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農商行給王暉的“硬任務”：上市、補短板、協同作戰

導語：助推成都銀行IPO并打造城商行標桿后，59歲的王暉火線接棒，時間已然緊迫。

長期由直轄市銀行主導的農信體系格局，正被悄然改寫。

1月5日，在邛崍市人民政府與成都農商行的座談會上，王暉以成都農商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身份亮相。

而就在四天前，這家銀行剛剛公布一個里程碑——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其資產規模正式突破一萬億元大關。

在中國農信體系的金字塔尖，萬億級農商行長期以來是直轄市的“特權”。從重慶農商行(601077.SH)、北京農商行，到上海農商行 (601825.SH)、廣州農商行，無一不背靠行政級別極高、金融資源極度集中的超級城市。

而今成都農商行入局，打破了這一行政維度的刻板印象，成為全國首家躋身“萬億俱樂部”的非直轄市農商行。

在區域經濟增速換擋、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成都農商行的“破局”，頗令業界關注。

當一家脫胎于農村信用社的地方銀行，體量龐大到足以影響區域金融穩定時，它所面臨的挑戰，或許比攀登萬億高峰本身更為險峻。

長期以來，全國農信系統始終面臨資本補充、治理結構和風險管控的 “不可能三角” 困境。

絕大多數縣域農商行受限于地域經濟的單一性，難以做大；而少部分試圖做大的機構，又往往倒在了盲目擴張帶來的壞賬泥潭中。

隨著監管容忍度收緊與風險處置成本高企，金融資源正加速顯化出治理規范、資產優質的頭部法人集中的“馬太效應”。農信體系已從過去的 “全面開花” 走向 “頭部集中”，跨越萬億規模的成都農商行，正是這一趨勢的典型標志物。

在成為“例外”之前，成都農商行剛剛經歷了一場罕見的風險出清與治理重構。

2011年至 2020年，安邦保險集團作為控股股東入主后，將其視為金融版圖擴張的杠桿支點。那段時期，成都農商行資產規模狂飆，但也埋下股權結構混亂、關聯交易失控、內控體系失效的隱患。

安邦系時期留下的“六宗罪”，包括未經監管許可的股權變更、違規開展重大關聯交易、以及通過非標業務掩蓋風險等，一度讓這家銀行游走在懸崖邊緣。2017年，原行長李軍因負有直接領導和管理責任，被取消高管任職資格5年。

隨著安邦風險處置推進，成都興城投資集團等市屬國企接盤，2020年成都農商行正式回歸國資懷抱。此后三年，從清理代持股權、規范股東資質，到重構 “三會一層”、建立關聯交易防火墻，這家銀行完成了一場脫胎換骨的重生。

因此，2025年末的 “萬億” 規模，更像是治理修復與風險收縮后的 “恢復性增長”，而非單純的規模擴張。

站在經濟新周期的關口，市場更關心這萬億資產的 “含金量”。

從行業趨勢來看，深耕當地的城農商行，天然具有優勢。其本地客戶黏性較強，且大行存款利率上限被約束后，中小銀行略高的存款利率對利率敏感度較高的客戶吸引力顯著提升，推動中小銀行存款實現穩健增長。

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小銀行存款同比增長8.9%，同期貸款同比增長5.4%，貸款和債券合計同比增長8.2%。

具體到成都農商行，其存款優勢更為突出。

依托80% 位于縣域的網點布局，該行積累了龐大的存款基礎，這也成為其風控穩健的重要支撐。截至2025年上半年，其不良貸款率僅 1.02%，撥備覆蓋率超過441%。

這份 “穩健”，得益于其信貸投放高度集中于熟悉的成都本地市場，且大量涉農與小微貸款由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分擔風險。

不過，成都農商行的盈利能力與同級別的重慶農商行、上海農商行相比，仍存在肉眼可見的差距。

2025年前三季度，該行歸母凈利潤60.09億元，增速回落至個位數區間，而同期重慶農商行、上海農商行凈利潤已穩居百億量級。

差距的根源，在于業務結構的“傳統”與“單一”。利息凈收入依然占據了其營收的絕對大頭，非息收入占比長期低位徘徊。在利率下行、存貸利差不斷收窄的行業寒冬中，這種依賴規模驅動的盈利模式，正面臨邊際效益遞減的嚴峻挑戰。

2025年4月，面對證監會提高后的基金托管資格門檻，成都農商行選擇撤回申請；而在中基協發布的2025年上半年公募基金銷售保有規模百強榜單中，該行亦未能上榜。

跨入萬億規模的中大型農商行，可以通過承接基建項目、做大對公貸款迅速堆積資產規模，但在需要精細化運營、投研能力支撐的財富管理、資產托管等輕資本業務上，規模并不會自動轉化為能力。

理財業務的處境同樣佐證了這一點。截至2024年末，成都銀行(601838.SH)表外理財余額約為700億元，尚未設立獨立的理財子公司，且規模僅為頭部城商行的幾分之一。

在“存款立行”的傳統思維慣性下，如何構建第二增長曲線，避免陷入“大而不強”的陷阱，是這萬億巨輪必須直面的暗礁。

站在破局轉型的十字路口，一把手的更迭背后，往往承載著特殊的使命。

2025年8月17日，成都農商銀行公告確認王暉將調任該行，擔任黨委書記，并獲提名擔任董事長。

現年59歲的王暉，于2005年加入成都銀行并出任行長，2018年升任該行董事長，原定任期至2027年6月11日。在加入成都銀行前，他曾長期于建設銀行(601939.SH)任職，歷任建設銀行成都分行投資信貸處處長，建設銀行成都市第六支行行長、第一支行行長等職位。

王暉曾一手推動成都銀行上市并打造為城商行 “明星股”。在王暉任職期間，成都農商行總市值較上市當年已翻番，股價連續四年位居A股上市銀行前四，市凈率連續兩年位居A股上市銀行前二。

國資股東將這樣一位擁有豐富上市銀行管理經驗的“老將”調任成都農商行，意圖十分明顯。

一方面，希望將成都銀行在規范化治理、零售轉型和市場化運營上的成功經驗，通過 “人” 的流動復制到成都農商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強烈的緊迫感，王暉接近退休年齡，任期窗口并不寬裕，成都農商行已無長周期試錯空間，必須直奔 “補短板” 與沖刺IPO的主題。

成都農商行接下來的任務，不會再是長周期的試錯，而是直奔主題的“補短板”與沖刺IPO。

作為目前萬億級農商行中少數尚未上市的機構，成都農商行的上市輔導已持續三年。王暉的到來，被視為上市進程加速的信號。但相比于他熟稔的城商行，農商行股權結構更復雜，歷史遺留問題更棘手：如何處理龐大的村鎮銀行資產，如何在堅守支農支小定位的同時講好資本市場故事，都需要這位老將付出極大智慧。

隨著王暉履新，四川區域金融體系的“三駕馬車”格局愈發清晰。

成都銀行作為上市城商行，憑借靈活機制和市場化能力，主攻城市中高端客群與跨區域業務，扮演 “沖鋒隊” 角色。

四川銀行依托省級平臺優勢，聚焦全省重大產業項目與地方債整合，承擔“主力軍”的使命。

而成都農商行，則憑借80%位于縣域的網點深度和龐大的存款基礎，守住縣域與普惠金融的基本盤，發揮“壓艙石”的作用。

這種強調優勢互補的錯位發展，有望避免區域內同質化惡性競爭。

更重要的是，王暉的跨機構任職，為打破機構壁壘、推動協同創造了可能。成都銀行的理財產品可通過成都農商行的鄉鎮網點觸達下沉市場，而成都農商行的涉農資產也能對接成都銀行的資金優勢，在銀團貸款、同業業務、理財代銷等領域形成合力，激活川蜀金融的整體效能。

在當前宏觀環境下，規模的護城河正在變淺。當息差跌破警戒線，規模效應帶來的紅利逐漸被管理成本邊際上升所抵消，銀行業的真正考驗才剛剛開始。

未來三到五年，將是成都農商行驗證“萬億成色”的關鍵期。它需要證明自己不僅能依靠政策紅利和區域慣性擴張規模“做大”，更能通過數字化轉型、中間業務突破和精細化管理“做強”。

對于王暉和成都農商行管理層而言，萬億之后的每一步，都將是在重構地方金融的價值坐標系。

成都農商行的探索，早已超越一家普通農商行的發展命題。

它關乎農信體系如何擺脫行政層級束縛，在區域經濟中找到新的生長點；關乎地方銀行如何在規模與質量、傳統與創新、政策使命與市場邏輯之間找到平衡；更關乎中國金融體系如何從 “規模崇拜” 轉向 “價值深耕”，讓金融活水真正精準滴灌實體經濟的每一寸土壤。（阿爾法工場金融家）