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劉文彩的五姨太：比丈夫小26歲，2003年還在念叨“老頭子”

1950年春，四川崇寧縣的土地改革工作組踏入劉家大院時，人們才第一次看見那位神色恬靜的王玉清。她身著舊旗袍，無聲地站在偏院門口——沒人能想到，這位姿態溫婉的女子竟是劉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比丈夫小整整二十六歲。工作組記錄員悄聲嘀咕：“她今后怎么辦？”王玉清聽見了，只輕輕回一句：“日子，總得過下去。”

要弄清她的選擇，還得把時間撥回到1939年。那一年，軍閥割據的硝煙尚未散盡，川西富戶競相修園筑宅。45歲的劉文彩意氣風發，卻對先前的三房太太漸感倦怠。聽聞崇寧鄉下有個二十五歲、尚未許人的姑娘王玉清，他立刻托媒人快馬加鞭前往。媒人把劉家的富貴描得天花亂墜，王家父母心動不已，女兒卻猶豫不斷。可在鄉俗與親情雙重壓力下，王玉清終究被抬進了劉府。

迎娶那天，川西壩子鞭炮連響三里地，劉文彩不惜重金修建一處新公館。更讓鄉鄰咋舌的是，他還一次性給王家購置七十余畝良田，王家從此躋身“地主圈”。對二十多歲的王玉清來說，這樁婚事像是一場豪賭：賭自己的青春，也賭劉文彩的憐愛。

起初，她對年長自己太多的丈夫保持距離，但劉文彩幾乎事事遷就：赴廟會必讓她同行，裁縫進府量體裁衣也少不了她的份。劉府另外三房太太見勢不妙，暗生妒意，府內幾番暗流。劉文彩一次發病臥床，仍怒聲呵斥：“玉清的事，無須你們插手！”這種護短，漸漸熨平了她的戒心。

值得一提的是，王玉清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劉文彩的行事風格。她常勸丈夫“做點積德事”。從1940年起，劉家主動拿出部分租谷，減免災年租息；又撥銀三萬建小學校，讓周邊兒童免費就讀。相較于劉文彩早年的霸道，這些舉動的確少見。劉府師爺也承認：“太太說話，老爺是真聽。”

1948年盛夏，劉文彩舊疾復發，肺病愈演愈烈。王玉清看著滿院梧桐落葉，才第一次真切體會到“靠山要倒”的危機。她小聲對躺在榻上的丈夫說：“老頭子，你若不在，我該去哪里？”劉文彩掙扎著答：“成都那座大獨院給你，每年賬房撥銀一千兩。”白底紅字的遺囑，很快蓋上大印。

然而局勢風云突變。1949年12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成都，舊日的公館和倉庫被依法接管。王玉清失去了遺囑里的一切，只被劃出兩間平房暫住。她沒哭鬧，也沒拒絕，照例每天清晨拾掇院子，下午去附近織布社幫工換口糧。

1965年，因戶口審核，她被送回崇寧老家。昔日地主家的五姨太成了普通社員，扛鋤、放牛、掙工分，與鄉親同吃大鍋飯。知根知底的老人私下問她：“后悔不？”她擺擺手：“那都是命。”一句平淡，卻像錘子敲在旁人心口。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玉清因“封建家庭成員”身份備受沖擊，倉促逃往外婆舊屋躲避。那段荒涼歲月，她常靠縫補舊衣、采藥賣錢度日，鄰居偶爾聽見她念叨：“老頭子，當年你可真有本事。”

1982年，政策調整，王玉清獲準領取生活補助，每月十八元。錢不多，但足夠買米油。她從舊竹柜里翻出一張泛黃合影：劉文彩端坐靠椅，自己站在旁側，低眉淺笑。那張照片，被她用布包三層，放在枕頭底下。

進入90年代，周圍人家用上了黑白電視，王玉清依舊點煤油燈。村里孩子問她：“太婆，你的丈夫是什么樣的人？”她抬起微渾濁的眼睛，先愣神片刻，隨后輕聲說：“老頭子兇，也憐人。”短短七字，難以解釋幾十年恩怨。

2003年清明前夕，王玉清重病住院。護士夜里巡房，聽到老人含糊低語：“老頭子……我來了。”六月，她在病房安靜離世，享年九十二歲。那天，醫院檔案登記職業一欄填寫：農民。沒有人再提起她曾經的“劉家五姨太”身份。

王玉清的一生像一條曲折小河：流經富貴、沉入困厄，又悄然歸于平淡。從民國闊宅到社隊田壟，滄桑巨變盡收其身。有人感嘆她命運多舛，也有人說她得享厚愛，但無論旁人如何評說，她始終用一句“老頭子”概括過往，是眷戀，是怨尤，更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