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大流動：策士的時代如何到來？ | 戰國策風云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唐元和六年（811），四十歲的白居易離開了官場，為其母陳氏丁憂。大文豪在丁憂期間并未躺平，而是為祖父白鍠、祖母薛氏遷了墳，并留下《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這篇重要散文。此文之所以重要，并非其文辭有多優美，畢竟這種有嚴格體例要求的墓志銘也實在寫不出什么花樣。其重要性在于，這是記述中國白姓源流的重要文獻。白居易并沒有像很多人那樣，直接上溯到黃帝或者堯舜，而是很謙遜地給白氏宗族找了一個不那么有名的始祖——春秋時期的白公勝。

白公勝是誰？他的爺爺是楚平王。楚平王最有名的事跡發生在他死后——此公就是被伍子胥鞭尸的那位楚王。他之所以被鞭尸，也著實不冤。他霸占了自己的兒子太子建的未婚妻，又聽信讒言打算廢黜太子，太子建被迫出奔，太子之師伍奢被殺，而伍子胥正是伍奢的兒子。太子建雖然被霸占了未婚妻，但作為楚國王子，找媳婦并不算難題，仍生下了幾個兒子，長子起名為“勝”。太子建輾轉多地，最終鄭國接納了他，可他卻吃里爬外打算勾結晉國攻打鄭國，并且對治下之民非常暴虐。不久后，太子建被鄭國人殺死，其子勝流落吳國。

三四十年后，這位頂著楚平王嫡長孫名頭卻自幼流離失所的王孫靠自己的一雙手，硬是拼出了“信而勇，不為不利”的名聲。此時的楚國令尹子西正是太子建的弟弟，很是欣賞這個聲名遠播的侄子，將他從吳國召回，讓他駐守吳楚邊境的白邑，“白公勝”之稱就自此得來。高貴的出身和任俠的作風讓白公勝解鎖了一項史詩級成就——他是史書中明確記載的第一位求死士和養死士的人。

而且，白公并不是“陰養死士”，是光明正大地養，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種。至于養死士為了干什么，他也毫不避諱，有一次他當面對著司馬子期的兒子說：“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左傳·哀公十六年》）囂張到這種程度，可楚國的當權者完全不相信白公勝會做出些什么。令尹子西甚至輕蔑地說：“白公勝不過是我羽翼之下護佑的一顆卵！”（“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就是這顆卵，掀起了在楚國八百年歷史中留下深刻印記的一次政變。依靠死士，白公勝趁回郢都獻俘的機會攻入朝堂，殺死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劫持了楚王，幾乎奪得楚國的政權。若不是半路殺出個沈諸梁力挽狂瀾，帶領國人反攻白公、平定政變，白公勝很可能會登上楚王之位。

我們今天看這場“白公之亂”，只會覺得楚國的令尹、司馬都是廢物，對白公這種明牌造反的人居然毫無提防。可以確定的是，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絕不是庸才，他們是在公元前506年吳師入郢之役中成長起來的柱石之臣。在這場幾乎導致楚國滅亡的大戰中，年輕的子西與子期堪稱挽狂瀾于既倒的孤忠之臣，此后又帶領楚國從亡國邊緣走向復興。那么問題來了，今人都能看出問題，他們為什么視而不見？

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在被殺的那一刻，不知道頭腦中有沒有閃現出這句話：“大人，時代變了！”正如很難讓晚清的老爺們相信中國并不是天朝上國，除非英國人的炮彈打到他們頭上。在宗法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令尹與司馬絕對不會相信白公能造反成功，因為白公勝已經脫離楚國公族幾十年，在沒有宗族依靠、國人支持、世家擁護的情況下，怎么可能奪取政權？這條經驗在過去數百年的歷史中都是有效的，所以即使是白公整日里把“殺進朝堂、奪了鳥位”這類話掛在嘴邊，府里還養著一堆死士，人們也只會覺得這人個性不好，說話難聽。

很可惜的是，他們恰恰處在歷史轉折的節點上。一個策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時代悄然到來了。而在某種程度上，白公之亂正是新時代的第一聲炮響。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發現“士”字，因此無法確定“士”這一群體在商代是否出現。但周初金文中已多次出現“士”字，比如山西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村晉侯墓地出土的《叔夨方鼎》。一般認為，《叔夨方鼎》銘文記載了周王賞賜晉國始封君唐叔虞之事，所謂“叔夨”其實就是“叔虞”。周王在成周舉行大型祭祀后，賞賜“厥士”，而唐叔虞正是這些“士”中的一位。

叔夨方鼎，西周，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士”字字形如斧鉞，與“王”字形近，但“王”字比“士”字多一橫。攝影/老邪新楦兒

“士”的字形狀似斧鉞，與“王”字十分接近，只是“王”比“士”多了一橫。而關于“王”字的構形，董仲舒有一番頗具哲理的解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不過這番話在文字學上完全是無稽之談，當下的古文字研究者一致認為“王”字最初正是斧鉞之形，而中國上古時期一直有以斧鉞象征君權的傳統。既然“王”與“士”的字形都來自斧鉞，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兩種身份之間有相當緊密的聯系。

《尚書·堯典》記載，舜曾冊命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漢代大儒馬融注曰：“士，獄官之長。”在古史傳說中，皋陶是“士”的老祖宗，也是司法監察系統的祖師爺，這也能與“士”字的形體對應上。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以斧鉞之形指代刑獄之官，十分合理。這大概是“士”最原初的含義。以斧鉞捍衛王朝法度的“士”，正是斧鉞所代表的王權的藩屏與護衛。

傳統觀點認為，在周代社會中，士是低級貴族。這一觀點有很多證據，譬如《禮記·王制》記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孟子》也有近似的話，北宮锜詢問“周室班爵祿”時，孟子給出的回答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禮記》中的“五等”和《孟子》中的“六等”其實是一回事，區別在于是否將“君”算在內。

照此說法，士的身份在卿、大夫之下。而據《左傳·桓公二年》：“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和《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的記載，更可說明“士”是周代貴族的最底層，是貴族與庶民的分界線。

不過，從上面所舉《叔夨方鼎》的例子看，“士”其實并不僅指大夫之下的低級貴族，而是對君王以下所有貴族的統稱。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兒子和晉國的始封君，是周代政治體系中地位極高的貴族，仍然在“士”的行列。后世之所以將“士”作為低級貴族之稱，大概是等級社會中的現實需求，畢竟人們都希望以特定的、明確的、更尊貴的名號稱呼自己。若已達到卿或大夫的層級，雖然理論上還屬于“士”，但在塵世中摸爬滾打之人總知道怎么稱呼更加利人利己，剛直如孟老夫子亦通曉此理。

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士”無疑是貴族社會的基石。對于上位貴族而言，“士”是他們行使權力、維系統治的觸手。貴族社會中不缺“士”，能以嫡長子身份繼承宗主之位的人是極少數，其他的血親最終會成為構成貴族社會基底的“士”。而這種血緣聯系和嚴密的宗法禮制讓這種社會結構相當穩定。

亞長銅鉞，商代晚期，現藏殷墟博物館。古文字研究者一致認為“王”字最初正是斧鉞之形，而中國上古時期一直有以斧鉞象征君權的傳統。既然“王”與“士”的字形都來自斧鉞，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兩種身份之間有相當緊密的聯系。攝影/邱菲爾

這一時期，“死士”是非常罕見的，也是不被人稱許的。上位貴族屬下的士，其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家族延續，而非為主君效死。齊國的申蒯是齊后莊公的近臣，當齊后莊公被崔杼殺死后，申蒯準備為君主而死，他特意囑咐其家宰帶著家族避禍，但這個家宰完全不合格，居然“與之皆死”，申蒯家族也自此消失。這位在史書中沒留下名字的家宰，并不是舍生取義的正面典型，而是因個人意氣導致一個家族覆亡的失敗之士。

那個時代的“士”，更多的是忠于貴族社會體系，而非某一位君王、主子。孔子曾說過：“守道不如守官”（《左傳·昭公二十年》），這句話似乎刻意被后世忽略了，大概是覺得這種話聽上去太不符合儒家的主流價值觀。但若結合孔子說這句話的時代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孔子所說的“道”是忠君之道，這固然重要，但與家族世世代代擔任的職官相比，還是職官重要。在宗族社會中，個人對個人的忠誠只是小道，家族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才是最為重要的。士人這個龐大群體，嵌鑄于宗族社會之內，是貴族政治最牢固的基石。

這種金字塔式的貴族社會，具有穩定性，也有流動性，很有生命力。即使經歷了兩周之際的劇變與動蕩，仍然穩固地維持運行，比西周王朝的生命還長了兩三百年，直到真正的時代變革到來。

當時代走到春秋晚期，宗法制開始崩潰，宗族社會走向解體。為什么會產生這一變化？這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大難題，數十年來爭論不休。無論認為這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抑或宗法社會向編戶齊民社會的過渡，毫無疑問的是，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最劇烈的變革時代之一。

在歷史變革期，固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階層變動重組，最先受到沖擊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群體中的底層。他們既有的利益被剝奪，原本的生活方式無以為繼，卻無力自保。當宗族開始瓦解，貴族社會的色彩逐漸淡去，以往維系士人生存與尊嚴的兩大體系都不復存在。至春秋晚期，社會上已經出現大量困頓的士人。他們空有貴族的名頭，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庶民。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回就以貧窮著稱，甚至到了“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程度。但顏回是小邾國君主的后代，世代在魯國為卿大夫。可到了顏路、顏回父子時，二人雖然都有賢德，卻已無法在當時社會體系中謀得體面的生計。

陋巷故址碑，明，位于山東曲阜顏廟內。顏回生前“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這里的“陋巷”相傳就是春秋時顏回居住的地方

這些士人中很多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掌握“六藝”。一旦不能在既有體系內獲得出路，又不能獲得宗族的庇護，他們就會擺脫宗族、離開故土，在天下范圍內尋找自己的機會。此時士人就像是自由市場上流動的商品，“待價而沽”。這并不是貶低士人，孔子就是這么形容自己的。《論語·子罕》記載，有一次子貢問孔子：“有美玉于斯，溫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回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貢以美玉比擬有才華的士人，而孔子自動代入這一角色，認為自己正是在待價而沽。

《孔子圣跡圖·在陳絕糧》，明，現藏孔子博物館。此圖講述孔子周游列國時，在陳蔡之地遭圍困而斷糧七日，隨從弟子皆病。然孔子仍弦歌講誦不衰，并以“君子固窮”教誨弟子，彰顯逆境中堅守道義的風范

我們今天認為孔子是傳統價值觀的代表，而在春秋晚期，孔子是高舉復古大旗的真正革新者。在西周春秋時期，雖然不乏政治斗爭的失敗者前往其他邦國為官，但像孔子這樣周游列國、待價而沽的士人，是極為罕見的。而在孔子引領風潮之后，這就成了天下士人的普遍選擇。

在大爭之世，稍有志向的掌權者自然也愿意籠絡天下英才，因此出現了許多“千金求士”的故事。甚至有燕太子丹斬下美人的雙手贈予荊軻之事，這種今天看來極度冷血且毫無實際意義的殘酷行為藝術，在當時之所以發生，因為象征著養士者愿意為士人出多高的價，而出多少價，就能獲得士人多少相應的回報，即所謂“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如果價足夠高，甚至可以獲得士人的生命，也就是“死士”。

但到了春秋晚期，觀念就完全不同了。在白公之亂中，白公勝最重要的一位謀士和死士石乞就說過這樣的話：“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左傳·哀公十六年》）雖然石乞的出身已不可考，但肯定不會很高。在他看來，成事之后他擔任楚國的卿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他運氣不佳，最終走到了被烹殺的結局。但同時期的衛國，確實有一位出身奴仆之人實現了階級躍升，這就是渾良夫。他本是衛國孔氏家族內地位低賤的奴仆，因參與衛后莊公政變有功，被直接拔擢到卿的地位上，享受了“紫衣狐裘”的待遇。（《左傳·哀公十七年》）

西周和春秋前中期，知識文化被貴族壟斷，典章文獻藏于王室官府，即所謂“學在官府”，受教育是貴族的特權。至春秋晚期，貴族社會崩塌，王室衰微，公族零落，官學失序，“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論語·微子》），王官文化星散四方，貴族對知識的壟斷不復存在。

孔子首開私學之風，主張“有教無類”，將原本屬于貴族的教育權利向平民開放。在他的弟子中，不僅有身份高貴的公卿之子，也有落魄士人，更有商人、刑徒、賤民。而后，諸子百家興起，民間授學之風大興。“士”演變為一個特殊的知識階層，他們的核心資本是頭腦中的學識與智慧。這個階層不再依附于固定的血緣或土地，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獨立性，成為戰國時期最活躍的社會力量。

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持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大爭之世并不罕見。在戰國之前，有三百年的春秋時代；在戰國之后，有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雖然“良禽擇木而棲”是多數分裂時代文武之士的普遍選擇，但只有在戰國，這些士人能夠做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策士在戰國時期的高度活躍，是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

策士的活躍，離不開統治階層“尚賢”觀念的興起。在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社會，固然也有“尚賢”的理念，但那只是在貴族階層內部甚至家族內部遴選人才的手段，一個人的地位主要還是靠其家族地位和血緣親疏決定的。而到春秋戰國之際，舊秩序徹底崩塌，宗法制度權威不在，那套靠血緣親疏在小范圍內選取人才的做法自然也難以施行了。

《孔子圣跡圖·夾谷會齊》，明，現藏孔子博物館。表現齊景公與魯定公在兩國邊境夾谷舉行的重要會盟事件。魯國由司寇孔子出任相禮，提出“文事必有武備”原則，部署軍隊隨行護衛

而在此時，列國之間的競爭從爭霸轉變為滅國并土，戰爭的殘酷性也驟然提升。春秋時期列國貴族之間的那一絲溫情脈脈蕩然無存，一旦在競爭中失敗，就是滅國絕祀。諸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將那些已無法適應殘酷生存競爭的舊貴族放在一邊，把目光看向天下英才。

散布天下的英才，多半早年困頓。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變革中的失意者，都不得不尋找新的生活方式，這是人類的生存本能決定的。那些出身貴族的“士”，失去了宗族和宗法鑄就的上升通道，被行將解體的貴族社會拋棄，只能離開原本的生態位，走向天下，以自身的知識和能力謀求生存。

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不僅造就了一大批失意的底層貴族，也讓原本隔絕于政治舞臺之外的庶民得以一窺天下風云變幻。當私學興起，諸多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也具備了走上舞臺的機會。無論之前是否在“公卿大夫士”的行列，這些受過教育的人被統稱為“士”。這一時期，士與庶民的界限已經消失，士人從貴族之基變成了庶民之首。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榖梁傳》已將士、商、農、工并稱為“四民”。

貧寒而有才能的人往往能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戰國時期叱咤風云的策士多半如此。蘇秦早年是“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入秦游說失敗，歸家時“妻不下纴，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戰國策·秦策一》），已然困頓至極。張儀更是因為貧困，被楚相懷疑偷盜玉璧，“掠笞數百”。（《史記·張儀列傳》）馮諼因“貧乏不能自存”而投身孟嘗君門下為客，僅能“食以草具”（《戰國策·齊策四》）。而蘇秦、張儀奠定了戰國中期以后列國相爭的基本格局，馮諼則通過“燒券市義”“營造三窟”的智慧與遠見為舊貴族孟嘗君在新時代守住了一方天地。無論是列國君王還是公卿封君，在戰國時代，“得士者昌”是最基本的原則。

稷下學宮遺址考古現場，位于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故城小城西門外。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的高等學府，因設于都城臨淄的稷門附近而得名。齊宣王在位期間，稷下學宮迎來興盛，匯聚天下之士

“士”這個群體覺醒了自我意識，這不是“士農工商”四民之首的自我意識，也不是“君王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自我意識，甚至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自我意識，而是一種完全獨立、不依附于朝堂、不臣服于君權的自我意識。當齊宣王見顏斶時，他呼喊：“斶前！”顏斶也對等地呼喊：“王前！”齊宣王斥問：“王者貴乎？士貴乎？”顏斶傲然回答：“士貴耳，王者不貴。”齊宣王被顏斶折服，“愿請受為弟子”，許以高官厚祿，而顏斶卻斷然拒絕：“斶愿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戰國策·齊策四》）在熱心于求取利祿的策士群體中，顏斶是個異類。他是一位杰出的策士，同時也有堅定的隱士心性。但這種不受君臣關系束縛的鮮明自我意識，仍代表了戰國士人的精神面貌。

這正是戰國策士與秦漢以后士大夫的根本區別。戰國時期的策士雖然深刻地影響了政治軍事格局，但并不是統治機器穩固的組成部分。策士與君主之間，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利益的交換關系。君主“厚待策士”，提供“卿相之位”與“榮華富貴”；策士則貢獻其智謀與口舌，為君主“排患、釋難、解紛亂”。一旦交易不成，或主君不能采納其計，策士便轉身離去，另尋買主。許多頂級策士早已超越邦國界限，成為縱橫天下之士。這種高度流動的職業特性，使得智力資源能夠在列國間快速流通，也使得策士必須時刻保持思維的敏銳與開放性，以應對不同的君主與局勢。

《孔子圣跡圖·退修詩書》，明，現藏孔子博物館

戰國二百余年，策士們往來列國之間，憑借三寸不爛之舌，以縱橫捭闔之術，深刻影響著歷史的走向。策士，這一在春秋時期尚不顯著的特殊群體，在戰國時代異軍突起，成為政治舞臺上最耀眼的明星。其背后是春秋戰國之際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宗法制度的瓦解、貴族政治的崩塌、軍事競爭的激化與文化權力的下移。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底層貴族“士”脫離貴族階層、失去宗族庇護，以智謀和能力在整個天下“待價而沽”。王官之學星散民間，諸子百家興起，庶民也能夠接受教育，形成了一個空前壯大的知識階層。他們既無法被舊的貴族體制吸納，新興的專制制度還未能束縛他們。這些布衣之士敏銳地感知到舊秩序的朽壞與新機遇的萌發，在一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劇變時代，抓住了現實需求，找到了實現自身價值的歷史舞臺，以小博大，影響列國興衰，撬動天下格局，創造了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策士年代。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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