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黑土鎮,春天來得特別遲。清明已過,山頭還殘留著冬天的灰黃。賈正經踩著自行車,后座馱著行李,在土路上顛簸了十五里,終于看見林業站褪了色的木牌。
父親在站門口等著,一身洗得發白的綠軍裝,背微微佝僂。“來了?”老人接過行李,“從今兒起,你就是國家的人了。”
林業站站長錢大寶正在院子里修剪冬青,聽見動靜轉過身來。這是個精瘦的中年人,眼睛很亮,像能看透人心。“老賈家的老大?”他拍拍賈正經的肩膀,“你爹在我這兒干了三十年,一棵樹一棵樹數過來的。好好干。”
最初的幾年,賈正經真是在數樹。跟著錢大寶跑遍黑土鎮的十八個山頭,學會了辨認油松和落葉松,學會了丈量胸徑,學會了在造林規劃圖上標注每一個坐標。晚上就住在站里的值班室,煤油燈下寫工作日志,窗外是黑黢黢的山影。
“小賈,知道樹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次巡山時,錢大寶突然問。
“陽光?水分?”
“是根。”錢大寶蹲下身,扒開落葉層,露出盤根錯節的根系,“根扎得深,多大的風都吹不倒;根要是爛了,再高的樹也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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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正經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一九八八年,錢大寶升任副鎮長。調令下來的第二天,他找到賈正經:“黨政辦缺個寫材料的,你來吧。”
那是賈正經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從林業站到鎮政府,雖然只隔了一條街,卻是兩個世界。辦公室里煙霧繚繞,電話鈴此起彼伏。他坐在最靠門的位置,學會了給領導泡茶——書記要濃,鎮長要淡,副書記喜歡加枸杞。
也是那年秋天,高中同學聚會。甄連杰也來了,一身軍裝,英姿颯爽。他在部隊立了功,正要提干。酒過三巡,甄連杰端著酒杯說:“正經,咱們都要好好干,給母校爭光!”兩只酒杯碰在一起,咣當一聲,啤酒沫子濺出來,像少年時的夢想一樣溢出來。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黑土鎮也躁動起來。錢大寶已是一鎮之長,在黨委會上力主要搞開發區。“招商引資才是出路!”他的聲音在會議室回蕩。
賈正經被調到剛成立的招商辦。第一個項目是個港商,要在鎮東頭建服裝廠。談判僵持在土地價格上,賈正經陪著熬了三晝夜,最后在酒桌上解決了——他連干九杯白酒,港商拍板簽字。那晚他吐得昏天黑地,錢大寶拍著他的背說:“小子,有出息!”
從此他明白了,有些事在會議室談不成,在酒桌上能成;有些字在文件上簽不了,在賓館房間里能簽。
九八年,錢大寶調任漢東市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賈正經跟著去了,任招商科科長。臨行前他回黑土鎮林業站看了看,老房子已經拆了,原地蓋起了三層小樓。父親前年去世,墳就在后山,正對著那片他年輕時親手種的松林。
新世紀的陽光照進開發區氣派的辦公樓。賈正經的辦公室在八樓,落地窗外是日漸繁華的新區。他學會了打高爾夫,學會了品紅酒,學會了在談判桌上用沉默施壓。錢大寶已是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偶爾會叫他去家里吃飯,飯桌上談的都是大項目、大規劃。
“正經啊,”有一次錢大寶抿了口茅臺,“你知道為什么我走到哪兒都帶著你嗎?”
賈正經等著下文。
“因為你像年輕時的我,”錢大寶的眼神有些迷離,“肯吃苦,會來事。但記住,事可以做絕,話不能說絕;錢可以拿,但要拿得聰明。”
二〇〇五年,賈正經調任市招商局局長。任命文件下來那天,他站在鏡子前看了很久。鬢角已有白發,眼角有了細紋,唯有眼神越來越像錢大寶——銳利,深沉,深不見底。
搬進市政府大樓那天是星期一。晨光透過玻璃穹頂灑在大理石地面上,光可鑒人。賈正經的新皮鞋踩上去,發出清脆的響聲。就在他走向電梯時,有人叫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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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正經?”
他回過頭,看見門衛崗亭里探出一張黝黑的臉。那張臉有些熟悉——是甄連杰,但又不是記憶中的甄連杰。軍人的挺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常年勞作形成的微駝;眼里的光芒暗淡了,只剩下溫順的疲憊。
“連杰?”賈正經停下腳步,“你怎么在這兒?”
“看大門。”甄連杰搓著手,那雙手粗糙皸裂,“廠子倒了,托人找了這份工。你呢?來辦事?”
“調到這兒工作了。”賈正經抬腕看看表,那塊表是一個開發商送的,瑞士貨,價值他三年工資,“趕著開會,改天聊。”
他轉身走了,能感覺到背后那道目光。電梯門合上時,他從鏡面里看見自己筆挺的西裝,也看見遠處那個藍色的身影。有那么一瞬,他想起了高中畢業那年,兩個少年在操場上暢談理想。甄連杰說要去保衛國家,他說要建設家鄉。
電梯上行,那個藍色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不見。
接下來的八年,賈正經像坐上火箭。他引進的項目一個比一個大,收到的贊譽一次比一次高。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錦旗和獎狀,書柜里塞滿了各種榮譽證書。只有深夜獨處時,他才會從抽屜深處拿出一個鐵盒——里面是父親留下的林業站工作證,已經褪色發黃。父親在照片里穿著綠軍裝,笑容憨厚。
他不敢多看,總是匆匆合上。
變化從二〇一三年秋天開始。先是錢大寶被實名舉報的消息傳來,接著是紀委進駐,然后是各種傳言如野火蔓延。賈正經夜不能寐,每天照樣上班,照樣開會,只是眼下的烏青越來越重。
十一月七日,立冬。紀委的人出現在他辦公室門口時,賈正在看一份項目書。他平靜地合上文件,站起身,跟著他們走了。走廊很安靜,平時那些總在門口轉悠的下屬都不見了。
調查持續了八十七天。他交代了一切:從第一個信封到最后一筆轉賬,從第一次在KTV的逢場作戲到后來固定的情婦,從最初的忐忑到最后的麻木。審訊室的燈二十四小時亮著,照得他無所遁形。有時恍惚間,他覺得自己又回到了黑土鎮林業站的值班室,煤油燈下,父親在說:“正經,樹不能離了根。”
雙開的決定下來那天,下著細雨。賈正經收拾了個人物品——其實也沒什么可收拾的,公家的東西他一樣沒拿。最后環顧辦公室時,他的目光落在窗臺上那盆綠蘿上。葉子有些黃了,該澆水了。
電梯緩緩下降。他想起這些年來,無數次乘坐這部電梯,有時意氣風發,有時焦頭爛額,但從沒像今天這樣,覺得電梯下落得如此之慢。
一樓到了。門開時,甄連杰正在拖地。看見賈正經,他直起身,握著拖把的手緊了緊。
四目相對。賈正經看著老同學身上的深藍色制服,忽然想起父親那身洗得發白的綠軍裝。這么多年,他一直想擺脫那種顏色,那種屬于林業站、屬于黑土鎮、屬于父輩的土氣。可現在他覺得,藍色很好,綠色也很好,都比他現在這身西裝干凈。
紀委的同志等在門外,沒有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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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正經走到甄連杰面前。他想說很多話,想問老同學這些年怎么過的,想說說高中那些往事,想問問他還記不記得畢業那天他們在操場上說的話。可最終,千言萬語只化作一句:
“連杰,”他的聲音很輕,輕得像怕驚擾什么,“老同學,再見了。”
甄連杰愣了一下,隨即重重地點頭。他沒說話,只是伸出那只粗糙的手,在賈正經肩膀上用力按了按。那個動作里有溫度,有重量,有這么多年沉默的歲月。
賈正經轉身走向大門。雨絲飄進來,打在他臉上。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這樣一個雨天,他跟著錢大寶在黑土鎮的山上查看苗木。新栽的松樹在雨里挺立著,錢大寶說:“你看,根扎穩了,雨再大也不怕。”
門外停著車。賈正經最后回頭看了一眼這座大樓,看了一眼大廳里那個藍色的身影。然后他整了整衣領——這個動作他做了半輩子,今天最后一次——彎腰上了車。
車子發動時,甄連杰還站在原地。雨水順著玻璃窗流下來,模糊了那個藍色的身影。賈正經忽然很想告訴兒子——兒子今年剛考上大學,學的是林業——告訴他:人這一生,最重要的是把根扎在正地方。根正了,風雨再大也能立住;根歪了,爬得再高也得倒。
但他沒說。有些道理,需要自己摔過跤才明白。
車子駛出市政府大院,匯入街道的車流。雨刮器左右搖擺,像時間的鐘擺。賈正經靠在座椅上,閉上了眼睛。恍惚間,他仿佛又回到了黑土鎮,回到了十八歲的那個春天,他騎著自行車去林業站報到,路兩旁是新栽的樹苗,在春風里輕輕搖晃。
而此刻,市政府大樓的門衛室里,甄連杰繼續拖地。他把每一塊大理石地磚都拖得干干凈凈,能照見人影。拖到賈正經剛才站過的地方時,他停了一下,用力拖了三遍。
窗外,雨還在下。國旗在雨中飄揚,那抹紅色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格外醒目。甄連杰站直身體,向著國旗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這個動作他每天要做四次,早中晚和下班時,雷打不動。
雨聲中,他輕聲哼起一首老歌。那是他們高中畢業那年最流行的歌:“我們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歌聲很輕,很快就被雨聲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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