良知”,就是看其立場,是否真正站在“人性與人民”的一端!
我們的古代史上,或許唯有那句“君輕民貴”之言,算得上真正響亮的“知識精英良知”之所在!
為何我們當年那批革命志士,真正能夠聚攏和團結民心,最終獲得新中國的破土而出,也就是完全得益于對“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之宗旨、理念和理想的追求!
形象點說,就是所謂“不為帝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可以作為判斷知識精英是否具備良知的最重要標準!
但有一些專家,卻總愛拿空泛的詞匯和宏大的敘事,作為花色鋪墊與好看的蓋頭,但豈不知,終究只有將民意、民愿等施之于民生領域的億萬蒼生身上,才能讓“民為貴”的理想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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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專家從不敢直面民生問題,不敢發出哪怕一丁點批評之聲——卻將“批評,也是一個人的另類贊美詩”,當作了擦腳布扔進了垃圾桶,而只有宏大到空洞的贊美之詞,那么,無論多么言之鑿鑿、宏大偉岸,但其不敢為蒼生立言、無法與民共情的態度下,良知又何以安居呢?
則這樣的人,其實只不過是披著“知識分子”之皮,實則是一個個行尸走肉的工具人而已!
于是乎,這些“磚家”們預測世界大事時,常常會驢頭不對馬嘴,預測與結果總是南轅北轍的現象,就會不足為奇了。
如此立場先行、觀念出發之下的認知、思想,與現實常會相左相悖,則不被自我打臉都難了。
其實,此類“磚家”風行于世的“偽公知”群體,才會筑就知識界中真正的“爛尾工程”!
當然,這些“磚家”大多會是“裝睡的人永遠叫不醒”——畢竟,他們在安全無虞的賽道上,既能輕易出人頭地的快速成名,還能賺得利益盆滿缽滿,則“良知”二字,于其還能價值幾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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