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工作了十年后，日本外派員也開始懷疑日本人一直深信不疑的“正確”

在日本社會中，“把事情好好完成”是一種幾乎不需要解釋的共識。流程是否完整、態度是否端正、資料是否準備充分，這些要素往往被默認為工作的基本前提，而不是需要反復討論的選項。正因為這種共識長期穩定地存在，日本人往往很少意識到，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選擇。

日比裕介的職業經歷，正好跨越了這種共識最容易失效的場景。

日比裕介出生于1977年，成長于奈良。學生時代，他前往中國長春的東北師范大學留學。那并不是一個以“中日交流熱”為背景的年代，留學本身更多是一種個人選擇，而非帶有明確目標的跨文化實踐。這段經歷并沒有立刻改變他的價值判斷，卻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接觸到一種與日本不同的生活節奏：時間的彈性更大，人際關系的介入更深，事情往往是在不斷調整中向前推進。

回國后，日比裕介進入日本旅行公司工作，從地方支店做起。后來，隨著公司逐步拓展中國訪日旅游市場，他被安排負責相關業務。這個崗位并不顯眼，卻極其考驗耐心。面對的并不是熟悉的日本客戶，而是決策節奏、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中國市場。行程會反復修改、需求臨時增加，在日本國內業務中屬于例外，在這里卻成了日常。

2010年前后，隨著上海世博會的籌備推進，日比被派駐上海當地法人。這次派駐持續了近十年，直到疫情暴發才被迫中斷。與不少外派人員主要活動在日本人圈子內不同，他很快融入了中國人同事的工作節奏。語言上的障礙較少，使他不僅能參與正式會議，也能聽到會議之外的真實想法。

在上海辦公室里，中國同事亮對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提出過一次直白的評價。在亮看來，日本人常常在“其實不做也可以”的事情上投入過多精力。對他而言，工作的核心在于是否推動事情向前，而不是是否把每一個環節都做到極致。

這種說法最初讓日比感到不適。因為在他的經驗中，加班往往并非源于形式主義，而是為了應對中國客戶頻繁變動的需求。行程、酒店、安排，在日本的邏輯中，一旦確定就意味著進入執行階段，而在中國客戶那里，卻常常仍被視為“可以再商量”的方案。日本式的反應，是通過更多準備來對沖這種不確定性。

但亮并不試圖糾正客戶的隨意性，而是將其視為工作的前提條件。在這種前提下，與其不斷補救，不如提前保留調整空間。亮所質疑的，并不是認真本身，而是缺乏取舍的認真。這種差異，表面上是工作態度的不同，實質上卻是對風險處理方式的分歧。

隨著私下交流增多，日比逐漸意識到，那些在會議室里被反復打磨的資料，未必比非正式場合中形成的判斷更具現實意義。并非流程無用，而是流程并不能覆蓋所有不確定性。

這種認知，也在中國的生活場景中不斷被強化。

下班后，日比常去公司附近的一家日式居酒屋。起初，這里只是一個普通的用餐地點。隨著來往增多，店里的中國人逐漸將他視為熟客。迎接他的不再是標準化的服務用語，而是更直接的稱呼。如果隔了一段時間沒來，還會被問起近況。店里忙碌時，他可能被放在一旁等候，服務員只簡單說一句“等一下，今天很忙”，并不會附帶任何解釋或道歉。

從日本服務業的標準來看，這樣的應對方式顯然不夠周到。但在這種環境中，他并未感到被怠慢。相反，當店里稍微清閑下來，店長娜娜會坐在一旁隨口聊起營業情況，抱怨遇到的客人，甚至直接表達對日本顧客“過于客氣、顯得疏遠”的看法。服務與閑聊交織在一起，客人與店員之間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

日比臨走時，店長也沒有固定的送客流程，只是一句隨意的“下次再來”。這種缺乏儀式感的互動，并非失序，而是建立在另一套判斷之上：一旦關系被確認，形式的重要性自然下降。

2020年夏天，疫情迫使日比結束在中國的長期生活，回到東京職場。重新進入日本工作環境后，他明顯感受到一種落差。日本職場的流程依舊嚴密，職責劃分清晰，“把事情好好完成”仍然是最高優先級。同事之間保持禮貌，卻很少產生超出工作范圍的互動。下班后的社交，也常常被加班文化所壓縮。

此時日比再回頭看，亮與娜娜口中“麻煩”與“冷淡”的日本，并非情緒化評價，而是對一種社會運行方式的概括。日本式工作風格，傾向于在行動之前消化風險，通過制度與流程換取穩定；中國式工作風格，則更擅長在不確定性中調整方向，通過靈活應對保持推進。

兩種方式并不存在絕對的高下之分。前者依賴高度穩定的社會信任，后者來自長期面對變化環境的經驗。當它們相遇時，沖突往往并非源于態度問題，而是源于對“什么才算把工作做好”的理解不同。理解這一點，或許比簡單比較效率，更接近現實，最后，你怎么看？

■文章來源：仲間と一緒に見た日本 ■執筆者プロフィール：日比 裕介（ひび ゆうすけ）會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