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曰美 王琇清 | 傳播與生成：儒學對韓國禮俗文化的影響

摘要：儒學傳入朝鮮半島后，與其本土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禁忌文化漸趨融合，并在朝鮮半島扎根、發芽、開花、結果，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學。韓國在儒家文化傳入的過程中，對中國儒學之“禮”和韓國本土之“俗”進行了整合，生成了韓國的禮俗文化。在儒學持續作用的歷史影響下，當代韓國禮俗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在社會風氣方面尊孔重教、在生活規范方面重視禮儀、在倫理秩序方面強調家族主義。

關鍵詞：儒學；韓國；禮俗文化

儒學源于中國，澤被全球，最先傳入的域外地區之一是朝鮮半島，孔子的教誨、儒家的思想猶如宗教的教規被韓國國民所遵循。正如《大韓民國史》所言：“在韓國，把信奉儒家思想也視為一種宗教信仰，稱為儒教。時至今日，儒教思想已經深深地扎根于韓國社會之中，尤其體現在教育、禮儀等方面。”韓國學者崔根德指出，韓國歷史上最早的“禮”見于中國的史書《漢書》：“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清代學者孫詒讓認為：“禮俗當分為兩事，禮謂吉兇之禮……俗謂土地所習。”韓國的禮俗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將中國儒學之“禮”和韓國本土之“俗”進行整合而成。用文化傳播論的“傳播——生成”理論來解釋就是：文化傳播并不局限于一個時期，也不是簡單地由一個地區傳入另一個地區，而是有一個“文化適應”或是文化本土化的過程。

儒學傳入朝鮮半島后，與其本土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禁忌文化漸趨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教。在朝鮮王朝統治時期，儒教被立為國教，成為全國唯一的正統思想。盡管儒學在近代的朝鮮半島遭受了較為嚴重的沖擊，但韓國對儒學及其精神的研究卻從未中斷。20世紀60年代，韓國將中國的儒學思想與西方社會的價值理念、管理方式及科學技術相結合，有力地推動了韓國經濟的進步。韓國由20世紀70—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到2021年被聯合國認定為“發達國家”，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思想蘊含的倫理價值成為保障韓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至今，“忠、孝、節、義”等儒學觀念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常”倫理仍為韓國社會關系的基礎觀念。在儒家思想的歷史影響與持續作用下，當代韓國禮俗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在社會風氣方面尊孔重教、在生活規范方面重視禮儀、在倫理秩序方面強調家族主義。

一、承襲：在社會風氣方面尊孔重教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核心，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來，儒家文化不僅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而且對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周邊國家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東亞儒教文化圈”。正如陳來所言：儒家思想發源于中國，而廣泛傳播于東亞漢字文化圈。在漫長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因民族精神氣質的不同，及地理、歷史、社會存在條件的不同，中、日、韓各國的儒學形成了各自的個性和特色。”葛兆光亦言：“毫無疑問，在很長的時期里，東方諸國尤其是朝鮮人、日本人和中國人確實曾經共享過一個來自漢、唐甚至宋的歷史、傳統與文化，也許，真的可以稱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也可以成為一個研究的‘歷史世界’。”

韓國是儒教文化圈中最早輸入儒家文化的國家，儒學以一種思想體系的形態進入韓國，又在韓國被升格為宗教的樣態存在。新羅圣德王十六年(717），“入唐大監守忠回，獻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于太學”，從此朝鮮太學開始供奉孔子，孔子的圣人地位得以確立。《高麗史》卷三記載：“（成宗八年）乙丑，始營太廟，癸酉，王詣太廟，率百官輸材。”“（成宗十一年）十二月，太廟成。庚申，教曰：‘邦家之本，宗廟為先……’丙寅，教曰：‘王者化成天下，學校為先。祖述堯舜之風，聿修周孔之道，設邦國憲章之制，辨君臣上下之儀；非任賢儒，豈成軌范’。”高麗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太廟在成宗八年（989）開始修建，成宗十一年（992）才修建完成。成宗還親自帶領百官參與到太廟建設中，建成之際，成宗又發布教令彰示儒學在化成天下、治理國家方面的重要性。顯宗十四年（1023）二月，顯宗又追封新羅學者崔致遠為文昌侯，將尊孔崇儒、重用儒生的理念延續下來。

統治朝鮮半島達五百余年之久的朝鮮王朝（1392—1910），更是采取了諸多措施，以提高孔子及儒教的地位。1398年，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漢城建立成均館，設文廟奉祀孔子，各州府郡縣紛紛仿效漢城之制建立文廟，朝野祭孔之風大盛。為統一祭祀禮儀，1409年，太宗命成均館典簿許稠厘定釋典大祭的禮儀。1466年，世祖冊立王子珦為世子時，命珦戴儒冠入成均館行謁圣禮，從此冊立世子要先行釋奠孔子，成為朝鮮王朝定制。1592年，日軍攻占漢城后，燒毀了成均館文廟。待日軍退兵后，宣宗即刻命禮曹判書李增帶領儒生趕往文廟廢墟，哭祭孔子，并于1601年重新修建了成均館文廟。據《朝鮮志》記載：朝鮮王朝時期，國王“時時親行釋典，或不時幸學，與師儒講經，或橫經問難，或行大射禮，或親策儒生”。朝鮮王朝的這些舉措使孔子和儒教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加上朝鮮王朝定儒教為國教，統治朝鮮半島達五百余年之久，對韓國民眾有著深刻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韓國人的祭孔儀式上。

古代韓國非常尊崇孔子，特別是把儒教定為國教的朝鮮王朝，其國王會親自參加祭祀孔子的宗教儀式——“釋奠大祭”。現在的韓國政府對祭孔活動依然特別重視，每年農歷的二月和八月，都要按照傳統方式在文廟舉行隆重的“釋奠大祭”。參加祭奠儀式的學生們和儒學研究者們頭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祀服裝，根據司儀的要求行禮。祭孔儀式會吸引眾多的韓國民眾自愿參加。這項祭孔活動被韓國政府注冊為韓國國家級的“第85號重要的無形文化財產”。成均館大學教授林鶴璇還花了整整3年時間，整理出了17種古代祭孔舞譜，并在此基礎上創編了祭孔舞蹈——文廟佾舞，“正是由于以林鶴璇為代表的韓國藝術家所具備的較為深厚的儒學修養，韓國版的佾舞表演才能呈現出一種令人信服的本真意境”，以至于很多學者發出了“韓國人把孔子供奉在心里”的贊嘆。時至今日，韓國的成均館文廟還仿照曲阜文廟供奉著孔子及孔門十哲，以及韓國歷代著名的儒學圣賢。更寶貴的是，韓國還完整地保留了朝鮮王朝以來的釋奠禮、焚香禮等祭孔禮儀。

在韓國人的心目中，孔子不僅是一位創立了儒學的偉大思想家；還是一位樂學樂教的卓越教育家。孔子幼年喪父，生活貧困。正是憑借著自己的刻苦學習，才成為了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可以說：孔子始于學，成于學，終于學。他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也，祿在其中”“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等名言已深深扎根于韓國人的心里。儒學教育思想在朝鮮教育發展史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朝鮮三國至高麗時期，都在儒學的影響下，先后建立了太學、扃堂、國子監和鄉校，并實行科舉制。在今天，韓國依舊是一個特別重視教育的國家，教師在韓國待遇豐厚，且受人尊重。這種尊師重教的觀念為韓國推行現代教育制度并服務于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同時促進了現代化人才培養機制的快速建立。前韓國總統金泳三在其著作《開創二十一世紀的新韓國》中，這樣評價當下韓國社會對教育的重視：

有個成語叫“孟母三遷”，說孟子的母親為教育幼子搬了三次家。如今韓國的母親中有幾個不像孟母? ……他們對子女教育的熱情，可以說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為了照顧準備考試的子女，韓國母親們徹夜不眠，不惜犧牲一切，她們的偉大奉獻精神，不由不令人感動。

儒學傳入后，韓國一直承襲著儒家“尊孔重教”的理念，并將對儒學的態度升格為宗教的信仰，將祭孔儀式視作儒教的宗教儀式。這種宗教儀式的存在更加強化了韓國社會對孔子及儒學的重視、對儒家 “重學”“好學”“樂學”的思想及“重教”“樂教”“愛教”教育理念的貫徹。同時，在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這也使韓國乃至整個東亞儒教文化圈在人才競爭上展現出強勁優勢。

二、融合：在生活規范方面重視禮儀

“重禮”是儒家文化最為突出的外部特征。周公和孔子是中國禮樂文明發展史上兩位里程碑式的關鍵人物。西周初年，周公承繼夏商文明，經因革損益而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禮樂文明的基本格局。在此格局中，“禮”占據著核心位置。美國著名學者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指出，中國古代人的生活以禮儀為中介，“人是一個禮儀性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換句話說，正是“禮”本身直接塑造、培育著人，人們在“禮”中使自己自覺脫離動物界，“人”從此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類”意識的覺醒，成為“天地之性最貴者”，即“禮”使得我們人類最終從野蠻世界跨入文明社會。《禮記·曲禮上》載：“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是人與禽獸相區別的標志，也就是說，如果人不知禮，就不能稱其為人，而是“衣冠禽獸”。

周公之禮被孔子繼承發展下來，提出了“禮樂教化”的思想，所謂“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儒家以禮樂教化民眾，以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禮，以列夫婦長幼之序。可以說，“禮”是儒家思想區別于其他思想的重要標志，更是中西文化的明顯區別。“禮”不僅使人成為萬物之靈，成為真正的人，而且還能治國安邦。正如《左傳》所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禮”乃國家的政治生命所系，它能使政令貫徹暢達，社會和諧有序。韓國在很早就接受了儒家的禮樂教化之制，成宗時期，重臣崔承老在《時務策》中強調：“華夏之制，不可不遵……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人非常注重生活禮儀。孔子言：“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子提倡兒女為父母守喪三年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許多韓國家庭至今仍謹遵孔子這一教誨，尤其是長子，在三年的守喪期間，要做到依禮安葬，以禮祭奠。每天皆需秉持恭敬之心，虔誠地在父母靈前行禮跪拜、哀傷泣哭，以示哀悼之情。在父母的忌日以及重要的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等節日，更要時刻遵守禮制，依禮行孝，前往父母墳前焚香哀悼，以表達對父母的深切思念。在家庭中，婦女要以丈夫為中心，既要與丈夫和睦相處，還要孝順公婆，教子成才。韓國知名學者崔英辰認為：“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韓國是儒教傳統發揮作用最強的國家。在中、日、韓三國中，儒教式祭祀至今仍作為家庭最重要活動而實施的國家只有韓國。”因此，在韓國社會，每個人都要做到“一于禮而不茍”，明確自身的職責和義務，謹遵禮儀規范，在生活、工作的每一個場合都要尊敬長輩，服從上級，講究秩序，不能有僭越行為，否則就被視為失禮，受到人們的批評，甚或譴責。

在傳統的韓國家庭里，一日三餐都要以男性長者為尊，因此，飯前先要給家中的男性老人擺好單人桌，以示尊重；然后還要先盛好老人的飯菜，由兒媳或者兒子畢恭畢敬地放置于老人的單人桌前；最后由老人品嘗過飯菜之后，晚輩才能舉筷吃飯。在餐桌上飲酒和吸煙也有嚴格的禮儀規范。如在長輩面前， 晚輩要做到不吸煙、不飲酒；父子之間不同席飲酒； 當與長輩不可避免同席時，飲酒前，要先依據長幼之別有序地倒酒，然后先敬長輩，待到長輩飲酒之后，晚輩再恭敬地用雙手接過酒，側身背席飲酒，以示尊敬。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要真心、真誠地做到敬老尊長，恪守禮制禮儀。在路上遇到長輩或老師，即使老師、長輩比自己年齡小很多，也要恭順地行鞠躬禮，并為他們讓路。這種對長者的尊重體現在語言中，最明顯的標志就是韓語階稱的使用。韓國語的階稱是對話中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表達禮儀關系的語法原則。韓國語分為尊敬、對等、基本三類階稱。在階稱的使用上，尤其要注重社會地位、年齡層次。如長輩對已成年的晚輩一般使用對等或者基本的階稱；長輩對未成年的晚輩則使用基本或者不定階的階稱；但是晚輩對長輩則要嚴格使用尊敬的階稱，以示對長輩的尊敬。

韓國人在著裝方面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新羅國王曾請求唐太宗贈予帶有圖文等級標志的中國服飾，《三國史記》對此記載如下：

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也。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太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遂還來施行，以夷易華，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婦人之服，自此已后，衣冠同于中國。

此后中國歷代王朝都沿襲這一向韓國國王及其使節贈冠服的活動。據《高麗史·輿服志》記載，高麗朝的官服大體都是模仿中國的唐、宋、元、明諸朝官服形制而定。具體而言，官服服色等級分明： 國王用黃，官吏按品階著紫、紅、綠、青，平民則僅限黑白二色。至于服飾形制，雖與中原王朝大抵相同，但高麗亦有所調整，并非全盤復制。崔承老在《時務策》中亦向成宗提出：“（華夏之制）其余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茍同。”隨著歷史的發展，韓國人的服飾在長期生產實踐與本土文化的雙重作用下，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即韓服。當下韓國人在一些酒會宴請等正式場合，一般著西裝（也可穿韓服），但在一些特別隆重的傳統節慶場合，如春節、結婚等大喜的日子，一定要穿韓服。

禮俗文化的特點就在于，禮和俗相互依存、膠著，雙向地增強了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或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滲透。在大一統的社會中，禮治憑借著統治地位的優勢，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習俗。韓國社會正是在國家重視儒家禮治的歷史背景下，將“禮”融入到社會生活交往的各個方面，“重禮”已成為韓國人非常明顯的外在特征。

三、生成：在倫理秩序方面強調家族主義

在家國同構的古代社會里，君主被視為國家子民的父親，稱為“君父”；父親則被視為是家庭成員的“君王”，稱為“父君”，兩者相互依存，互為表里，是維系宗族、政權統治秩序的重要紐帶和核心支柱。可以說，君臣關系、父子關系不僅是傳統社會人倫關系之大倫，更是宗族社會禮儀名分之關鍵。因此，為政之要需正君臣父子之名，定君臣父子之禮，使其各明其位，各司其職，如若君、臣、父、子不遵循禮儀規范，社會秩序必會大亂，國將不國，家將不家。正如《論語·顏淵》所言：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在宗法制度下，與君權、父權緊密相關的是兄權，兄權是君權和父權能夠有序繼承的保證。宗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就是在維護父權的基礎上，進一步突出確保嫡長子繼承的世襲特權，以保障家族權力的平穩交接。故兄弟關系與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共同支撐起宗法家族這座大廈。而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仁”也是從恭敬父母的“孝”，以及尊順兄長的“悌”出發的，正如《論語·學而》載：“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李澤厚在《孔子再評價》一文中如是說：“以親子血緣為核心紐帶和心理基礎的溫暖的人情風味，也許能使華人社會保存和享有自己傳統的心理快樂。”18世紀之時，便有西方學者將儒學所代表的東方文化之核心特征闡釋為心理學與倫理學的圓融統一，認為儒家思想是對個體內在道德自覺與外在行為規范有機統一的強調，既體現了對人的個體意識的尊重，又使個體能夠充分明確自身的社會地位和家族角色，從而在社會群體中以努力實現自我的社會價值、塑造完美的理想人格、收獲真正的心理滿足。黑格爾則認為，儒家道德倫理觀中的仁孝觀帶有某種強制，而不是家族關系中自發的意志行為。但是，自20世紀以來，由于西方社會普遍出現了“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現象，使得人們的個體自我意識逐漸與社會群體相脫離，群體意識淡薄，人際關系冷漠，極端個人主義盛行，社會面臨著漸被解體的危險。

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使得東方“宗法家族意識”在20世紀末逐漸受到思想界的重視，西方開始試圖對東方的“共同體的”意識進行友好的新的評價或重新詮釋，75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 1988 年的《巴黎宣言》發出呼吁：“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韓國成均館大學教授金圣基在《儒教倫理學與二十一世紀》一文中，更是大力贊揚以孝悌為根基的儒家倫理體系：

儒家倫理價值能擔當二十一世紀全球普遍倫理，而且就其結構來說，既符合于底線倫理體系，然而進一步而言，儒家倫理可以擔當倫理的最大主義的積極機能。其超越之結構，以及自然觀、宇宙觀、人生觀等皆符合于后現代普遍倫理價值系統。

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曾說：家父長制或終身雇傭等亞洲獨特的文化和價值更為適合亞洲的發展。他批判“過于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美國方式（system），認為“基于相互義務的儒教倫理可以建立良好的家庭關系，將其發展成為國家層次上的紐帶，對國家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確實，儒教體系化的倫理政治思想能夠教化人心，改良社會，可以克服西方文化極端個人主義膨脹、社會整合乏力的弊端，在自然觀、社會觀兩個方面對自由主義的盲點補弊糾偏，能夠為全球治理提供儒學智慧。

儒家的這種“家庭倫理”觀念在韓國人心中根深蒂固。漢城大學教授金學圭在《儒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自古以來，韓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所受孔教的影響很大，尤其社會倫理方面之影響，一直到現在特別顯著。韓國人當中，信基督教、佛教等異端宗教的人頗多，可是在韓國社會里面通行的倫理道德，基本上皆遵用孔教原理，換句話說，現在韓國人的生活習慣與對人關系等等，無論其宗教如何，大都是來自儒教的。所以從現代的社會生活情形來看，世界上儒教的倫理保存的最多的國家，敢說是韓國。”韓國社會極其重視家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夫敬妻柔、父慈子孝、兄謙弟恭，被視為社會穩定的基石。儒家的泛家族主義精神并非僅僅依賴主觀情感，而是強調推己及人。由人至物，通過層層推衍，潤物細無聲地滲透于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日常行為中，成為一種自覺的道德準則和自主的行為規范，表現為個人主體內在的責任和擔當，進而升華為忘我的奉獻精神。正如韓國平澤大學教授樸起徹所言：

在韓國的儒家思想中“個人”是不重要的，也沒有什么意義。通常都是以誰家的兒子或者女兒的身份作為家庭一員存在。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家庭是構成社會的最基本的單位，儒家傳入韓國以后家庭的意義被完全的吸納至今。

以親情待天下人，是儒家仁愛精神的真諦。“仁”的核心就在于把人倫關系與社會交往視為人性的基石和立身處世的基本標準。“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乃禽獸也’，即指離開了父母兄弟、君臣上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義務，人就等同于禽獸”。家與國緊緊相連，國破必家亡，保家首衛國。這樣就由家庭式親情和民族歸屬感，升華為文化認同、民族振興、為國效力的愛國主義情懷。李澤厚說：“由孔子創立的這一套文化思想，……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廣大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亦即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某種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儒家倫理精神正是以家庭道德為基石，以血緣為基礎，以五倫為支柱構筑了其龐大的道德大廈：從孝悌出發，由“愛有差等”而“泛愛眾”、由親親而仁民，由血緣關系結合起來的家族充當著社會交往的單位和主體。相對家族而言，個人降低到較次要的地位。家族的每個成員不是獨立、自由的個體，而是始終被視為家族的一份子。雖然在當今社會，韓國有些家庭的已婚兒子已不再與父母共同生活，但毋庸置疑的是，溫馨和諧的幸福之家可以起到層層推衍的輻射作用，帶動整個韓國社會沐浴在彬彬有禮、溫暖仁愛的氛圍之中，從而維護著韓國社會和諧有序的健康運轉。

儒家文化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建立在宗法家庭的道德基礎之上，韓國家庭對孝道的強調超出了中、日兩國。韓國在儒家泛家族主義的基礎上，強化了對儒家“孝”概念的重視，生成了以在倫理秩序方面強調家族主義的特色禮俗文化。這種以家族主義為倫理秩序根本的禮俗文化在維系韓國社會結構與特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有別于東亞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國家。

深入到韓國人的家庭生活，我們發現儒教家族倫理觀的影響無處不在。《論語》中所講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的“春秋決獄”式的思想居然清晰地出現在了韓國的法律條文中。著名學者樓宇烈在《儒學在現代韓國》一文中講得很清楚：

韓國刑事法第9章151條，關于“窩藏犯人與親族關系”的特例規定：對于窩藏或幫助犯了罰款和罰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將處以三年以下的勞役或1萬5千元以下的罰款。但是，如果窩藏的是你的親族、戶主或同居的家族，則可以免去上述的處罰。再如，韓國刑事法第10章第155條關于“毀滅罪證與親族間關系”的特例規定：（1）對于凡是毀滅、隱匿、偽造、捏造他人刑事事件或勞役事件的有關證據的人；（2）對于窩藏或幫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勞役事件的有關證人逃避的人，都將處以5年以下的勞役或2萬5千元以下的罰款；（3）對于以謀害被告人、嫌疑犯或勞役嫌疑犯為目的而犯了以上兩項罪的人，則處以10年以下勞役。但是，如果上述三項中所窩藏的是你的親族、戶主或同居的家族，則可以免去上述各項處罰。而在關于殺害罪的刑法條款中則恰好與此相反，即對于殺害親族、戶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殺害非親族關系的犯人。所以有韓國學者說，韓國人現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則仍然是儒教傳統的。

《韓國日報》曾用大篇幅版面報道了“儒教式家庭教育對孩子成長的積極影響”：與西方家長與子女間維持平等關系，并注重個性發展的家庭教育相比，時刻提醒子女對父母要恭順的儒教式教育更有利于孩子們的健康茁壯成長。調查顯示：接受儒教家庭教育的孩子幾乎沒有不道德行為、過度不安、抑郁自閉等癥狀。孩子的父親越是具有儒教式態度，則孩子就越有安全感。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接受西方家庭教育的孩子患有精神不安癥，或者抑郁煩燥癥的比例明顯高于儒教式家庭的孩子。

韓國的這種家族主義倫理擴大到企業，就是集體主義意識；擴大到國家，就是愛國主義精神，是對國家的無限熱愛和崇敬，從而使整個韓國社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今天的韓國社會，獲得如此快速發展的動力是什么? ……正是儒教。為什么這樣說? 因為儒教思想最強調的是用心學，強調忠誠心，強調安分知足和儉樸。儒教的忠，在古代是忠君。現代的忠誠則是對企業的忠誠心，儒教的這種風尚和美德是建設產業社會的動力之源泉。”在韓國人看來，古羅馬帝國的衰亡，不完全因為外族的入侵，更重要的是因為國民道德和精神的墮落，以及統治階級內部腐敗現象的孳生。由此，韓國人認為“只強調建設高度發達的產業社會，很容易產生經濟繁榮而道德淪喪的現象”。所以，他們認為：比建設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更重要的是“建設一個高度發展的倫理社會、高度發展的精神社會和高度發展的道德社會”，而“儒教的倫理道德是超時空的，包含著所有的人都通用的、普遍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道德原理”。可見，儒學對韓國家族主義倫理及愛國主義精神的養成影響深刻。

韓國政府一直特別重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弘揚。韓國每年都會舉辦不同類型的禮俗文化活動，如在韓國人耳熟能詳的古典文學名著《春香傳》春香小姐的故鄉全羅道南原鎮，修建“春香館”，每年舉辦大型“春香祭”活動；在素有“韓國最大糧倉”之美譽的金堤市舉行“金堤地平線慶典”，體驗傳統農耕文化的魅力；在韓國著名短篇小說《蕎麥花開時節》提及的一處典型地點蓬坪面，舉辦“孝石文化節”慶典；在朝鮮抗日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故鄉溫陽，舉辦紀念李舜臣的“溫陽文化節”等等。這些禮俗文化活動規模都比較大，且皆為民眾自發組織。韓國人把這些禮俗文化活動視為“無形文化財產”。韓國政府非常重視這些無形文化財產，為了加大對其保護和傳承的力度，“確立了國家級無形文化財產100多種，地方級無形文化財產200多種”。很多韓國家長或者韓國中小學、幼兒園的老師都會帶著孩子們到這些地方進行研學教育，讓孩子們身臨其境，激發他們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總之，這種傳統禮俗文化活動背后是韓國對以“孝”為核心的家族主義倫理思想和愛國主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強化與促進。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民眾因此也有著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歷史擔當。著名學者王心揚指出“近年來，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韓國人當中出現了一股極為強勁，幾乎無與倫比的民族主義浪潮”。這種浪潮就是一種發自韓國民眾內心的文化自信心與民族自豪感，而這種自信心和自豪感則來自一代又一代韓國人對傳統禮俗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可以說，儒學已融入韓國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從而使得生活化的韓國禮俗文化更具生命力。韓國知名學者崔根德認為：韓民族沉浸在悠久的儒學習俗之中，生活規范和倫理感覺都來自儒學，甚至宗教信念都以儒學的祖先崇拜思想和義理精神為基礎。以往由于無節制地接受西歐文明和拜金主義的泛濫，造成人們的價值觀念混亂、傳統思想地位下降，因而儒學只能被疏遠。但是令信奉儒學的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來儒學重新成為國民關心的對象。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合理預測韓國禮俗文化未來的發展趨勢：那就是在儒學的持續影響下，兼納其他先進文明，在韓國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生成更適宜韓國社會發展的新禮俗文化形態。

作者：王曰美，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儒學史及儒學國際傳播；王琇清，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學史。

原載：《東岳論叢》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