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困局：歷史選擇與現實迷途的雙重拷問

這場自上而下的現代化運動終究未能逃脫崩塌的命運。1979年，伊斯蘭革命席卷全國，沒有經濟危機的沖擊，沒有軍事失敗的拖累，卻因宗教訴求與社會矛盾的交織，讓世俗政權黯然離場。伊朗人民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選擇了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將美國稱作“大撒旦”，學生占領美使館扣押外交人員444天的事件，徹底激化了國際矛盾。這場革命看似是人民的自主選擇，卻為后續四十年的發展埋下了隱患——宗教與世俗的撕裂、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始終未能找到和解之道。

如今的伊朗正深陷多重困境。經濟上，通脹率飆升至49%，里亞爾對美元匯率五個月內暴跌30%，青年失業率高達25%，大量本科畢業生被迫從事外賣等基礎工作。石油作為經濟命脈，在美歐制裁下日產量跌至十年新低，“向東看”的戰略因基礎設施滯后難以落地，財政缺口只能靠印鈔填補，形成惡性循環。社會層面，城市化率突破80%帶來的世俗化浪潮與宗教傳統產生激烈碰撞，超過半數民眾認為女性頭巾佩戴應屬個人自由，三分之二的清真寺日均客流不足十人，宗教權威持續衰退。

外部環境的惡化更讓局勢雪上加霜。美國與以色列的持續施壓從未停歇，特朗普政府不僅多次威脅“嚴厲打擊”，更被曝聽取對伊軍事打擊方案，國務卿與以色列總理密集通話協調立場。伊朗官方譴責美以通過“認知戰”煽動內亂，聯合國數據顯示2025年伊朗死刑執行量超1500例，約四成與示威相關，社會對立不斷加劇。盡管政府呼吁團結、承諾根除腐敗，軍方誓言捍衛國家利益，但斷網限流、數字監控等管控手段，難以彌合深層次的社會裂痕。

小巴列維號召群體行動引發響應的現象，恰恰印證了巴列維時期現代化成就的殘留號召力。當年那場放棄經濟繁榮、選擇宗教主導的革命，如今正面臨歷史的反向拷問。一個擁有豐富資源、高素質人口和輝煌歷史的國家，為何在四十年間從發展新星滑落至動蕩邊緣？核心答案在于未能解決好內部治理的根本問題，也未能處理好與世界的相處之道。

伊朗的困境再次印證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國家的強大最終要靠自身建設，外部的同盟與依附都無法替代內部的穩定與發展。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的深意，正在于看清了地緣政治的復雜性與國家利益的本質——生意合作可以互利共贏，但國家發展的根本出路，永遠在于解決自身的矛盾、夯實自身的根基。

當前的伊朗，內部矛盾積重難返，外部壓力步步緊逼，局勢走向充滿不確定性。但無論未來如何演變，伊朗的發展歷程都為世界提供了重要啟示：現代化不能脫離本國國情，制度選擇需要兼顧傳統與現實，而任何政權的合法性，最終都建立在民生的改善與民眾的認同之上。歷史無法重來，但教訓值得銘記，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封閉與開放之間找到平衡，仍是伊朗乃至許多國家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