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視察霍邱，得知一國軍少校被處決時阻攔：他是我的恩人

1949年，安徽霍邱，一個曾任國民黨上校的男子，因為曾經的經歷，即將被處決。

恰好李克農視察霍邱，得知此人要被處決，當即出手阻攔稱：“他是我的恩人。”

那么，這位等待裁決的國民黨上校是誰？他又曾經做過怎樣的義舉？

1928年初冬，南京城的街頭有一個身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在人群中快速穿行著。

他步履急促，眼神警惕地掃視四周，他就是李克農。

此時的李克農，剛剛從蕪湖潛逃至南京，原本要與組織接頭，卻意外發現自己已被兩名形跡可疑的特務盯上，怎么甩都甩不掉。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李克農清楚自己體力將盡，敵人卻依然步步緊逼，他若再找不到脫身之法，恐怕今日便是命喪黃泉之時。

就在這時，一道低沉的引擎轟鳴聲打破了巷道的沉寂，一輛軍車呼嘯而來，正好迎面駛入了巷口。

李克農一時反應不及，幾乎撞上車頭，他本能地往旁一閃，卻因體力透支而踉蹌倒地。

車內的軍官本想呵斥幾句，抬眼看清李克農的模樣后，卻怔在了原地，繼而眼神瞬間復雜萬分。

那不是別人，正是他舊日的同窗王振武。

一剎那的沉默過后，王振武猛地拉開車門，快步走下車，將李克農扶起，不由分說地將他拖進車內，一邊命令司機：“快，去軍部！”

車子疾馳而去，車廂里，李克農還未從驚魂中緩過神來，就被王振武緊緊盯住：“曼梓？”

這聲呼喚像是把他從夢魘中喚醒，李克農輕輕點了點頭。

曼梓，是他曾用的一個別名，早年間兩人曾在安慶一所中學共事，一個教歷史，一個是教導主任，也曾共度過那段講臺上討論教育、操場邊暢談天下的年歲。

得知李克農共產黨的身份后，王振武沒有多問，而是把李克農帶回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來的幾天，他用他在第六軍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掩護著李克農，臨時給他安排了“秘書”的名義，躲避盤查。

在高壓的環境下，他又把李克農連夜帶回了霍邱，一路輾轉，最后換乘火車南下上海。

沿途多處關卡，但憑借王振武在軍中的影響力，以及對地形路徑的熟稔，兩人一路無驚無險。

當火車駛入上海站，李克農站在月臺邊，才終于松了一口氣。

望著王振武那張熟悉的臉龐，他竟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沉默著，重重握住了那只曾在危難之中將他拉出深淵的手。

順利逃脫的李克農經過幾天的秘密聯絡，重新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時值1928年春，正是中共籌建中央特科的關鍵時刻。

彼時的周恩來敏銳察覺到隱蔽戰線的重要性，決定組建一支專門負責對敵情報、策反、反特的秘密力量。

李克農此時的歸來，恰逢其時，憑借早年在教育系統的思維訓練和對政治風向的精準把握，他很快被周恩來選入特科核心班底，成為潛伏戰線上的重要干將。

短短數月后，國民黨的無線電管理局開始大規模擴招技術人員，這一機構看似普通，卻是國民黨掌控全國通訊命脈的重要樞紐。

一旦能打入其中，便意味著中共能第一時間掌握敵方的軍事調度、戰略部署、甚至高層會議內容。

周恩來深知這一點，毫不猶豫地將這個危險而重要的任務交給了李克農。

李克農沒有辯解，也沒有推辭，他只是默默記下任務，開始閉關苦修，而后又因為考場上的優異表現引起了無線電局局長徐恩曾的注意。

在徐恩曾的重重考驗下，李克農最終取得了他的信任，被提拔為了特務股股長。

他開始把重要的關鍵信息，悄無聲息地傳遞給周總理。

但是，1931年4月，隱蔽戰線突遭驚變，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之一顧順章突然叛變。

顧順章熟悉大量黨的秘密據點、領導人身份以及地下組織架構，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設想。

李克農是最早接到消息的人，一封密信上說顧順章已啟程前往南京面見老蔣，準備“獻禮”。

這一刻，李克農沒有猶豫，他深知規矩嚴苛，但若按常規程序層層上報，等到傳達完畢，一切已成定局。

顧不得組織紀律，他決定打破禁令，直接聯系江蘇省委，迅速尋找正在秘密主持工作的陳賡。

凌晨時分，他終于通過特殊渠道找到陳賡，并立即著手安排緊急轉移，隨后，他又設法聯絡上了周恩來，向他通報情況。

最終周恩來和陳賡在李克農的建議下，喬裝打扮后順利離開，讓趕來搜查的顧順章撲了個空。

而這一切的源頭，還要回到三年前，那個風雪南京街頭，王振武一把將他拉上軍車的那個瞬間。

如果沒有王振武的相救，李克農根本不可能活著回到上海，自然也不會在后來的危機中救了周總理。

而另一邊，王振武將李克農安全送至上海之后，并沒有抽身而退，他在心里開始重新做出了抉擇。

他沒有宣誓，也沒有寫下入黨申請書，但是心卻已悄然歸屬于共產黨。

他利用自己在軍中的地位，將李克農的信息從調查報告中抹去，將地下黨組織的活動輕描淡寫地“報告上級”，又暗中傳遞出確切情報。

1932年起，他被調往蘇北任軍需處主任，名義上是為部隊籌措補給，實則卻成了他掩護地下黨的又一戰線。

他利用職權將軍用物資悄悄撥出一部分，通過霍邱的秘密渠道交給地下黨組織，又一點一點流向抗日根據地。

但他本人也常常徘徊于生死邊緣。

他沒有專門的聯絡點，也沒有代號，唯一知道內情的，只有李克農，還有偶爾在深夜到訪的地下交通員，可即便小心翼翼，終究還是被卷入漩渦深處。

1936年底，國民黨特務部門再次重啟對“曼梓”的追查，這個曾在南京一度失蹤的共產黨員，如今被懷疑與霍邱的某些軍官有密切聯系。

王振武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審訊、監視、暗查紛至沓來，他被停職審查，甚至被秘密關押了數日。

但他什么也沒說，最終，他被撤銷職務，發配回老家，成了一個“政治態度不明”的棄將。

回到霍邱后，他過起了普通的生活，在墾務局掛了個虛職，維持生計，可即便身處低谷，他依舊沒有忘記共產黨，一直在默默為之付出著。

1949年秋，人民政府正著手清理潛藏的國民黨殘余勢力，曾經的敵對人員被逐一清查、問責。

一些過去的歷史也被重新掀開、擺上審判席，王振武也沒有幸免。

審判書上記錄著他的“投敵經歷”、“反動立場”，以及他與共產黨的“對抗記錄”，王振武沒有辯解。

而遠在北京的李克農，正在中央軍委情報部主持一次例會。

作為新中國隱秘戰線的奠基者之一，他如今已是副總參謀長，肩負重任，每日行程排得滿滿。

但就在那天傍晚，一封來自安徽的簡報被送至他手中，信中提及霍邱將于數日后處決一名“國民黨歷史反動軍官”王振武。

當那個熟悉的名字突然映入眼簾，他的手猛地一頓，心臟像是被人攥住般驟然收緊。

李克農顧不得向上級請示，連夜向組織遞交緊急報告，請求親赴安徽核查此案。

幾天后，李克農身著軍裝，帶著中央批示的特別調查令抵達霍邱，他在會議室里見到了王振武。

王振武一愣，隨即苦笑著低下頭：“李參謀長，你怎么來了？”

李克農沒有回話，只是快步走上前，一把握住王振武的手，那一刻，兩位分別二十余年的戰友，在塵封的記憶中再次緊緊相連。

李克農當天便請求在縣政府的公審會議上發言，他沒有帶講稿，只是站在審判席前，沉聲說道：“王振武，不是反動軍官，他是我和周總理的救命恩人！”

一句話，整個會場嘩然，隨后，李克農簡單說出了當年王振武救他的經過。

縣領導無不動容，當場宣布暫停判決，重新展開復查。

在李克農的親自陳述和歷史調查下，王振武曾在敵后多次協助地下黨、轉運情報、掩護要員的往事，一一得到了印證。

他的身份從“待決反動軍官”被轉為“秘密支援者”，不僅免于一死，還被正式任命為地方政府顧問，參與霍邱縣初期的政務重建。

王振武獲釋后，李克農安排他在合肥修整，親自寫信邀請他前往北京做客。

他們一同登長城、游頤和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俯瞰新中國的脈動，一如當年心頭描摹的理想國度。

只是命運終究殘忍，李克農因多年征戰、積勞成疾，于1962年在北京病逝。

消息傳到霍邱，王振武閉門痛哭一日，1966年秋，王振武病重垂危，家人守在床前，他喃喃自語：“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去見老李最后一面。”

說罷，淚水順著皺紋流入枕邊，他合上了眼睛，沉沉睡去。

兩位曾在槍火與諜影中相識相助的朋友，最終未能在塵世再度相聚，但那段不為人知的情義，卻早已被歷史銘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