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文化丨《左傳》里的吳太伯及吳國

（一）逃之

后人了解吳國的歷史，大多始于《史記?太伯世家》。為此，作為現世的吳文化研究者，我們應是非常感恩太史公的。他讓后人能夠隔著千年光陰去回望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但是，源于太史公對吳國早期歷史的含混敘事，給后世學者也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千年謎案。

最經典的是，單是一個“荊蠻”，一個“勾吳”，就讓江蘇、陜西隴縣、山西平陸、河南宜陽、山東“宜國故地”等地被生生拖進了太伯“勾吳可能所在地”的爭議行列。即如江蘇省境內，無錫梅里、蘇州木瀆、鎮江丹徒，由于傳世文獻記載的層累的疊加而造成的模糊和漫漶，更由于吳國第一青銅器在丹徒大港煙墩山土墩墓地的橫空出世，數十年來，三城學者也是內斗不斷，相互掐架。那么，這一千年謎案，真的就無解了嗎？

此處，我們不妨暫且擱置《史記》《吳越春秋》等已然相隔西周數千年后的“史書”。宕開一筆，回到《左傳》。

我研究西周史，就始于《左傳》的通篇閱讀。坦率說，其文字的晦澀，事件的雜亂，人物的眾多，倘若不是懷一份對東鄉老祖的敬畏，要在浩如煙海的《左傳》中打撈出關于“吳國”的相關記載，絕非易事。

迄今為止，《左傳》成書年代尚未明確決斷。但學界主流觀點認為，該書主體完成于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約公元前403年，即歷史上堪稱劃時代的重要史實“三家分晉”前后。

敘事方便，且先看幾組數據。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結論，西周國祚定為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此處，我們不妨做個粗略計算。《左傳》完成之時，距離西周早期小邦周“繼承人事件”的發生僅僅過去了643年；距離西周滅亡的時間更只有368年。公元前473年，也就是《左傳》完成后的70年，吳國最終亡國。史家和坊間都說吳國國祚約700年。

再次回到《左傳》文本。

作為吳國締造者的吳太伯第一次出現在敘事中，是在《魯閔公元年》，即公元前661年。此時，周武王之子唐叔虞締造的晉國因為王位繼承人問題出現內亂，晉獻公因寵幸驪姬，欲另立其子而追殺廢太子。生死攸關之際，力挺太子申生的晉國大夫士蔿搬出了同樣因繼位問題而“出逃”的吳太伯。

原文如下：“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為便于閱讀，譯成白話文如下：“太子，你沒辦法繼承君位了不如逃離晉國，別讓災禍落到自己身上。像吳太伯那樣，不也很好嗎？這樣還能留下好名聲，總比最終遭遇禍難要強。”這是《左傳》中對太伯這一歷史人物的最早記載，也是關于太伯“逃奔”的最早記載。

此處，有三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首先，此時太伯已經冠以“吳”姓，而《逸周書?世俘解》里出現在周人主廟牌位上的太伯就還只是太伯。單倘若按照《史記?吳泰太伯世家》講述，此時的太伯已然在荊蠻建立了“勾吳國”，歷經了太伯最初的以周禮治理國家，經歷了仲雍的斷發文身入鄉隨俗的變革，傳到了第四世孫、第五世君主周章了。顯然，在太伯的姓氏上，太史公的記載糾正了《逸周書?世俘解》的漏誤，是真實可信的。其次，文中只提及了吳太伯，尚未提及吳太伯治下的吳國相關事宜。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士蔿口中的太伯并非如后世漢儒們所說的“讓位”，而是“逃之”。因“逃”而避免了關鍵時刻的周國君位順利繼承，從而避免了一場兄弟鬩墻獲得了時人好評。由此，我們可以推理，至少在事件發生的600多年后，作為同為周王室姬姓同宗的晉國士大夫們還是認同吳太伯“出逃”行為的。

關于這一點，古往今來的學者們也都給予了高度評價。春秋以降，太伯“出逃”已然成為美德典范。正是基于此，后世漢儒們進一步將“出逃”的太伯濃抹為“主動讓王位”的“至德圣人”。孔子《論語?太伯篇》更是開篇即頌。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也就是說：“太伯可以說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把王位讓給季歷，老百姓都找不到恰當的詞句來贊美他。”時光荏苒，我們已經無法了解士蒍口中的“逃之”怎么就變成了此處的“三以天下讓”。這或許就是太史公文中所敘建立勾吳國的太伯在父親病重之時，依舊采藥伺候且再次堅決不就君位的軼事依據了吧。

而作為太伯一手創立起來的吳國國家形象，第一次被《左傳》記載，則是到了60年后的《魯宣公八年》，即公元前601年。此時際，距離壽夢時代的吳國崛起只有56年。

原文如下：“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彼時的吳國和越國都還只是偏居南方的“小弟”。按照楊伯峻先生的注解，面對當時實力遠遠大于自己的“眾舒”且因自不量力而被楚國暴揍之時，和楚國比鄰而居的兩個小弟吳國和越國還是“識相”的。他們選擇了站隊大哥，唯大哥“楚”國馬首是瞻。至于吳越當時關系如何，文中并未展開解讀。

（二）不從

泰伯第二次在《左傳》出現已是6年后。那一年，是魯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悲催的是，太伯、仲雍的另一個后裔之國——虞國被晉國滅掉了。大宗主動讓賢，小宗不知感恩，反倒滅了同宗血脈。同時被滅的虢國和晉國關系更近。這一事件，是探究泰伯及吳國史的學者都繞不開的話題。

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同室操戈，骨肉相殘，在春秋之際，已經不是稀罕事。《左傳?魯僖公五年》記載，已經耀武揚威稱霸中原的晉國，欲再次攻打同為姬姓同宗的虢國，提出了要借道虞國的要求，并且送去了大量的香車寶馬。事實上，三年前，也即公元前658年，虞公已經帶領軍隊暴打了虢國一次。此時，虞公再一次心動了。這和人們記憶中有關泰伯、仲雍兄弟的德行和氣節相差甚遠。堂堂一國之君的虞公，再一次為了肉眼可見的“利益”，全然不顧同宗血脈的“情義”，為晉國部隊提供了方便。

彼時，山西平陸之虞國，和虢國隔河相望。此虢國，是周文王之子、武王叔虢仲的封國。考古資料證實，昔日虢國國力曾經非常強盛。作為周文王的高參，虢國君臣，也曾為建國之初周王室立下不朽功勛。《班簋》就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在成王三年東征戰役中，身為王叔的虢仲不顧年邁，親赴疆場，身先士卒，浴血奮戰。無奈，暮年虢叔因病只能無奈脫下戰袍。吳國吳伯和呂伯作為左右手，繼承虢叔未竟大業，立即跟隨最小王叔毛公再次出征，共同征討西周勁敵——東夷，并取得最終的勝利。也甚至由此，有人猜測，我東鄉始祖（之一？）的宜侯就是在這次東征途中被周成王徙封，以加強吳國的力量。此說是否準確有待商榷。此處不贅。

預料之中，晉國滅掉了虢國。晉軍揮師回國途中，再次借住虞國。好吃好喝伺候的虞公君臣，換來的卻是亡國被俘之災。或是良知尚未完全溟滅，亦或畏懼泰伯、仲雍的圣德余威，晉人只抓走了虞公，并未讓虞國絕嗣。換言之，虞國一脈應該還有人留在原地。

宮之奇一語成讖。

史料不載，考古未見。迄今為止，我們依然無法確認這位貪財昏庸的虞公是《逸周書?世俘解》牌位上的虞公第幾代世襲傳人。但此虞公卻為后世留下了兩個高頻成語：唇亡齒寒、假道伐虢。

回到原文。《左傳·僖公五年》載：“冬，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面對鬼迷心竅、盲目自信的虞公，虞國大臣宮之奇苦言相勸。最后，甚至搬出了虞國始祖泰伯兄弟說事：“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宮之奇的話，至少有四個方面有別于晉國士大夫士蒍所說。

首先，作為虞公身邊隨時可以進言的近臣，宮之奇之言的真實性和含金量應該更高。

其次，虞國遠祖泰伯、虞仲確是周太王之子，是王季的兩位兄長。按西周奉行的昭穆制度，泰伯、虞仲一脈當是大宗。而且，虞公對宮之奇勸諫無動于衷的原因，正是基于這樣的家國背景，他一廂情愿地認為晉國不會加害于同為姬姓同宗的自己和自己的國家。

再次，敘事中的泰伯還是泰伯，但曾經的“虞公”卻變成了“虞仲”，這是傳世文獻中“虞仲”之名第一次亮相。反觀太史公《史記?吳泰伯世家》，開篇即為：“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

此處，我們不妨捋一捋這一演變過程：《逸周書》里稱之為“虞公”；《左傳》里稱之為“虞仲”；《史記》里稱之為“仲雍”。顯然，三者應指同一人，即泰伯之弟。但一人三名，確實匪夷所思。也因此，當地處寧鎮山脈的吳國故地——鎮江丹徒煙墩山古墓“宜侯夨簋”出土之后，前輩學人對該簋相關信息解讀的時候，皆被幾代虞仲搞得云里霧里，且至今依然各執一詞。

最后，也是最為關鍵之處。宮之奇的話中，出現了泰伯兄弟出奔的第二個版本。即：泰伯、虞仲之所以沒有繼位，并非如晉國大夫士蒍所說“逃之”，而是“不從”。但，令人愈發困惑的是，何為“不從”？從春秋起，各家釋讀再起歧義。甚至，因為“不從”二字解讀引出了第三個版本——“翦商說”。

“不從”，按楊伯峻先生的解讀，泰伯兄弟沒有跟隨太王所率主力，從山西豳州，跋山涉水，一路遷徙，抵達陜西岐下——后人口中的周原。沒有隨侍身邊，所以失去了繼承大統的資格。此處，又留下一個伏筆。泰伯兄弟沒有跟隨西周主力同行，他們又去了哪里？

但是，無論何種解讀，至少，在同時期的《左傳》和《詩經》兩種傳世文獻記載中都指向一個史實，晉國士蒍之說和宮之奇之說都值得商榷。泰伯兄弟出奔，并非出自擔憂自家兄弟的自相殘殺的禮讓，而是帶著重要的政治使命和宏偉的抱負，兄弟倆攜手獨闖天涯。如此看來，后世漢儒們一廂情愿地單純禮贊泰伯兄弟“禮讓”德行，頗給人有些許“以偏概全”之憾。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當周室衰微，偏居江南一隅的吳國勵精圖治，主動將拯救大廈將傾的周朝大任扛在肩上，一度成為威震中原的五霸之一。短短百年之間，“破楚、威齊、服越”，一氣呵成。甚至，深入中原腹地，在“黃池會盟”上敢于和晉爭奪天下盟主的位置。

（三）逃之和不從

到底是“逃之”還是“不從”，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從兩位說話人的立場進行解讀。一個是被動出逃，倉皇保命。一個是主動遠離，再圖宏業。

“逃之”提出者是士蒍。

魯閔公元年，面對國內殺戮正酣的驪姬之亂，晉國大夫士蒍急切地勸說深陷危境的太子申生：“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這時的太伯，是倉皇“逃之”。面對父親明顯不公的命運安排，面對著未來可能一觸即發的兄弟鬩墻，兄弟倆果斷選擇了隱忍和保全之策，抽身離去。他們迅速從周室的繼承漩渦里倉皇遠離，躲開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撕裂宗族的血腥風暴。士蒍此言，既有對“識時務”的認可，與其在權力刀刃上硬碰，不如轉身遠去，至少還能落個清白名聲；又有對帝王家脈脈溫情下殘酷本質的清醒認識。可惜，申生沒有聽從士蒍的勸諫，最終慘死在自己父親手下。

“不從”則是晉獻公也十分忌憚的虞國賢臣宮之奇。

僖公五年，已經殺紅眼的晉國再次要求借道。對此，宮之奇極力反對。他歷數晉室完全不顧及血脈親情，甚至已經同室操戈，更遑論已經淪為旁支小宗的虞國。作為一心輔助虞公的一代賢臣，宮之奇對晉國的狼子野心了然于胸。無奈，他生性弱懦，不會拼死勸諫。這和后期吳國忠臣以死勸諫的伍子胥完全不同。

面對執迷不悟的虞公，他最終只能拿老祖宗說事：“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他認為，當年，泰伯兄弟只是沒有刻意逢迎太王旨意，縱然是至親骨肉的嫡長子，也失去了繼承周部落大統的資格。現在，只是姬姓同宗血脈，晉國又怎么可能來善待虞國？虢國被滅，下一個一定是虞國。

諍語良言，依舊沒能喚醒裝睡的虞公。此時，一句“不從”，包含著怎樣的怨恨和無奈。同為人臣的宮之奇，他知道君臣有別。如同當年的泰伯，他同樣深知，父子有別，君臣有別，最是無情帝王家。此刻“不從”，已然沒有了“逃”的倉促，更像一種抽刀斷水的抉擇！最終，虞國被滅。只是，尚存一息良知的晉國只抓走虞公，未讓虞國絕嗣。失望的宮之奇毅然選擇了“不從”。夕陽殘照，壯士斷腕，宮之奇提前帶著族人遠走他鄉。在此，我們不該去譴責他的臨陣脫逃。作為人臣，勸諫無果，他明知不可為而抽身而退，在春秋亂世，不失為一種人間清醒。

一種行為，“逃之”與“不從”，兩番境地。“兩個”泰伯，顯示出兩張面孔。

一張面孔已經面朝吳地。士蒍所說的“吳太伯”，“吳”字已經像枚印章，成了太伯新的身份標簽。此時的泰伯已然和周進行了徹底切割。這說明，在春秋人的認知里，太伯“逃之”雖未直接提到“吳國”，但暗示了太伯“逃之”后與“吳”的關聯。換言之，逃出周人世居的關中，他們最終已經落腳在一個叫“吳”的新地方，以國為氏，但依舊保持了姬姓。從此以后，他不再是周室的嫡長子，而是成了“周之分支”，成了另一片遼闊天地的開拓者。

另一張面孔仍留在周原。宮之奇講“太伯不從”時，甚至連“吳”字都未提。在他的認知里，太伯還是那個沒有承繼君位的長子，他的故事里仍然還是“周室宗親”，依舊包容于只屬于周室繼承譜牒，和南方之荊蠻之地的吳國似乎又毫無瓜葛。

《左傳》里的泰伯和吳國、虞國，長期遠離中原人的敘事視野，出現了長達數百年的留白。這種差異敘事恰恰說明，在春秋人的邏輯中，太伯與周室的關系（不從）和其與吳國的關聯（逃之），是有時間差異的。到底誰是誰的“衍生敘事”，成了一個千年謎案。盡管太史公早在《史記》里《周本紀》《泰伯世家》兩篇文本里都有明確記載。但迄今為止，在史學界，還是存在完全不同的判斷的。尤其是伴隨著近幾十年來江蘇鎮江丹徒的“宜侯夨簋”、周原附近“夨王”系列器、山西運城“虞侯政壺”等器的先后問世，更讓這場千年之爭變得愈發撲朔迷離。

再讀《左傳》，我忽然明白，那些留白并非空白，而是江南的風、江南的雨，以及無數未被文字記載的吳國先民。泰伯的“逃之”與“不從”，從來都不是兩個孤立的動作，而是一條隱秘的線：一頭牽著岐山下的周室記憶，一頭連著江南的吳地文明，在壽夢之前的數百年光陰里，編織著早期吳國的模樣。當我一次次面對土墩墓的遺存駐足，對著吳國青銅器的紋飾沉思，我仿佛能夠聽見千年前的江南，傳來稻田間的低語，傳來青銅鑄器時的叮當。那是早期吳國，在歷史的深處，為我們留下的回響。

如此，無論是“逃之”，還是“不從”，泰伯兄弟的行為，絕對不只是普通人的一次尋常轉身。

追本溯源，《左傳》中“逃之”與“不從”的實錄，才是最貼近春秋歷史語境的原始記錄。它沒有把太伯神化為“圣人”，只是將其作為周室宗親與政治符號，嵌入不同的歷史事件中，這，也正是《左傳》的過人而珍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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