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訊 | 數字殖民主義研究受關注：數字殖民主義不只是一種技術現象

近年來，將技術權力視為一種數字殖民形式的學術研究日益受到關注。來自傳播學、法學、計算機科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都開始運用這一概念或技術殖民、數據殖民、算法殖民等相關概念來闡釋數字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紐約大學研究生項目主任圖桑·諾西亞斯（Toussaint Nothias）近日于國際傳播學會（ICA）主辦的《傳播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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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活動擴展至數字領域

數字殖民主義是指通過控制技術基礎設施、數據流和算法決策將殖民力量擴展至數字領域。土耳其伊本哈爾敦大學博士教育負責人奧茲古爾·伊爾馬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傳統的殖民主義依賴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數字殖民主義則通過對云服務器、操作系統、社交媒體平臺和通信基礎設施的所有權和治理來運作。在數字殖民主義語境下，殖民的內容是人們的時間、行為、注意力等，是一種不需要通過征服領土來實現的權力形式。谷歌、亞馬遜、微軟等大型科技企業是這種新秩序的主要架構者，它們通過在全球范圍內提取數據，影響遠超其所在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進程，進而鞏固在全球范圍內的權力和地位。

大型科技企業通過集中式平臺積累了大量數據，并將其轉化為具備可預測性的商業和政治信息。伊爾馬茲解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數據成為資本主義的新原材料，用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用戶被轉化為數據勞動者，他們的勞動成果被不斷收割。伊爾馬茲對數字殖民主義的理解有兩個角度。一是對人類生活進行的殖民主義，即通過數據提取、行為分析、算法治理等來實現。在此情況下，人類本身變成了一個數據礦井，其痕跡被無休止地收集。二是殖民主義的延續，即數字基礎設施再現了作為帝國特征的經濟和知識等級制度。這兩個視角體現了抽取性和歷史性的雙重邏輯，共同將數字殖民主義定義為塑造21世紀政治、文化和經濟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們認為數字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在數字時代的更新，那么它的起源必須追溯到資本主義積累的基本結構。”伊爾馬茲表示，在經濟上，數字殖民主義可以被解讀為圈地運動和土地剝奪等原始積累的“來世”。歷史上，圈地把公共土地變成了私有財產；如今，部分西方大型科技企業通過數字公地的私有化運作，將曾經共享的文化、語言或認知資源變成平臺架構中可以獲取的資產。

就此而言，數據提取類似于早期種植園勞動或采礦經濟的提取形式。“原材料”已經從白銀、糖和棉花轉變為數據痕跡，但占用的基本原理依然存在。如今的數字無產者，特別是低收入國家的數字無產者在極度不穩定的條件下完成內容審核、注釋和各種形式的無形計算勞動。這種經濟層面的連續性表明，數字殖民主義不是一種斷裂，而是舊殖民邏輯的突變。

給全球南方國家造成傷害

數字殖民主義體現在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社會和經濟各方面，這些方面還會互相影響。伊爾馬茲分析稱，在政治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已成為影響選舉和塑造公眾輿論的工具。英國劍橋分析公司等企業對某些國家選舉的操縱表明，數據收集等策略可能會破壞脆弱的選舉環境，擁有數據和算法工具的外部行為者可以直接干預某一國家的國內政治。

在文化方面，數字殖民主義破壞了語言的多樣性，造成同質化。大型科技企業往往給予占主導地位的西方語言、價值觀和規范特權，并將其變成全球文化模板。由于平臺邏輯規范了特定的觀察和思考方式，地方文化、表達和認識論被邊緣化。算法推薦系統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文化扁平化，放大了與所謂“主流敘事”一致的內容，同時壓制了少數人的聲音。

在意識形態方面，算法本身就像一種無形的殖民機器。它們利用西方數據集和價值體系塑造不透明模型，對人類行為進行分類、排名和預測。相關系統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邊緣化社區造成了傷害。在這里，意識形態控制不是通過明確的宣傳，而是通過計算基礎設施來實現的，這些基礎設施決定了什么是可見的、可以想象的或合法的。

在經濟方面，數字殖民的后果體現為一種日益加深的依賴。大型跨國科技企業在云服務、廣告和應用生態系統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只給當地產業留下了很小的增長空間。利潤和數據向外流動，強化了一種殖民模式，即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原材料（現在以數據的形式），而發達國家獲取最終價值。

抵制數據無主地思想

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社會工作副教授杰西卡·魯斯-史密斯（Jessica Russ-Smith）表示，在許多大型科技企業看來，互聯網上的海量數據非常有價值。這些企業經常在互聯網上抓取照片、視頻、博客文章、繪畫作品等來訓練它們的產品，而這種抓取和使用數據的行為，往往沒有征得創作者同意或者沒有給予創作者任何補償。這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社區非常熟悉的場景，因為早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他們的人口、土地和知識都被以類似的方式對待，殖民帝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其進行剝削。如今，殖民主義的新形式——數字殖民主義正在產生。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科技巨頭正在利用算法、數據和技術控制他人，并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獲取數據。

“無主地是指未被任何國家有效占有或已被放棄的土地，他國可以通過先占取得主權，這一概念成為歐洲殖民擴張的法理工具，我們可以從人工智能企業在互聯網上收集數十億人數據的方式中看到無主地思想的痕跡。”魯斯-史密斯認為，要抵制無主地思想，從個人到地方和全球等各個層面都需要進行抵抗。未來，數據可能僅儲存在個人或社區的設備上，企業每次想要使用數據時都需要請求訪問數據。如此一來，數據將不再被視為無主地，科技企業將被迫通過行動確認數據所有權的歸屬。

對抗數字殖民主義的力量必須從結構、基礎設施和文化干預中產生。在伊爾馬茲看來，一個重要的途徑是創建可替代的數字平臺——本地擁有的、開源的、管理透明的、對本地負責的平臺。單靠微觀層面的行動，無法推翻全球平臺壓倒性的結構性力量。伊爾馬茲強調：“人們需要的是強有力、協調一致、國家支持的應對措施，如數據保護制度，以及能夠以集體力量與大型科技企業談判的地區聯盟。如果沒有這樣的結構性平衡，對抗行動只會是象征性的。”

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具體的行動可以包括建立數字主權控制框架、加強當地云計算能力、強制數據本地化，此外，還應增加投資以進行數字權利相關教育和提升公眾意識。伊爾馬茲建議各國大力支持開源生態系統和研究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專業知識和知識生產在當地扎根。區域合作，如非洲、拉丁美洲或亞洲圍繞數據治理的聯盟可以增強談判能力，降低技術依賴脆弱性。

在伊爾馬茲看來，最重要的出發點或許是放棄數字發展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維。部分人仍然認為西方技術是天生優越、不容置疑的，打破這種心態需要承認技術進步并非中立：它植根于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利益。而反制的力量不僅來自可選擇的基礎設施，也來自一種非殖民化的認知轉變、一種重新想象技術是為了什么以及它應該為誰服務的轉變。

數字殖民主義研究焦點

在學術界，將科技力量的全球擴張視為一種數字殖民主義的討論日益普遍，諾西亞斯表示，2018年以來，將科技企業與殖民主義聯系起來的學術出版物激增。有學者分析稱，數字殖民主義涉及多種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即強勢群體將其文化、知識和視角確立為普適規范，主要體現為大型科技企業進入全球南方市場時所奉行的“一刀切”模式。

諾西亞斯闡釋說，對數字殖民主義的批判旨在揭示這樣一種社會體系：少數關鍵參與者通過數字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運作（權力高度集中），攫取利潤、數據、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剝削）；確保人們對其產品的依賴，同時復制、加速甚至創造新的暴力形式，并強加特定的文化規范和價值觀（文化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都打著進步和援助的旗號（偽善）。與此同時，學術界對數字殖民主義的批判正在持續進行，并創造了許多新的術語，如“技術殖民主義”“加密殖民主義”“平臺殖民性”等。

在梳理當前關于數字殖民主義的學術研究焦點時，伊爾馬茲說，近年來，關于數字殖民主義的學術研究取得顯著進步，在幾個關鍵領域尤為突出。一是聚焦數字基礎設施的生態維度，通常被描述為數字時代的“生態殖民主義”。學者分析了建設和運維數據中心所需的鋰、鈷和其他礦物的開采如何再現了全球南方國家環境退化的殖民模式。這條調查路線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并非無關緊要，它與采礦、能源消耗和有毒電子垃圾深深糾纏在一起，都對全球南方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是算法治理，研究人員研究自動化系統如何構建公民身份、資源獲取方式和勞資關系。在這里，數字殖民主義被理解為由西方數據形成的算法規范的強加模式，進而擴展到全球。

三是涉及數據帝國主義，即少數企業和國家對數據的壟斷和商品化。學者們探討了數據流如何產生地緣政治不平等，公共話語如何在企業平臺上被私有化。在內容審核和通信私有化的背景下，將公共空間外包給私人平臺是當前研究的核心。

四是學者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后人類主義和超人類主義話語，研究永生、腦機接口、人類增強等如何反映出殖民思想的延續。這是一種超越極限、征服新的疆域和改造人類本身的思想，它們決定著技術發展的方向，并通過確定哪些群體的未來是被想象的、哪些群體的未來是被忽視的來加劇不平等。總之，這些研究方向揭示了數字殖民主義不只是一種技術現象，它是生態的、政治的、文化的、認識論的和本體論的。

本報記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