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乾坤？——晚清民初的成都女性生活空間

1905年4月1日，一位名為山川早水的日本人抵達了成都，開始了他在成都的旅居生活。在成都的一場宴席上，他注意到了女性并未和男性同桌而食，并且將其記錄在了其行紀之中。山川早水的記載雖然看似平淡無奇，他只是對其旅途中發生的一些事件進行了或客觀或主觀的記錄，但是從以上兩段文字的內容，我們依舊可以看出晚清民初成都婦女生活的張力：一方面，囿于所謂“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社會禮儀，在具體的生活空間中，女性依舊與男性處于兩個不同的維度，在大部分場合，女性都需要找到一個有別于男性的“內部空間”，這使得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男性所處的“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另一方面，作為所謂“進步”標志的女學開始興起，突破了長久以來的普通婦女無法接受教育的藩籬作為獨指女性的集體名詞也開始出現，女性的社會地位在外界的作用下似乎正在逐漸提升——無論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的需要。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試圖“再造乾坤”的性別運動卻呈現出反復、猶豫、曲折且有限的面貌。在下文中，筆者將試圖通過論述晚清民初成都女性的活動空間，展現這一復雜的歷史進程。

再造乾坤？“女學”搖擺的進步性

在成都地方知識分子傅崇炬的書寫中，1909年的成都女性經歷了一個重塑的階段：

成都婦女，向不知講家庭教育，遑云有普通之學問乎？間有聰慧者，欲讀書寫字，每每被父母阻力，或夫家之壓制。俗云“女子無才便是德”，故成都之女學不能達。

近來省城女學堂，漸形發達，創起者為陸中書鐸之淑行女子學堂，極為完全，聞風繼起者，頗不乏人。據本年之調查，女學生實有五百數十人。如教堂所立女學，其性質不同，不可不知。（傅崇炬：《成都通覽》，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年，第54頁）

晚清民初的成都和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在傳統禮制觀念的影響下，認為女性專屬的場域為“內部”，擁有知識被認為是越過“內外”之界與挑戰男性威權的行為。因此無論是父母還是夫家都會對其進行壓制。但是“女學”的興起，卻為女性接受教育，打破“內外”之別創造了機會，可謂是一場“再造乾坤”的實踐。據學者的統計，從1907年到1916年，成都女學堂的學生人數從2200人增加到了24624人，（林林：《清末民初四川女子教育——以女子學堂（校）為中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S1期）這樣的數量增長，對于當時正處于轉型期的成都可謂意義重大。“女學”所牽扯到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女性教育本身，晚清民初的時人從國族、女權、母親身份、婚姻、生計、道德等角度來論證女性與教育的關系，而這些角度與話語所囊括的面向已經完全超越了“女學”本身。（晚清的各種思潮也各自表達了自己對女學發展的態度，詳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74頁）“女學”的開設也給女性的活動空間的拓寬創造了條件，原先“十年不出”的女性，獲得了走出深閨，進入公共空間的機會：“在晚清最后十余年，成千上萬名長于深閨的女性離開家庭、走進學校。她們在街道上行走、在城市間來回，有些甚至邁出國門，尋求教育機會。像學校、書店、考工廠、教育品陳列館、勸學所、照相館、公園、茶館、火車站、碼頭這樣的公共空間，隨處可見其身影。”（秦方：《“女界”之興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子形象建構》，第10頁）這一批得以從閨閣中走出的女性，也通過集會、講演、撰文的方式，向普通民眾傳播女性應該走出閨閣，接受教育的觀念。而女學生亦走上街頭，用實踐去打破女性原有的生活邊界，并且用實際行動去對抗不懷好意的男性凝視。1909年8月26日，有十多個女學生在武侯祠游玩，有兩個男學生一直注視并盯著她們。這些女學生感受到了這些不懷好意的目光，轉身“罵之”，但男學生反以污穢言語回答，這惹怒了她們，女學生上前“批其頰”，兩名男學生則“抱頭鼠竄而去”，當時圍觀的群眾皆曰“打得好”。（《誠哉打得好》，《通俗日報》，1909年8月27日）應該身處的閨房女性不僅走上街頭，而且面對男性不懷好意的凝視與騷擾也敢于反抗和還擊，這可以作為女學給女性帶來打破空間界限、生發女性意識的實踐層面之佐證。除此之外，因其身體與服飾的特殊性，女學生在公共場合的出現也被視作進步的標志：

第一歡迎女學生，今朝放假又開晴。深青裙子天然足，爭向公園踏踏行。（胡國甫：《悼蔡會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136頁）

但正如筆者在開頭所論述的那樣，女學作為晚清民初“再造乾坤”的女性改造運動中最為突出、最為明顯的部分，本身也呈現出反復、猶豫、曲折且有限的面貌。秦方指出，參與女學堂的女學生和女教習大多出自中下層的士紳家庭，這些女性在社會資源與社會地位方面有著不同的優勢與特權，在從事與接受女性教育并轉變為現代女性的過程中，她們本身也在有意無意地維護著她們與士紳階層相關聯的社會規范與性別意識，傳統和進步在她們身上是共存的。（秦方：《“女界”之興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子形象建構》，第8頁）主持女學開設的國家機器也對可能沖擊到男性威權的女學報以十分謹慎的態度。1909年1月19日，《通俗日報》轉引了刊登于《成都日報》所刊登的《部擬定女學府服色章程》：

女學堂凡遇行禮日期，監督教習、監學堂長等如系有封命婦，即按品級吉服行禮，無封者常服行禮。......女學生不得纏足，女學生不得簪花傅粉披發及以發覆額，女學生不得效東西洋裝束。（《部擬定女學服色章程》，《通俗日報》，1910年10月19日）

在女學服飾的規定上，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機器對女學態度的搖擺：一方面，女性不得纏足，要在身體與面貌上和世界接軌；另一方面，本應強調平等的女學內部卻依舊存在著“命婦”的等級區分，甚至于“東西洋”的服飾也被看作是對本土文化的沖擊。有人意識到了女學的興辦對傳統文化的沖擊，于是其大聲呼吁：“惟是茲事重大，關系匪輕，辦之者續嚴訂規則，慎重其事。勿許自由，致開流弊之端；勿效外人，受人譏評之柄。女學日昌，漸以復古，斯亦保國粹之一端矣。”（《論中國不保國粹即女學可見一斑》，《通俗日報》，1909年8月13日）因此，女學使用的教材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學部因各省女學有萌芽非端，其趨向不足以昭慎重，特擬定以后各女學應用書籍非由改部審定者，不準擅用。即有繼出之書，亦須呈部鑒核。其坊間一切刻木以及私家著作，無論完善與否，未經核準通行者，概不得用，以杜流弊。（《女學書籍須有部定》，《通俗日報》，1910年2月21日）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女學從抽象的教育內容與物質的身體，都存在著進步與傳統的矛盾。又因為女學生因為教育的需要，擁有有限的、跨出閨閣的自由，一些婦女便借女學生之名外出，結果反遭識破，這也顯示出了女學所帶來的自由并未普及至基層婦女之中，其社會影響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顯著。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女學在打破女性有限的活動空間上的兩面性：一方面，女學被打造成進步的標志，它給予了女學生跨越門閭、打破內外的機會，而女學生在社會上的活動也部分地推動了男女平等、打破男女內外之分觀念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女學的進步有著割裂、猶豫的面貌。秦方指出，女學生的外出本質上是“移動的閨閣”，她們面對著社會的凝視、道德的質疑，（秦方：《“女界”之興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子形象建構》，第133-155頁）參與女學的女性成員無法全部代表廣大的普通婦女，而她們所參習的課本、身著的服飾也受到官方的嚴格管制，以服從于所謂保持“國粹”的需要。晚清民初的社會一邊想通過女學在女性身上重塑“國民性”與“現代性”，將女性推出閨房；另一方面，則對女性的知識觀念、活動場所加以約束與監視，并且將這種走出閨房的范圍局限在相當小的程度。這種觀念上的斷層與矛盾，自然也使得女學的“進步性”與之影響大打折扣，因此女學的創立對于女性活動空間的拓展的意義也較為有限。

儀式、集會與娛樂：打破邊界的阻力和危險

成都作為中國西南地區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向來有文人不吝給予其稱贊。楊燮在其竹枝詞中就記載了成都的盛大與美麗：

一揚二益古名都，禁得車塵半點無。四十里城花做郭，芙蓉圍繞幾千株。（楊燮：《錦城竹枝詞百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37頁）

自清以來，成都的經濟社會發展就相對平穩，和同處長江流域的漢口不同，即便在太平天國時期，也并沒有受到較為猛烈的沖擊，也因此沒有出現社會重建的事件。即便到晚清，成都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受到西方思想的重大沖擊，因此，作為一個美麗而閑適的城市，成都也就保留了較多的傳統習俗。各種祭祀活動與集會活動在民間頻繁舉行，這座城市的日常休閑活動有著明顯的特色。相較于上文提及的女學生，這些場合則向更多的普通女性提供了走出閨門的機會。正如王笛所說：“在節日期間，性別的界限同社會階級一樣也略微松弛。在傳統中國社會里，婦女在公眾場合與陌生人的直接社會接觸或往是‘不道德’的，但是這個傳統不適用于宗教活動和節日慶典。”（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第137頁）接下來，筆者將從宗教活動、集會活動與娛樂活動三個方面來分析晚清民初成都女性（主要是普通女性）的活動空間，并且指出其雖然在特殊的時間與場合她們擁有著外出的機會，但是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依舊面臨著排斥與危險。

首先來分析一下祭祀活動中成都女性的活動空間。在此筆者以成都的兩個祭祀宗教活動為例，一是于農歷四月初八舉行的放生會，二是農歷四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藥王會。放生會于每年農歷四月初八在成都舉行，舉行地點較多，一說在桓新巷旁曾有一放生池，（袁庭棟：《成都街巷志（上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555頁）二說是在九眼橋下的錦江的大佛寺附近。（傅崇炬：《成都通覽》，第244頁）

放生會盛況（引自《成都街巷志》）

放生會舉辦的場景盛大，據傅崇炬記載：

是日江中彩船花舫，自官員以至紳氏，多醵金設宴，或挾優妓，笙歌雜沓，或由北門上舟者，或由東門上舟者，或繞舟于南河者，或維舟于濯錦樓者。富紳商民之婦女，無論老幼，亦結隊游宴。兩岸之民家樓口，紅袖綠鬟，目不暇接。（傅崇炬：《成都通覽》，第244頁）

但是放生會的盛大也潛藏著危險，有人認為放生會本是佛教儀式，女性不應參與其中，這些人通過竹枝詞的書寫表達自己對女性跨越內外之界的不滿。女性的出現，亦會受到他人的注視，突如其來的大雨會淋濕沒有遮蔽的女性身體，使其成為公眾的焦點，道路上擁擠的人流會將女性擠入河水中。但這些注視與危險大多因意外而起，藥王會的記載則呈現出了不同的面向。

藥王會為慶祝藥王孫思邈的誕辰而設，于每年農歷的四月二十八日舉行。在那天，成都城內所有的藥鋪和醫館都會制作牌匾送到位于陜西街與梨花街的藥王廟。所有前去祭拜的信徒，必須步行，無論男女、無論貴賤。即便是富家豪女，也不例外，她們日常生活中所習以為常的性別隔離也會在此時被打破。在藥王會上，一邊行走一邊磕頭的行為被稱為“拜香”或“拜臺”，信徒們以這樣的方式來表示自己對藥王虔誠的信仰。（楊燮：《錦城竹枝詞百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40頁）這樣的場合，也給予了普通女性走出閨閣，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一位名為定晉嚴樵叟在其所著的竹枝詞中寫道：

絕憐二月好春光，席扎牌樓燈燭光。婦女丁男齊結束，藥王廟里燒拜香。（定晉嚴樵叟：《成都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54頁）

雖然能夠與男性同處一個空間，進行同樣的祭祀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女性就能夠和男性享有同樣的地位，相反，她們對自己所處環境的不安全有充分的認知：

金饒喧處是春臺，為避游人去復回。欲買碧桃偏礙口，低聲告母且呼來。（馮玉驤：《藥王廟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127頁）

在公共空間的普通婦女顯然知道現身于此類場合會引來不合時宜的注視，因此她們會選擇“回避游人”，社會對女性的排斥與不友好依舊影響著女性在公共空間的游移策略。

接下來，筆者將結合成都青羊宮花會作為成都集會的實例，來分析成都女性在此類場合下所遭遇的阻力。青羊宮位于成都西側，而每年的二月至三月，成都城內以及城郊的民眾都會前往青羊宮參加花會。一開始花會只是售賣花木、種子等，但隨著市集的逐步擴大，農產品、工藝品、日用品等也逐漸在花會上進行售賣。同時，在花會期間，餐飲業、娛樂業也會在花會中開設店鋪，為來往的民眾提供休息、娛樂之場所。花會也因此成為了成都春日一場不可多得的盛會。劉師亮記載了青羊宮花會的盛況：

通惠門前十二橋，游人如鯽送春潮。與郎走過橋頭去，笑指仙都路不遙。（劉師亮：《成都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三十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88頁。通惠門是為了方便城內居民趕花會出入城而開的新西門，這幾乎是城內民眾前往參與青羊宮花會的必經之門）

青羊宮內的棚攤（Luther Knight攝）

而在成都當地官員沈秉堃、周善培等人的推動下，青羊宮花會被改造為商業勸工會。這一個集會也給女性提供了外出的機會，但這一機會也給女性帶來了不確定性與危險。雖然花會對于女性而言是不同于閨閣、祭祀活動的不同的空間，但他們仍然需要面對他人的凝視：

誰家官眷斗云鬟？畫得眉毛彎又彎。仔細審詳渾不是，似曾相識武擔山。（劉師亮：《成都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三十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89頁）

劉師亮所寫的這首竹枝詞展現了男性對女性的凝視，他將“官眷”的妝容與娼妓相比，足以說明這種凝視并非充滿欣賞。但女性依舊對其趨之若鶩：

連朝淫雨苦為災，酒肆茶寮未打開。莫道會場真垮桿，沖泥尚有女賓來。（前人：《續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七十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97頁）

連綿不絕的暴雨也無法組織女性前往花會喝茶，即便面對危險，女性也想前往花會游玩，甚至于孕婦也會忽略人流眾多帶來的危險，前往花會。此外，女性在青羊宮花會中也十分容易遭到騷擾：

八卦亭邊憩女賓，石欄圍坐幾多人。囑郎偷看須留意，聞說官廳捉軃神。（劉師亮：《成都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三十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90頁）

通惠門前放晚晴，持筐夾道盡流氓。到來都是閑鶯燕，誰聽哀鴻婉轉聲？（觚齋：《成都花會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162頁）

鑒于人流量的巨大與管理的困難，之后的花會為男女各自安排了入口：

氣象今番色色新，平常條告總嫌陳。這邊入口那邊出，怕有男賓冒女賓。（陳寬：《辛亥花市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148頁）

但是門口的隔離卻并沒有將女性隔離于男性的凝視之外，其出現依舊使她們成為被注視的對象：

板橋窄窄架河干，多少游人立岸看。女賓口關要防緊，郎要挨身入口難。（佚名：《成都花會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235-236頁）

楊柳腰肢擺又搖，不妨即在樓上瞧。窄路拿人真看飽，承香樓是奈何橋。（佚名：《成都花會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236頁）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女性在青羊宮花會上的特異性表明她們始終沒有被社會接受，其在公共空間的現身往往會被看作是越過內外之別的奇觀，成為被男性凝視的對象。而女性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機遇亦可能成為其不幸的遭遇，她們可能在這樣的場合遭受到各種各樣的騷擾，以至于花會舉辦方需要區分男女入口，甚至分派警力維持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以放生會、藥王會為代表的祭祀活動，還是以青羊宮花會為代表的集會活動，都并非社會生活中的日常性活動，它們多是出于既有的目的而舉辦的、有固定頻次且持續時間較短的活動，雖然其例外性為女性提供了跨出閨閣的機會，但這無法代表其日常生活出現在公共空間的常態。因此，筆者將結合晚清民初成都的娛樂休閑空間，來闡述女性所面對的阻力與危險。

在成都，有兩個娛樂休閑空間無法被忽略，那就是茶館與戲園。晚清民初的成都，有著數量眾多的茶館與戲園，它們錯落分布在成都城市中的每一個角落，發揮著疏解民眾壓力、提供娛樂休閑服務的功能，亦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一個縮影。但茶館與戲院向來被視作男性的娛樂空間，它們對女性保持著強烈的排斥與敵意。1909年北京的茶樓特為女性開設“女座”，則被批評“有傷風化”。鑒于女性在晚清民初中國的活動范圍逐漸增大，茶館為了盈利開設女座，是順應潮流之事，但女性在茶樓等公共空間的出現還是被認為是超過“內外”之界的表現，往往會招致批評和排斥。甚至有女性女扮男裝在茶樓與心儀之人及其友人聊天，都會被抓走懲辦：

日昨午后六下鐘有一女子姓王，年已十五，照男子的裝扮，在北一區爽心閣茶鋪內，同商業場正大裕早已開除之幫工甯昆暨其友人廖貴云、孔祥林三人同桌飲茶，春風共座，未免有情。當經巡長楊占云察覺擋回分署，經吳區官斫訊，曖昧之情，各自敗露，似此行為大傷風化，現已申送總署轉送公所懲辦矣。（《爽心閣女裝男子》，《通俗日報》，1910年3月25日，第69期）

成都的悅來茶園在被禁止出售女座之后營收不佳，想申請開辦夜戲，足見女座的開設能夠給茶館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但是迫于社會輿論與官方壓力，許多茶館不得不轉變經營方式。即便許多茶館轉變為戲園，想要開設女座也是難上加難。1909年11月26日，官方發出通知，不準再開設女戲園：

本城自戲園開后不知增幾許，無從消耗。昨有職員楊茂林，以變通戲園，稟請巡警道作主，奉批云：“查省城內已設有可園、悅來兩戲園，劃分男女座次，演唱改良戲曲，盡足為感發勸戒之資，來稟擬再下地特開一專售女座之戲園。雖與該兩園宗旨無殊，誠恐各婦女見有此種特別戲園，不免誤會宗旨，竟日以入院觀戲為正，是徒開消費之門。”（《不準再開女戲園》，《通俗日報》，1909年11月26日，第294期）

也許官方會認為女性所喜歡看的是淫戲，但是更多的是擔心女性突破內外之界對所謂“道德良俗”與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的沖擊：

那個園子多上女座，女座多男座就不少。不是為看戲，是為看演戲的。演至遺翠花歪歪歪，翠屏山偷和尚，關玉廟解衣擁抱，珍珠衫乘醉誘奸的時候，女座眼也直，男座眼也斜。一邊喝彩，一邊回顧，臨完了又繞個好家伙，在依門賣笑。皮肉生涯者流，全不在乎。又學藝，又開心，又拉扯買賣。到是分內事，全不在乎。惟獨良家婦女，素昔大門不出，二門不走，端端正正、純純方方的人，為甚么也跟他們學？自己也不想想，家里也不管管，仿佛不仿佛，應當不應當那？各戲園，須將本日所演的戲，開呈該管巡警局區，佳者準演，劣者禁止。（《婦女不可聽》，《通俗日報》，1910年3月20日，第65期）

在男性看來，女性進入戲園這一行為本身并非只是單純的娛樂行為，而是打破男女內外分別、打破兩性社會分工職責的行為。在他們看來，女性應該居于家中，相夫教子，處理內務。因此，即便女性并沒有在戲園中看戲，而是在其他場合參與娛樂活動，也會招致批評。在能看到的文字記敘中，這些女性的出現往往會導致公共空間的秩序的混亂，因此這些文章一般會得出“女性不應該出現于公共場所”的結論。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記敘從來沒有追究過男性的責任，仿佛男性對女性的注視是理所當然一般，甚至因此而引起的混亂也要歸因于女性身上，女性要么被驅逐，要么被懲罰。

這樣的局面在民國初年得到了改變，作為代表進步革新的中華民國，亦在茶館等公共空間展演自己的進步性。這種進步性在茶館的表現就是在茶館中設置女座。一首寫于1927年的竹枝詞談到：

社交男女要公開，才把平權博得來。若問社交何處所，維新茶社大家挨。（前人：《續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七十首》，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92頁）

男女可以在這所“維新茶社”中共處，而這樣的場所成為了民國所謂“平權”的概念展演。而除了這樣男女混座的茶樓之外，還有專門為女性開設的茶樓：

手扶楊柳一枝斜，底印香塵步落花。行到女賓休息處，鶯聲嬌嫩自呼茶。（佚名：《花市竹枝詞》，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第234頁）

前文已經論及，在青羊宮花會，亦有茶館、餐館開始，為游人提供休閑娛樂服務，而此處的茶館，則是專門為女性開設的。女性能夠進入茶樓，除了當局的推動，亦有經濟利益對茶館的吸引：

聞悅來茶園今年分紅，每股本銀十兩。除得月息八厘外，又得分紅銀一兩六七錢。連去年所得者，已得利十分之六七矣。然慶余可園座客多而反虧折，西城之萬春茶園每股五十金早已集足。可惜無女座，否則必利倍于悅來也。（《此之謂實業分紅》，《通俗日報》，1911年6月8日，第9期）

但即便有這雙重因素推動著女性進入茶館，女性進入茶館也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婦女在茶館的出現、是社會發展和婦女為平等權利不斷努力的結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貌似開化的社會改良者不但沒有給婦女進入公共空間創造更好的條件、反而設置了重重障礙。婦女進入茶館經歷了幾十年時間，從1906年首次允許女賓進入，這個過程到1940年代也并沒有完成。實際上社會中總是兩個傾向共存：一方面，經過多年的努力，隨著社會的不斷開化，婦女贏得了一些權利；但另一方面，精英和政府仍然不鼓勵甚至竭力限制婦女到這樣的公共場所。（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第185頁）

女性進入茶樓和女學的開設一樣，都存在著觀念上的割裂和矛盾：一方面，女性進入茶館作為男女平權的實踐，需要地方精英和政府的推行，作為其進步的表征；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內外觀念又促使社會上下對女性進入茶樓的行為本身感到排斥。此外，除了在儀式、集會與娛樂空間之外，女性在節日時的外出也會遭受排斥與冷眼。例如每年正月十六，成都的女性會周游城垣，以期消除自己在一年內可能遭受的病患。但是人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本身是迷信的表現，并且對其大加批評：“正月十六日，成都有游城墻之迷信，俗名‘游百病’，言一游則百病不生也。十六日四城之墻上男女雜沓，有某氏婦二人被游人調戲，幸經巡警彈壓，方得無事。聞該巡警極為出力，把閑人散開，將該婦救出重圍（來）。”（《游百病出丑》，《通俗日報》，1910年1月19日，第10期）同時，也有人認為游百病是“厚顏”之舉動。以上論述充分表明，晚清民初的成都女性生活空間雖然在進步話語、特定情境與經濟需要的前提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擴展，但是社會對女性活動空間的擴展的態度是充滿反復與矛盾的。

小結：“再造乾坤”或“滾芥投針”？

本文試圖從成都地方精英書寫的地方志、地方報紙與竹枝詞等史料闡述晚清民初成都女性生活空間，力圖闡述以下事實：晚清民初的成都在進步觀念的影響下，通過開設女學、改造傳統集會、向女性開放茶館戲園等舉措進一步拓寬與保障成都女性的活動空間，以展演其進步、平等之轉變與色彩，力圖完成其“再造乾坤”的女性國民改造之目的。但是，在以上舉措推行的時候，可以看到成都社會對女性生活空間擴大的猶豫與排斥：女學的開設雖然將女性推出了閨房，但是官方又對女性的知識觀念、活動場所加以約束與監視，女學堂成為了另一個“游移的閨閣”；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出現不僅會遭受到關注和凝視，而這些關注與凝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往往需要女性自己背負；女性進入茶館與戲園等娛樂休閑場所的進程亦十分漫長，這種行為所暗含的打破內外之別的危機使得地方政府與精英在為其創造條件的同時也對其加以限制。以上措施看起來充滿進步色彩，但其本質上卻是“滾芥投針”的猶疑之舉。

另外筆者想要指出的一點是，晚清民初成都女性生活空間的變化，其實也是20世紀前后成都這一城市演變與進步的一個縮影。這樣微觀的日常生活并非沒有價值，正如王笛所說的那樣：

微觀研究的意義在于，能夠把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廣義和抽象的層次而提供個案分析，不僅能豐富我們的地方知識，還有助于我們對中國的理解。由于中國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特征的復雜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應在我們的思考范圍之內。......一方面，對微觀和下層的研究，使我們能觀察那些在社會底層、知之不多的現象；另一方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強我們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這種取向使我們在研究微觀問題時，也充分注意到宏觀的歷史事件。雖然微觀歷史對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或“小歷史”津津樂道，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大歷史。（王笛：《顯微鏡下的成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頁）

通過對晚清民初成都女性生活空間的變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所謂“進步”、“革命”與“現代”的發生與完成并非一瞬之舉。歷史中的割裂與斷層始終存在，若是缺失了這樣的視角，我們對成都這座城市的理解或許會失之片面。需要指出的是，筆者的研究并非完美，甚至可以說是漏洞百出。關注點多的同時，可能也缺失了深刻的說服力。但筆者依舊希望自己有限的努力，能夠給讀者帶來審視成都的新視角。

（原文部分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