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上沒講，紅旗落地前五年，蘇聯內部究竟發生了什么？

1985年3月，那個頭頂有著標志性“地圖”的男人走進克里姆林宮的時候，手里的牌其實好得嚇人。

當時蘇聯國庫里，實打實的黃金儲備就躺著1000多噸，賬面上還趴著120億美元的硬通貨。

結果呢？

僅僅不到6年，這艘超級巨輪不僅把老本揮霍得一干二凈，還倒欠了500億美元的外債，財政赤字直接炸到了3000億盧布。

很多人后來總說蘇聯解體是“命中注定”，是絕癥治不好，好像戈爾巴喬夫就是個倒霉的接盤俠。

但我查完資料發現，這事兒真不能全怪“命”。

當時這艘船雖然生了銹，但根本沒到沉的地步，真正把船底鑿穿的，恰恰是這位新船長一系列令人窒息的“騷操作”。

這簡直就是中了歷史彩票，一夜暴富，然后用兩代人的時間把家敗光。

咱們把時間撥回戈爾巴喬夫剛上臺那一會兒。

那時候蘇共高層其實比誰都清楚，不改是不行了。

當時擺在辦公桌上的經濟改革方案足足有五份，其中最靠譜的一份，來自列寧格勒的“一把手”羅曼諾夫。

這老哥是個真正的技術流，也是當時蘇聯最懂計算機和信息化的專家。

他在列寧格勒搞的那個“產學研聯合體”，把科研機構和工廠直接捆綁，效率高得嚇人。

如果按他的路子走，蘇聯搞不好早就走上“科技集約化”的大道了。

可戈爾巴喬夫咋干的？

他連看都沒看那些方案，反手就把比自己懂經濟的羅曼諾夫給撤了。

理由特別簡單粗暴：一山不容二虎。

為了坐穩位置，他寧愿用那個聽話但平庸的親信雷日科夫，也不用能干的對手。

當朝的一把手只聽得進好話，這事兒能好？

新官上任三把火，戈爾巴喬夫燒的第一把火，直接就把自家房子點著了——那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禁酒令”。

他想立威，想讓蘇聯社會瞬間有個“新氣象”，于是根本不管蘇聯人幾百年的生活習慣，更不管經濟規律，上來就是一刀切。

這命令下得有多荒唐？

在摩爾達維亞和格魯吉亞，鏟車直接開進了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葡萄園，釀酒廠被強行拆毀，工人們看著被搗毀的設備在那哭。

結果怎么樣？

僅僅三年時間，蘇聯財政就因為酒稅沒了，直接損失了670億盧布。

我剛才特意查了一下，蘇聯1980年全年的財政收入也就4000億盧布左右。

這一下就把國庫砍了個大口子。

更要命的是，酒是不賣了，但酒癮還在啊。

老百姓開始瘋狂搶購食糖、鞋油甚至廉價香水，躲在家里私釀土酒。

這直接導致了市面上日用品的全面短缺，連糖都買不著了。

這哪是改革？

這哪是治病，簡直就是揮刀自宮。

如果說禁酒令只是讓蘇聯“皮肉受苦”，那接下來的“加速戰略”就是直接傷筋動骨了。

戈爾巴喬夫腦子一熱，提出要優先發展機器制造業，要求全蘇聯的工廠把現有設備報廢三分之一，全部換成新機器。

錢從哪來？

借！

機器從哪買？

進口！

于是，蘇聯寶貴的外匯像流水一樣花出去，買來了昂貴的西方設備。

可是國內配套的技術人員和管理體制根本跟不上，無數嶄新的進口機床就在倉庫里生銹、吃灰。

這就好比你花大價錢買了臺法拉利，結果還在村里的泥地開，最后還得靠牛拉。

他又搞了個半吊子的“企業自負盈虧”，讓習慣了聽指令的國企突然去海里游泳。

結果就是，企業為了利潤，不再生產廉價的必需品，導致市場上商品進一步匱乏。

后世大家記憶中那個排長隊買面包的蘇聯，就是在這個時期被人為制造出來的。

花未來的錢，買現在的廢鐵，這波操作屬于是把家底往窗外扔。

眼看經濟改革搞成了一鍋夾生飯，老百姓都受不了了，正常的領導人這時候該檢討政策了吧？

但戈爾巴喬夫不，他覺的是底下人執行不力，是體制在阻礙他。

于是，一場以“政治改革”為名的清洗開始了。

這也是最讓人心寒的一幕：他把矛頭對準了那些真正的專業人士。

1986年，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還有2650名頂尖的經濟專家，那是蘇聯經濟的大腦；到了1988年，被他清洗得只剩下1000人出頭。

填補進來的全是些不懂業務的“民主派”和投機分子。

短短三年，中央部門的一半精英被裁撤。

把大腦切了，手腳還能聽使喚嗎？

更諷刺的是，當這位“改革設計師”在臺上高呼“公開性”和“新思維”的時候，他在臺下干的事兒卻極其齷齪。

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爆發，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大災難。

當時的烏克蘭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第一時間請求疏散群眾，但戈爾巴喬夫為了粉飾太平，不僅拒絕，還拿黨籍威脅謝爾比茨基：必須按原計劃在基輔搞五一節游行！

無數烏克蘭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暴露在輻射塵埃中。

而就在同一時期，戈爾巴喬夫卻在克里米亞的福羅斯，給自己修一座極盡奢華的私人別墅。

大理石是從意大利運的，馬桶是西德進口的，光裝修費就花了8.5億盧布。

也就是在核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為了自己的享樂揮霍了巨額財富。

這種強烈的反差，直接導致了烏克蘭等加盟共和國的徹底幻滅，民族主義的火種就此被點燃。

一邊讓百姓吸核輻射，一邊給自己修這“避世天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人民公仆”吧。

故事的結局充滿了一種荒誕的宿命感。

戈爾巴喬夫為了制衡黨內的反對派，一手提拔了葉利欽，又為了保住權力打壓葉利欽；他挑選了亞納耶夫這種“老實人”當副總統，以為這樣就沒人能威脅他的位置。

結果，正是這些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間的人，最終聯手把他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當“八一九事件”爆發，那些原本的親信發現這個國家以經被折騰得奄奄一息時，試圖力挽狂瀾卻為時已晚。

而葉利欽的反擊更是赤裸裸的權力游戲：既然你在蘇聯總統的位置上賴著不走，那我就把“蘇聯”這個平臺給拆了。

1991年那個寒冷的冬天，幾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在別洛韋日森林里簽了個字，宣布蘇聯解體。

這哪是什么歷史的必然？

這分明就是為了把戈爾巴喬夫趕下臺而搞的“釜底抽薪”。

直到最后簽署辭職聲明的那一刻，戈爾巴喬夫可能都沒想明白：那個擁有鋼鐵洪流、讓西方顫抖的超級大國，其實并不是死于敵人的炮火，而是死于他這個“庸醫”的一場場失敗的手術。

所謂的“必然解體”，不過是后人為這場巨大的政治荒誕劇找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參考資料：

雷日科夫，《大國悲?。禾K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

麥德維杰夫，《戈爾巴喬夫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