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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歲末,本該是年終獎發放、業績復盤的高光時刻,但對愛瑪科技不少員工來說,卻是一場猝不及防的職業風暴。據媒體報道,這家兩輪電動車龍頭正經歷一場遠超往年的人員優化——涉及多部門、裁員比例超50%,賠償標準低于行業慣例,甚至通過異地調崗、轉簽外包等方式變相施壓。這場被內部員工稱為“近幾年最猛烈”的裁員潮,不僅撕開了勞資關系的裂口,更暴露出企業戰略失焦與增長乏力的深層危機。
裁員背后的“焦慮”
此次裁員風暴的中心,正是愛瑪寄予厚望的高端子品牌“零際”。該品牌于2025年7月高調推出,意圖對標九號、極核等新勢力,切入3000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場。然而不到半年,團隊便從巔峰時期的80人銳減至約40人,近乎腰斬。
問題出在戰略定力上。據內部人士透露,“零際”初期因自研能力不足,試圖通過外部采購快速實現車輛智能化。但一年下來,外采系統與整車匹配度差、用戶體驗不佳,項目陷入停滯。眼看市場窗口即將關閉,管理層又倉促轉向自研路線,導致資源重復投入、產品節奏混亂。
這種“翻燒餅”式的決策,不僅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資金,更讓團隊士氣受挫。當市場尚未真正打開,內部已先亂陣腳,最終只能以大規模裁員收場。高端化本應是品牌躍升的關鍵一步,卻因缺乏技術沉淀與清晰路徑,淪為一次代價高昂的試錯。
與“零際”一同被重創的,是曾被視為“第二增長曲線”的國際事業部。數據顯示,該部門原有300至400人,計劃裁撤約180人,裁員比例同樣超過50%。更令人唏噓的是,這一曾由高管高輝親自掛帥的“戰略高地”,如今在財報中的存在感幾近于無。
2024年,愛瑪國際業務營收僅為2.35億元,占公司總營收約1%;到了2025年上半年,這一數字進一步萎縮至9036.55萬元,占比不足0.7%。這意味著,即便傾注人力物力,海外市場的回報微乎其微。
高層變動也印證了戰略重心的轉移。高輝曾同時執掌國內與國際兩大事業部,權勢顯赫。但在2025年組織架構調整中,他被剝離國內業務,僅保留國際板塊——而這塊“領地”本身正在被系統性收縮。他的邊緣化,不僅是個人職場的轉折,更是管理層對國際化戰略階段性失敗的承認。
愛瑪的出海困境,缺乏本地化運營能力、品牌認知薄弱、渠道建設滯后。在沒有扎實根基的情況下盲目擴張,最終只能以收縮止損。
增長幻象下的真實困局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裁員的操作方式。多位離職員工反映,公司并未普遍執行“N+1”的法定或行業慣例賠償標準,許多人僅拿到一個月工資作為補償。為降低解雇成本,公司采取了多種“軟性施壓”手段:借天津總部向重慶遷移之機,要求員工異地復工卻不提供補貼;以“違紀”“不適配”為由勸退;甚至強制售后員工轉簽第三方外包公司。
這些做法雖未直接違法,卻明顯游走在合規邊緣,激化了勞資矛盾。多地員工已提起勞動仲裁,內部彌漫著強烈的不公感與信任危機。
這種“節流優先”的人力資源策略,暴露出管理層對成本控制的極度渴求。在營收增速放緩、利潤承壓的背景下,裁員成為最直接的“止血”手段。但短期報表的美化,可能以長期雇主品牌受損、人才流失為代價——尤其在技術密集型轉型的關鍵期,人心渙散比財務虧損更致命。
表面上看,愛瑪2025年三季度仍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績單:營收同比增長20.78%,歸母凈利潤增長2.78%。但細究之下,這更多是基數效應與短期促銷的結果,難掩結構性隱憂。
外部環境正在劇變。電動自行車“新國標”全面落地,對車速、重量、電池安全提出更高要求,直接推高制造成本。而愛瑪的核心優勢,恰恰建立在2000元左右的中低端市場——這里用戶價格敏感度高,一旦終端漲價,銷量極易下滑。行業紅利消退后,曾經靠規模取勝的模式難以為繼。
當外部進入存量甚至縮量競爭,內部又缺乏敏捷高效的機制,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將急劇下降。此時選擇“修剪枝葉”固然能緩解短期壓力,但若不能在產品、技術、品牌上找到真正的新增長點,瘦身終將變成“失血”。
2026年,對愛瑪而言將是關鍵一年。若繼續依賴裁員和成本壓縮維持利潤,恐將陷入“越省越弱”的惡性循環。唯有在技術創新、品牌價值、組織活力上實現真正突破,才能穿越周期,從“大”走向“強”。
否則,今天的“優化”,或許只是明天更大危機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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