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可負擔”霸權

2026年1月，三件看似無關的事件幾乎同時占據國際新聞頭條：3日美國出動三角洲特種部隊光速“生擒”委內瑞拉時任總統馬杜羅夫婦，同一天英法兩國聯合空襲敘利亞境內疑似伊斯蘭國目標，接下來在5日，美國白宮再次公開表示應當“擁有”格陵蘭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

如果將這三件事孤立來看，它們似乎分屬美洲、中東和北極三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但如果放在特朗普重新執政后的整體戰略框架下審視，就會發現它們高度一致地指向同一個核心命題：美國正在系統性地重構全球地緣版圖。

這種重構的底層邏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擴張或收縮，而是對全球秩序進行一場以“成本－收益”為核心的戰略再定價。

在這個新框架中，國家不再簡單地被劃分為盟友與對手，而是被重新歸類為三種對象：戰略資產（必須控制）、可管理風險區（可以外包），以及應被清理的成本源（需要示范性打擊）。

格陵蘭島屬于第一類，敘利亞屬于第二類，而委內瑞拉則是第三類的典型案例。理解這套分類邏輯，是理解當前國際秩序轉型的關鍵。

“經濟適用型”霸權

特朗普2.0時代的全球戰略并非心血來潮的政策搖擺，而是對美國結構性困境的一種極端現實主義回應。這種困境可以歸納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

首先是財政與債務的硬約束。美國聯邦債務已超過GDP的120%，年度國防預算雖然高達8000億美元以上（有可能加碼到1.5萬億美元，還是不夠），但分散在全球數百個軍事基地和多個戰區的維持成本正在侵蝕其戰略靈活性。這些全球安全承諾在國內政治層面越來越難以獲得支持。當底特律的基礎設施破敗不堪、中西部制造業持續流失時，選民很難理解為什么美國要繼續為歐洲的安全買單。

其次是盟友體系的結構性失衡。戰后七十余年，美國構建的同盟體系確實為全球秩序提供了穩定性，但也造成了普遍的“搭便車”現象。

歐洲主要國家的國防開支長期低于

GDP

2%

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

但在貿易、技術標準、氣候政策等領域卻經常與美國產生分歧。

第三是大國競爭的現實壓力。中國的經濟體量已接近美國，在制造業、基礎設施、某些高技術領域展現出強勁競爭力；俄羅斯雖然經濟規模有限，但在能源、軍事和地緣博弈上仍是重要變量。美國想要維系“一超多強”的局面都有點力不從心，更不用說單極霸權。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必須在資源分配上做出取舍。

基于這三重現實，特朗普的戰略轉向可以概括為“可負擔的霸權”：美國不再試圖提供全面的全球秩序，而是通過軍事、金融和政治手段，決定哪些地區值得投入、哪些地區可以外包、哪些地區應該放手。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孤立主義，而是一種更加精算的、選擇性的霸權維持方式。在這套邏輯下，主權、規則、盟友承諾都不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根據成本收益重新定價的變量。

拿下格陵蘭

格陵蘭島問題是理解特朗普戰略邏輯的最佳入口，因為它以最直白的方式揭示了美國對“戰略資產”的新態度，同時也成為撕裂跨大西洋關系的標志性事件。特朗普并非首位意識到格陵蘭島戰略價值的美國總統，早在1946年杜魯門政府就曾試圖購買該島，冷戰期間美國在此建立的圖勒空軍基地至今仍是北美防空體系的關鍵節點。

但特朗普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再滿足于“駐軍權”或“影響力”，而是直接提出所有權問題，并明確表示不排除使用經濟或其他手段達成目標。

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是多維度的——

從地緣位置看，它是北美、歐洲與北極三者的交匯點，控制格陵蘭島意味著控制了未來北極航道的西側入口。隨著氣候變化導致北極冰層融化，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的商業價值正在快速上升，它們可以將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航程縮短數千公里。

從資源角度看，格陵蘭島蘊藏著豐富的稀土元素、石墨、銅、鎳、鈷等關鍵礦產。目前全球稀土供應高度集中，中國占據了全球稀土產量的60%以上和加工能力的85%以上。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供應鏈“去風險化”成為共識的背景下，格陵蘭島的礦產資源對美國具有巨大的戰略吸引力。

從軍事安全角度看，格陵蘭島是監控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最佳位置，是導彈預警系統的前沿陣地，也是未來太空軍事競爭的重要支點。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敘事中，美國對格陵蘭島的訴求具有某種“合理性”：丹麥作為一個人口不足600萬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開發格陵蘭島217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和豐富資源。格陵蘭島自治政府人口僅5.6萬，缺乏資金、技術和市場來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

在這種情況下，讓擁有資金、技術和全球市場網絡的美國來開發格陵蘭島，不僅符合經濟效率原則，也能為格陵蘭人民帶來更多實際利益。這種“資源不應被浪費”的邏輯，在特朗普的世界觀中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如果你不會用，那就讓會用的人來用。

但格陵蘭島問題真正的沖擊力不在于其本身的價值或美國敘事的“合理性”，而在于美國提出訴求的方式對國際秩序基礎的侵蝕。當特朗普公開表示格陵蘭島“應當”屬于美國時，他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邏輯：主權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根據實力對比、資源利用效率和戰略需求重新談判的。

這種邏輯的延伸是：如果美國長期為某個地區的安全買單、為某條航道的暢通提供保障，那么這些“服務”所產生的“所有權”也應當部分歸屬于美國。

歐洲對此的激烈反應揭示了跨大西洋關系的一個根本性鴻溝：歐洲仍然堅持以規則、主權和多邊機制為核心的戰后秩序觀，而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已經事實上轉向了一種以實力和交易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秩序。對歐洲而言，主權是現代國際體系的基石，是不可討價還價的；對特朗普而言，主權只是眾多可以重新定價的變量之一，效率、實力和戰略需求才是決定資源歸屬的核心標準。

特朗普嘗試“購島”的真正危險在于它首次將盟友的領土完整性納入了美國的交易邏輯。這對歐洲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心理沖擊。七十多年來，歐洲習慣了在美國安全傘下專注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國防能力嚴重退化，對美國的依賴根深蒂固。當這種依賴關系的基礎開始動搖時，歐洲發現自己既沒有獨立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也沒有與美國平等談判的籌碼。

做一個預判，特朗普大概率會在任期內得手，因為歐洲早已四分五裂：德法高調呼吁“戰略自主”，推動歐洲建立獨立的防務能力；東歐國家更信任美國而非法德主導的歐洲軍隊；北歐國家擔心脫離美國會削弱對俄威懾。這種分裂使得歐洲的“戰略自主”更多停留在口號層面，難以對抗特朗普的強行“購買”。

格陵蘭島爭端實質上標志著跨大西洋關系從基于共同價值觀和安全利益的同盟，開始轉變為基于短期利益交換的交易伙伴關系。雙方再也回不去了。

被外包的敘利亞

如果說格陵蘭島體現了美國對戰略資產的控制欲望，那么敘利亞問題則展示了美國如何管理“可控風險區”。在這個問題上，特朗普的策略是將安全責任外包給地區盟友和歐洲伙伴，同時通過推動政治正常化來降低長期成本。

英法聯合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就反映了美國中東政策的深刻轉變。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但中東的復雜局勢又不允許美國完全撤出。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選擇了一種“離岸制衡+責任外包”的策略：保持最小必要存在，但將日常安全管理責任轉移給地區盟友（特別是以色列）和歐洲國家。

英法空襲正是這一策略的體現。它既展示了歐洲有限的戰略自主能力，又暴露了其對美國整體框架的依賴。對歐洲而言，參與敘利亞反恐行動既是履行北約盟友義務，也是展示“戰略自主”的一種方式。通過主動承擔中東安全責任，英法試圖證明歐洲不是簡單的“搭便車者”。但這種“自主”是有限的：行動目標、時機選擇，甚至情報支持都離不開美國的協調，本質上仍是在美國主導的框架內行動。

與空襲形成對照的是，敘以關系正常化談判在巴黎取得突破。這是美國“風險管理”策略的另一面：通過推動政治和解，從根本上降低地區沖突的烈度和美國的介入成本。所謂“亞伯拉罕協議2.0”，其核心邏輯是將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從零和對抗轉變為功利性合作，從而構建一個以色列為樞紐、海灣國家為資金來源、美國為安全保障者的新中東秩序。

敘利亞加入這個框架，對各方都有明確的利益。對敘利亞而言，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是獲得西方承認、解除制裁、啟動重建的關鍵步驟。世界銀行估算敘利亞重建需要2160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不可能僅靠俄羅斯或伊朗提供，必須打通與西方和海灣國家的資金渠道。而打通這些渠道的前提，就是在安全問題上滿足以色列和美國的核心關切。對以色列而言，敘利亞關系正常化意味著北部邊境的長期安全，可以大幅降低防御成本。對美國而言，敘以正常化是以最小成本重塑中東秩序的高杠桿手段，可以削弱伊朗在黎凡特地區的影響力，鞏固以色列的安全地位。

但這種策略也有其代價。敘利亞的主權和政策自主性將進一步受限，它必須在多方壓力下做出一系列妥協，而這些妥協可能引發國內政治反彈。更重要的是，這種“交易式和平”缺乏堅實的民意基礎和價值認同，高度依賴各方精英層的利益計算，一旦計算結果發生變化，整個架構就可能迅速瓦解。

霸道的“增量發展”

如果特朗普的全球版圖重構戰略得以全面實施——中東防務主要由以色列和歐洲盟友承擔，南美主要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格陵蘭島成為美國開發北極的戰略基地——這將為美國經濟創造巨大的增量空間，但同時也伴隨著嚴重的結構性風險。

從軍事與防務角度看，戰略收縮可能帶來直接的財政節省。將中東日常安全管理委托給地區盟友，可以大幅削減美國在海外的駐軍成本和軍事開支。這部分節省的資金可以轉而投向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科技研發或用于削減財政赤字。同時，美國軍工企業可以更專注于高精尖技術開發，通過技術授權和聯合研發持續獲利，實現“輕資產”模式下的利潤增長。對以色列、沙特等盟友的軍售也將在政策鼓勵下增加，直接利好美國軍工產業。但風險在于，過度依賴盟友可能導致地區力量失衡，反噬美國利益，或在危機時迫使美國以更高成本重返干預。

從資源與供應鏈角度看，格陵蘭島堪稱“戰略寶庫”。控制或深度影響該島，意味著美國有望掌握一個富含稀土、鋰、鈷等戰略性礦產的新資源基地，極大緩解其在高科技和綠色產業中對海外供應鏈特別是對中國的依賴。北極航道的開發將重塑全球物流格局，美國憑借格陵蘭島的戰略支點，可以在未來的北極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發展沿線港口和服務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將南美納入經濟版圖，旨在確保石油、銅、鋰等關鍵原材料的穩定供應，為“美國制造”提供近岸資源保障。在拉美國家布局產業鏈的中下游環節，有助于美國構建更具彈性、成本更低的半球化供應鏈，增強全球競爭力。

從新增長極角度看，特朗普的戰略可能激活多個經濟板塊。放松環保監管、推動傳統能源生產，將直接提振美國化石能源行業，并降低制造業能源成本，吸引產業回流。圍繞格陵蘭島，將催生極地航運、資源開采、后勤保障、科研服務等一整套新興產業，為美國經濟創造全新增量。通過與拉美的經濟一體化，美國產品可更便利地進入龐大的拉美市場，為美國企業提供新的增長空間，同時也能通過產業轉移降低生產成本。

然而，這些潛在收益都建立在極為樂觀的假設之上，現實中面臨多重結構性風險。首先是巨額債務的陰影。美國聯邦債務已超過38萬億美元，所有戰略調整都需要巨額前期投入——無論是北極基礎設施建設、拉美產業布局還是軍事力量重組。在持續減稅政策下，財政赤字可能進一步擴大，加劇經濟脆弱性。

其次是盟友關系的代價。對盟友的強硬態度和單邊行動，特別是對格陵蘭島的覬覦，會嚴重損害互信，可能導致歐盟等傳統伙伴加速尋求戰略自主，在經貿、技術、金融等領域與美國漸行漸遠，削弱美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

第三是拉美國家的抗拒。拉美國家有其自身發展訴求和強烈的獨立意識，歷史上飽受美國干預之苦，未必甘心只做美國的“資源附庸”和“產業下游”。委內瑞拉事件引發的地區反彈就是明證，反抗和博弈將持續存在，美國很難以低成本實現其經濟整合目標。

第四是國內利益分配不均。戰略收益——如北極資源利潤、軍工企業增長——很可能集中在少數大企業和特定行業，而戰略成本——如貿易保護帶來的物價上漲、稅收減少導致的公共服務削減——則由全民分擔，可能加劇國內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削弱戰略的政治可持續性。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特朗普的戰略本質上是在用20世紀的工具應對21世紀的挑戰。全球權力分散化、經濟多極化、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構性變化，不是通過控制幾個戰略資產、外包幾個安全責任就能逆轉的。

當今世界經濟的核心競爭力越來越取決于創新能力、制度質量、人力資本，而非簡單的資源控制和地緣優勢。美國如果將過多資源投入到地緣爭奪和傳統產業復興，可能反而錯失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保持領先的機會。

結語

特朗普的全球版圖重構正在將世界推入一個新的階段——不是無序，而是一種以實力、交易和不確定性為特征的新秩序。在這個新秩序中，所有國家都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如何在一個不再提供穩定承諾的霸權體系中保護自身利益？如何在主權原則不斷被侵蝕的環境中維護基本尊嚴？

英法空襲敘利亞、美國覬覦格陵蘭島、敘以關系快速推進，這些事件本身或許不會改變歷史進程，但它們所代表的邏輯轉變——從規則導向到交易導向，從價值同盟到利益聯盟，從秩序提供到秩序定價——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國際關系。世界正在告別一個相對穩定、可預期的時代，進入一個更加動蕩、需要不斷重新談判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靈活性、實力和戰略自主性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No.6717 原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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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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