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特輯｜2026年全球經濟十大趨勢展望

編者按

2026.01.15

本文以“十大展望”貫穿全球經濟趨勢，從美歐債務與貨幣、能源與關鍵礦產博弈，到私人數字貨幣對抗央行數字貨幣，再到AI產業擴張下的美國社會分化，以及人民幣匯率走勢和中國經濟從“供強需弱”邁向“供需同強”的結構性轉折，試圖為讀者提供一幅2026年世界與中國經濟、風險與機遇的全景圖，也為決策層提供策略上的預警鈴。

面對更碎片化的全球規則、更劇烈的金融重定價和更復雜的科技與資源競爭，中國如何在外部高波動中守住金融穩定與匯率底線，在內部通過治理“內卷式競爭”、激活居民消費和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走向“供需同強”的新平衡？我們會持續帶著問題看趨勢、在趨勢中找方向。

01

美聯儲是否會被“特朗普化”？

美聯儲的獨立性成為其

推行“美國優先”經濟政策的最后堡壘。

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其對美聯儲施壓不斷，意圖掌控美國貨幣政策的主導權。盡管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任期即將于今年5月正式結束，但特朗普近期卻已等不及使用“兩房”資金直接繞過美聯儲下場買債（MBS），并對鮑威爾發起刑事調查，以加快降息進程，從而在中期選舉前用更低利率刺激經濟，交出一份令選民滿意的“成績單”。總體來看，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基本已實現對美國貿易政策（“對等關稅”）、財政政策（《大而美法案》）的“特朗普化”改造。至此，道路已然鋪就，美聯儲的獨立性成為其推行“美國優先”經濟政策的最后堡壘。勝負之間，指向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前景：一旦成功，央行獨立性名存實亡，將引發通脹失控、美債信用受損及美元資產定價邏輯等一系列變化。若結果敗退，財政擴張與高利率的組合將使美國經濟或在中期選舉前面臨衰退壓力，或金融市場劇烈動蕩。

02

跨大西洋右翼網絡逐漸成型，

國際經貿規則與分工進一步

滑向“主權優先”邏輯

主權至上、經濟民族主義、文化保守。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一個以意識形態為紐帶、橫跨歐美與拉美的“跨大西洋右翼網絡”正在加速成型，并成為一股正改變歐美乃至全球政治、經濟、外交格局的系統性力量。其秉持“主權至上、經濟民族主義、文化保守”的共同議程，對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基礎持普遍懷疑態度，尤其蔑視WTO等多邊協調機制，這預示著一個更具沖突性和對抗性的國際環境。在經貿領域，跨大西洋右翼網絡并沒有形成類似歐盟的“共同市場”，反而強調本土制造和就業，各自筑起保護主義高墻。其中，美國以“對等關稅”為首，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歐洲右翼也要求縮短供應鏈追求經濟自主。這意味著國際分工邏輯正從“全球配置”根本性地轉向強調安全與控制的“本土優先”，這導致原本一體化的跨大西洋市場出現結構性裂痕。

2026年，美國的CPAC（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與阿根廷、匈牙利、意大利、法國的右翼勢力的聯動機制可能進一步常態化，共同輸出“反全球主義”敘事。全球經貿規則在此影響下或將進一步脫離以多邊融合與規則統一為導向的傳統路徑，加速滑向以“排他性”區域安排和“主權優先”為特征的“碎片化”新階段。

03

發達經濟體的高債務困境

與財政政策“民粹化”

透支國家資產負債表為代價

來維持執政合法性。

當前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債務占GDP比重已突破110%的歷史高位。與以往不同的是，傳統的“財政審慎原則”似乎被徹底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服務于短期政治目標的“財政民粹主義”。這種趨勢在美、歐、日三大核心經濟體中表現得尤為劇烈，其本質是執政者為了迎合民粹情緒（如反移民、反通脹、反精英），不惜以透支國家資產負債表為代價來維持執政合法性。甚至近期在財政上最保守的德國，也在安全和增長的雙重壓力下，啟用大幅擴大國防、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放寬舉債的凱恩斯“工具箱”。

從財政與財務的可持續來看，這些國家在收入端拒絕加稅，甚至在赤字高企時繼續承諾減稅。而在支出端為安撫選民又大幅增加迎合民粹主義情緒的補貼以及國防/產業政策開支，政府愈發像“無限責任公司”一樣包辦一切（安全、福利、增長）。然而，高企的債務和利息成本警告2026年可能是一個主權債務風險重估的劇烈波動年。

04

日本迎來財政擴張與

貨幣正常化共存的“高市經濟學”

日本已進入一個極為罕見的‘政策背離期’。

當前日本已進入一個極為罕見的“政策背離期”：一方面是財政政策的極度擴張（新安倍經濟學/高市經濟學），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的被迫正常化（日本央行已開啟歷史性加息周期，將政策利率上調至30年新高）。這種組合與2013年“安倍經濟學”強調的“財政貨幣雙寬松”有本質不同。其中，與安倍時期側重公共基建不同，高市的財政擴張具有強烈的“經濟安保”色彩，重點投向半導體、AI、能源自主及國防產業。同時，為應對加息對經濟帶來的壓力以及日本國內持續的通脹，高市還推出了激進的減稅和補貼計劃（如暫停汽油暫定稅率、發放負所得稅性質的給付金）。盡管高市早苗本人是著名的“反加息派”，但日本央行在2025年底依然將政策利率上調至0.75%。日本政府通過發債維持高需求，這在加息環境下勢必顯著推高國債收益率，并急劇放大日本政府這一全球負債最重的主要經濟體所固有的龐大償債風險。這種“財政油門與貨幣剎車互搏”的狀態，可能導致2026年日本宏觀經濟的劇烈震蕩。如何平衡經濟安保、民生維穩與金融體系穩定，將成為“高市經濟學”面臨的嚴峻考驗。

05

產油國在地緣變局下政治動蕩頻發

全球能源版圖面臨劇變

能源不再只是商品，

而成為可被‘開關化’的戰略工具。

近期，委內瑞拉與伊朗接連出現的地緣政治動蕩及內部政治壓力，拉開了2026年全球能源版圖大變局的序幕。長期以來，擁有全球最大探明石油儲量的委內瑞拉、全球第三大石油儲量國及霍爾木茲海峽的關鍵控制者伊朗，與俄羅斯共同構成了全球能源版圖中具備大規模出口潛力且處于“非西方陣營”的三大支柱。然而，一旦前兩者發生政權更迭，或政策導向被迫倒向美國，將意味著全球原油供應國陣營將實質性地偏向美國及其盟友體系的控制或強力影響范圍之內。

整體來看，特朗普政府或許正“有意識”地將能源戰略嵌入其地緣博弈之中。能源不再只是商品，而成為可被“開關化”的戰略工具。作為全球最大的產油國，美國通過制造或利用地緣動蕩，試圖進一步從供需兩端強化對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權。2026年，全球能源格局或將由“多源分散”加速轉向“美式主導下的可控分化”。未來無論是通過調動石油價格以影響能源消費國通脹，或是直接減少供給“卡脖子”，都將成為需要考慮與分析的重要話題。

06

私人數字貨幣與央行數字貨幣

的全球博弈升級

排他性的‘美元數字化’擴張，

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構成嚴重挑戰。

2025年初，特朗普發布《加強美國在數字金融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4178），標志著美國數字貨幣發展路徑的根本轉變。其一方面大力支持私人加密貨幣的創新與發展，尤其是促進“合規”美元穩定幣的快速擴張；另一方面明確禁止政府建立、發行、流通任何央行數字貨幣（CBDC）。在當前全球134個國家（代表全球GDP的98%）正在探索且11個國家已成功推出CBDC的背景下，美國的做法與主流路徑出現了明顯的偏離。本質上，美國希望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優勢以及區塊鏈創新能力，讓私人部門快速壟斷新型數字支付基礎設施，并通過穩定幣實現美元的全球數字化。

進入2026年，隨著關鍵立法《2025數字資產市場清晰法案》（CLARITY Act）的實質性推進，受美國政府背書的私人數字貨幣將加速融入傳統金融體系，這種具有排他性的“美元數字化”擴張，勢必將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主權構成嚴重挑戰，進而激化美國私人數字貨幣與全球CBDC（如數字歐元、數字人民幣等）兩大陣營的對立。

07

全球關鍵礦產爭奪愈加

白熱化、激烈化

資源安全問題已從產業與能源層面，

上升至國家財政與宏觀金融安全的戰略高度。

進入2026年，全球關鍵礦產（如鋰、鈷、鎳、稀土、鎵、鍺等）的爭奪已從單純的商業資源博弈，上升為國家戰略生存權的較量。尤其在全球AI軍備競賽、能源轉型壓力及地緣政治博弈三重疊加下，關鍵礦產不再是普通的工業原料，而是支撐未來科技主權、經濟增長動能與國家安全的戰略核心資產。關鍵礦產的開采、精煉與深加工正成為各國建立產業鏈閉環的關鍵。例如，七國集團（G7）在延續其2025年6月的行動計劃的基礎上，近期于財長層面專門召開會議，聚焦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并就降低對單一來源的依賴、探討設立價格底線等政策工具達成協調。這標志著資源安全問題已從產業與能源層面，上升至國家財政與宏觀金融安全的戰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2026年全球供應鏈格局或將繼續被深刻重塑，各國不再滿足于原材料貿易，而是強制要求供應鏈環節本地化，或強力推動采礦、精煉等關鍵環節向本土及盟友國家轉移。這種趨勢或將導致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從效率優先的“大循環”加速轉向安全優先的區域性“小循環”，重構供應鏈主導權和資源流向。因此，關鍵礦產價格預計將繼續維持在高位且波動劇烈，并進一步加劇全球資源競爭的復雜性。

08

人工智能產業擴張

進一步擴大美國經濟社會分化

普通民眾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

2025年，美國人工智能（AI）資本向大型科技企業集中的趨勢進一步加劇，經濟社會的分化正在不斷凸顯。一方面，靠近AI浪潮的階層高歌猛進——高收入人群憑借股市回報的“自動增值”效應、在就業與收入上的“結構性優勢”，以及政策環境對科技企業的明顯傾斜，AI帶來的紅利被精英群體“收割”；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卻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隨著資源大規模向AI領域聚集，傳統制造業的中低技能崗位面臨被自動化取代或工資擠壓的風險，居民生活成本持續攀升，消費信心與能力顯著下滑。經濟社會活力呈現出顯著的“冰火兩重天”局面。

2026年，隨著資本回報率的持續攤薄，一旦AI商業化進程無法覆蓋其龐大的算力成本，頭部企業的縮減開支或金融市場的估值幻滅，將引發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連鎖效應。例如，企業大面積出清和股市大幅波動將對財富、消費以及就業產生沖擊，導致本就脆弱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

09

人民幣匯率能否在單邊升值預期下

保持穩健走勢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仍將是常態，

單邊走勢不可持續。

近期，德意志銀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國際投行基于出口韌性與美元走弱預期，預測2026年底人民幣或升值至6.7左右。受此情緒推動，人民幣兌美元自2025年末起呈現階段性快速上漲。其中，2025年12月31日，在岸人民幣收于6.9890，系自2023年5月以來首次收于7.0關口；進入2026年，升值勢頭不減，1月12日盤中最高觸及6.9700，創下約32個月以來的新高。

然而，在全球地緣政治摩擦頻發與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深化的背景下，必須理性看到升值與貶值因素實則并存。當前高度集中的升值預期，既容易讓市場忽視客觀存在的反向壓力，也可能對市場情緒造成干擾。特別是在全球金融系統承壓、貿易壁壘抬升的環境下，匯率過快單邊升值并不利于經濟與金融穩定。展望2026年，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仍將是常態，單邊走勢不可持續。市場不宜盲目押注單邊行情，政策核心或將重點強化預期管理，確保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為貨幣政策贏得主動空間，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石。

10

“供強需弱”加快轉向

“供需同強”的新平衡

為經濟結構轉型與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筑牢堅實基礎。

在供需兩側協同發力的政策驅動下，2026年，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有望從“供強需弱”加快轉向“供需同強”的新平衡。

在供給端，政策重心已明確轉向優化結構與規則，對“內卷式”競爭展開系統性治理。在產業層面，通過產能調控推動優勝劣汰，引導競爭向技術、質量與品牌升級；在制度層面，通過規范企業行為、糾治地方扭曲性補貼、破除要素壁壘，旨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的良性生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已自2025年10月起實現連續三個月環比上漲，顯示政策效果已初步顯現。

而在需求端，系統性政策也致力于擴大與升級內需。近期圍繞消費、投資、收入的一攬子措施，預計將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實質性提升居民消費能力與意愿。同時，通過政府對社會民生與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投資，有效帶動社會資本、激活市場潛力。

總體上，“供需同強”的新平衡對外將重塑“中國制造”在復雜國際變局中的價格競爭力，對內則將有效推動市場價格與企業利潤回歸合理區間，促進企業盈利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環，為經濟結構轉型與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筑牢堅實基礎。

本文作者

曾譯瑤：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周承哲：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包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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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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