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我認為這樣的綁定如同雙向奔赴。在雍正四年處理查嗣庭試題案的時候，海寧查家立刻獻出《全唐詩》的雕版來表達自己的忠心。乾隆六次下江南總是繞路錢塘江，表面上是去觀賞潮水，實際上是去驗收海塘工程。當年負責主持這個工程的浙江巡撫郭世隆，是康熙親征噶爾丹時糧草總管的后代。這樣的君臣之間的默契，比《鹿鼎記》里韋小寶和康熙那種虛構的交情更值得去仔細思考琢磨。
最確鑿的證據存在于基因之中。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實驗室在2016年對愛新覺羅家族的DNA進行比對時，發現Y染色體上的某一特異標記在福建的陳姓以及浙江的王姓人群中高頻出現。《清實錄》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康熙五十年閩浙總督范時崇請求修建宗祠，在奏折中附帶提及一句話，稱自己的祖父范承謨曾經擔任過福建總督，遺留下來的恩澤仍然存在。康熙的朱批“知道了”三個字的墨跡顯得非常深透。范承謨是清初在劃界禁海的時候極力保全閩商的官員，這一層關系在百年之后仍然發揮著作用。
當代所產生的回響是值得去進行琢磨的。在2024年臺灣地區進行選舉的時候，有一個候選人的族譜顯示他的祖先鄭用錫是清朝道光九年的進士。并且鄭氏的祖籍是漳州，還和施瑯收復臺灣時帶去的閩南兵的后裔通婚了十代。這樣相互關聯的紐帶，比任何政策宣言都更早地預示了兩岸是一家的情況。
這么來看，所謂換一種學習方式其實是對歷史慣性存在誤解。在2025年新加坡晚晴園展出了《南洋愛新覺羅族譜》，其中包含著東南亞華人與清皇室通婚的記錄，這只不過是舊有的模式在跨洋的情況下進行復刻罷了。從康熙開啟海禁到閩粵地區的人們下南洋，潮水流動的方向一直沒有發生改變。
或許真正的綁定并非存在于詔書中，而是存在于很多看似偶然的因果鏈條里面。例如雍正給年羹堯的朱批提到讀書深入內心的人才能懂得這個道理，與其將其看作是訓誡，不如將其看作是對一種共生邏輯的確認。當愛新覺羅的騎兵弓弦接觸到江南的蠶絲時，發出的本來就是同一根弦上的和鳴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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